一、中國共產黨綠色發展理念的辯證內涵
（一）要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綠色發展理念的辯證內涵，必須先搞清楚造成當代中國生態危機的原因
第一，中國當代的生態危機是工業化初期的必然代價。人類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向自然索取甚至不斷破壞自然的過程，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這種索取和破壞成幾何級提升。隨著科技的發展，這種從索取到產出的效率也在不斷提高。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污染問題就無時無刻不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這是世界的普遍性問題，但是相對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仍然是次要矛盾。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工業革命時代就已經深刻認識到近代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作了深入分析。但是絕大多數人仍然沉浸在人類征服自然的巨大喜悅中，仍然沉浸在對巨大物質利益的追求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高污染的現代工業首先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引起重大生態危機，發達國家開始經歷一個從嚴重污染到立法治理再到產業升級轉移的長期的痛苦的過程。比如日本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頒布了一系列全國性環保法令：《工業用水法》（1956年）、《自然公園法》（1957年）、《關于公用水域水質保護法》（1958年）、《關于限制工廠排水等法律》（1958年）、《下水道法》（1958年）、《關于水洗煤炭業的法律》（1958年）、《關于限制建筑物采用地下水法》（1962年）、《防止公害視野團體法》（1965年）、《關于整頓防衛設施環境法》、《公害對策基本法》（1967年）、《大氣污染防治法》（1968年）、《噪聲控制法》（1968年）、《城市規劃法》（1968年）和《公害糾紛處理法》（1970年）等。
中國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雖然在時間上有所滯后，但是以發展階段相比較則頗為相似。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才開始高度重視工業發展造成的污染問題，并推進環保立法。20世紀80年代，環境保護被列為基本國策，環境資源立法進入迅速發展階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先后制定和頒布了《海洋環境保護法》（1982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大氣污染防治法》（1987年）、《森林法》（1984年）、《草原法》（1985年）、《漁業法》（1986年）、《礦產資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野生動物保護法》（1988年）、《大氣污染防治法》（1995年修改）等相關法律，尤其是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開啟了中國環境保護的新階段。
綜上所述，生態危機是工業化初期的普遍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很少意識到現代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即便如英國在1821年就頒布了第一部防治大氣污染的法案，依然不能阻擋全國性嚴重的生態危機發生發展，這在本質上是由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決定的。
第二，中國當代的生態危機是現代工業迅速發展與發達國家高排放產能轉移雙重因素造成的。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才進入迅速工業化階段，這個不能逾越的發展階段成為中國當代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新中國成立以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是中國人民的歷史責任。在改革開放以前，雖然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國民經濟體系，但是工業產值非常低，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比較低。據統計，1978年，中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1/10，[1]而人口則是美國的4倍多，即便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僅有0.5%的世界人口人均GDP低于中國。[2]這種極端落后的情況是中國大力發展現代工業的重要原因，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展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改革開放正值發達國家大規模開展環境保護、淘汰落后產能并實現落后產能轉移的重要時期。這一時間點的重合一方面有利于中國以較小的代價引進相對于自身更先進的西方技術，另一方面也為中國迅速擴大的生態危機埋下了隱患。與這一過程相伴的是發達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化”過程，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比如，1980年，我國工業制品出口額僅90.1億美元，2009年增長到11384.8億美元，[3]增長126倍。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發達國家高度重視的高科技、低污染產業并沒有轉移到中國。比如今天被人熟知的波音、空客、微軟、IBM等重要的跨國公司，只是把生產加工環節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波音、空客的組裝甚至最近幾年才落戶中國。美國、日本的鋼鐵公司依然在生產中國很少生產甚至不能生產的高端鋼材。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年中國鋼材生產112557.2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七成，出口9378萬噸，同時又進口1443萬噸高端鋼材。[4]
綜上所述，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正處于工業化的重要時期，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需求，就必須加大向自然索取的力度。由于又與發達國家治理污染、轉移落后產能、“去工業化”的時間相重疊，一則有利于中國快速發展，二則使中國更快地陷入嚴重的生態危機。這種生態破壞既有中國人為滿足自身需求而對自然生態的破壞，更有為滿足歐美需求的工業制品出口而造成的生態破壞。這種疊加作用成幾何級破壞中國的生態環境。改革開放僅僅30年，中國走過了西方200年的工業化發展道路，也形成了發達國家經過200年發展才凸顯的生態危機。
（二）中國共產黨綠色發展理念的辯證內涵
從社會發展的客觀角度，我們必須辯證分析綠色發展理念的內涵。
第一，綠色發展理念的關鍵是發展。雖然發展與污染是一對矛盾體，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本質屬性，為了生態環境而不發展是不符合人類利益的，人們只能是通過科技進步推動更有效率的發展。從綠色發展理念來說：沒有發展的綠色就是貧困和落后，就是繼續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GDP，國民實際收入仍然非常低，區域發展不平衡，貧富分化嚴重，科技創新乏力，經濟增長趨緩。可以說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較低的社會發展水平的矛盾依然非常尖銳。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歐美宣布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周邊形勢也日益復雜。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困難重重，既有國內調結構的壓力，解決生態危機的緊迫，又有發達國家的圍堵。只有堅持發展，才能將民眾團結起來，只有堅持發展，才能真正改變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力量對比，形成和諧公正的國際環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二，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綠色生態理念。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5]深刻體現了中共中央對綠色發展的重視。首先，只有推進綠色發展才能根本解決日益嚴峻的甚至危及民眾生命健康的污染問題。進入21世紀，中國的生態危機開始大規模集中爆發，不嚴格治理就不能維護民眾的生命健康，就不能體現黨為人民服務的本質。其次，只有推進綠色發展，才能保證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背景下，永續發展更有意義。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對自然的掠奪是對立統一存在的，一旦窮盡了對自然界的索取，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點。當下中國，不少人關注中國自然環境的承受力問題，實則是對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擔憂。
第三，堅持國內綠色發展與全世界綠色發展相統一，不能使綠色發展理念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遏制中國發展的工具。由于中國體量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挑戰發達國家的實力，這種情況下，炒作中國生態危機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攻擊中國甚至干涉中國內政的重要手段。中國必須警惕并防止影響中國發展的別有用心的言論。
首先，仔細界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綠色發展中的責任。全世界已經深刻認識到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污染嚴重的重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被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發達國家生產低端的、高污染的、不可替代的初級或者低級工業制品。同時，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耗也遠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在世界生態危機治理中，發達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果不能統籌國內與國際，中國將很難打破處于食物鏈底端的處境，也幾乎不可能實現自身的綠色發展。其次，打好輿論戰，積極應對國外攻擊尤其是國內不良媒體的呼應。打好輿論戰，必須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被外國利用。還必須做好媒體監督工作，對于大肆傳播謠言或者借助生態危機蠱惑民心的自媒體要嚴格管理甚至取締，要分清正確批評與蠱惑民心的界限。更要提高民眾尤其是黨媒從業人員的素質，使他們深刻理解生態與發展的關系以及中國的生態現狀。
二、改革開放為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一定的物質、知識、技術儲備，為破局生態危機走綠色發展道路奠定了基礎。
（一）發達國家治理生態危機的特點與經驗
第一，發達國家進行生態治理并取得成效都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實現的。主要發達國家都是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開始大規模推進生態危機治理，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物質發展水平為生態治理奠定了經濟基礎，同時也一并證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迅速工業化是發達國家生態危機的主要原因。
通過表1明顯發現，1950—1980年，世界主要國家經濟發展迅速，30年間美國GDP總量增長9倍，英國增長15倍，前聯邦德國增長39倍，日本更是增長98倍。GDP總量的爆炸式增長也造成主要國家污染日益嚴重，開始引起政府與民眾的重視。當時比較著名的事件有：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30年12月）、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1948年10月）、倫敦煙霧事件（1952年12月）、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20世紀50—80年代）、日本水俁病事件（20世紀50年代）、日本釜山骨痛病事件（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米糠油事件（20世紀60—70年代）、北美死湖酸雨事件（20世紀70—80年代），等等。這些著名的生態危機事件席卷了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越是發展迅速，生態危機大事件越多。但是，主要發達國家于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逐漸制定并完善了環保法規。主要原因即為社會發展與掠奪環境的對立統一關系，社會發展階段對生態保護的制約。20世紀前期中期，雖然已經出現較多的環境危機事件，但是人們對財富的追求依然遠遠大于民眾的健康感受，而且軍備競賽也不允許人們放慢發展速度，同時生態保護的新技術也較少。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背景已經徹底改變，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治理終于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表1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主要發達國家GDP總量與人均GDP[6]
第二，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治理是科技發展與高排放產能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環保技術飛速發展。具有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特點，這既是發達國家的主要增長點，也使發達國家又一次抓住先進技術，繼續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勢。以美國為例，“1970年美國環保產業總產值390億美元，占其GDP的0.9%，1985—1990年美國環保產業的增長率為5%—12%，1991—1996年下降為1%—5%。2003年美國環境產業的總產值為3010億美元，30年增長了近8倍，年均增長率近7%，而同期美國GDP年均增長率為2%—3%，占當年美國GDP的2.74%，實現利潤200億美元，創造利稅450億美元。2008年其環保產業總產值已增長到3157億美元，吸納就業人數187萬人。2010年該產值達到3570億美元，吸收就業人數539萬人。”[7]這組數字充分說明美國應對生態危機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同時事實也證明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的生態環境有了明顯的好轉。由于嚴苛的法律以及某些大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的清醒認識，不少重污染企業也在主動謀求轉型。比如美國最大的化學工業企業杜邦公司，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確立了“安全、健康、尊重待人和保護環境”的企業發展理念，逐步退出了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傳統化工領域，其核心產業轉而進入精細化工和高科技材料方向。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民眾的環保運動、政府的政策引導以及企業自身發展的預期，推動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技術的儲備創新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的新興民族國家，為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排放產業提供了機遇。這些國家和地區急需大量的發達國家的淘汰技術實現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與此同時，主要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法令執行越來越嚴格，但是又不能擺脫對高排放產業的需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排放產業或者直接利用高排放技術在發展中國家開設工廠，再或者向發展中國家加工訂貨的模式成為當時的幾種選擇。
以20世紀70年代前期中國大規模引進西方設備技術的“四三方案”計劃為例，以上特點就表現得非常明顯。從當時的國內背景來看，近十年的社會動亂導致中國工農業生產不足，甚至已經開始影響社會穩定與黨的執政，尤其是科學技術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1974年1月，國務院在計委呈交的有關報告的批語中就提到：“從國外進口化肥、化纖等成套設備，目的是為了爭取時間，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8]同時，歐美發達國家面臨著產能過剩以及轉移高排放產業的重大歷史選擇，再加之與西方關系趨暖，該引進計劃最終成行。從該計劃的實施及效果來看，引進的設備主要是20世紀60年代開發的較為先進的技術，再加之5—10年的建設周期，到設備形成規模效益時，已然落后發達國家15年左右。與此同時，還必須充分注意到，此次引進計劃主要是引進設備，對相關的成套技術幾乎沒有涉及，即便是部分相關軟件的引進，也出現了原產權國不出讓技術而不得不求助第三國的情況。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又一次大規模引進西方設備技術，仍然沒有根本擺脫“進口生產能力”的偏向。[9]時至今天，我們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比如中國是高污染高浪費水的各類牛仔褲的生產基地，是高排放低附加值的鋼材生產基地，是高污染的電子元件生產基地。這些現象充分說明：發達國家通過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口設備而不是技術或者直接開設工廠，將發展中國家打造為制造業基地，實現了工業污染的轉移。由于限制技術轉讓，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能力乏力，并沒有通過日益增長的GDP有效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持續增加物質財富的挑戰，這使得在引進西方設備技術時，主動或被動地失去議價能力，無法形成談判優勢。
第三，制定嚴苛的環保法令、政策并強力執行是生態好轉的重要保障。美國工業化以來，先后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環保運動，分別為19世紀后期、20世紀前期和20世紀后期，這說明生態危機早已為人類知曉。但是只有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第三次環保運動取得重大成效。這里不得不說的就是法令法規的制定及執行問題。這是由生態危機造成的發展危機日益嚴峻造成的。20世紀60—80年代，美國政府主要采取“命令+控制”的環保政策，通過頒行一系列強制性法令，增加環保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刺激環保產業發展。[10]這些環保措施推動了美國環保產業的發展，比如大氣污染控制技術、污水處理技術、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等均在這一時期得到迅速發展。此后，美國的政策也越來越完善，經濟、稅收、財政等手段得到更多的利用并推動了環保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美國還設立了不同類型的數量眾多的環保組織，以美國的十大環保組織會員數為例，“在1965年還不到50萬，1985年升至330萬，1990年則達到了720萬”。[11]這些環保組織涉及各個領域，經費日益充足，與反環保勢力進行了激烈的斗爭，不但推動了生態環境的改善，而且不斷制度化，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改革開放為中國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第一，改革開放為中國綠色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如前所述，經濟發展與生態治理是一對矛盾，作為一窮二白發展起來的新中國，必然要擇其一端而行之。中國改革開放前二十年的環境治理，類似于美國前兩次環保運動。由于發展壓倒一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壓倒一切，由于工業化帶來的生態危機尚未真正顯現，從企業到民眾甚至政府都沒有對環保事業投入較多精力。時至21世紀，中國已經具備了推動生態危機治理的經濟實力，民眾、政府甚至企業都開始關注這對矛盾的另一方面。從GDP總量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人均GDP來看，2010年為4434美元，2015年為8016美元。如果僅看單純的名義GDP和人均GDP數字，已經達到甚至超過20世紀50—7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果從實際發展程度以及購買力的角度來計算，也幾乎相當于當時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按照林毅夫根據國際通用的2005年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2015年中國的人均GDP相當于美國1968年水平的1/5[12]，雖然與美國差距巨大，但是與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基本處于一個區間內。如果再考慮到中國GDP總量很高，已經發展了較多的高科技企業，有了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國企，有了數量龐大的追求生活質量的中等收入群體，這些因素的疊加，表明中國有能力在發展與生態的矛盾悖論中進一步關注生態環境，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改革開放為中國綠色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經過30多年的引進、吸收和創新，中國的科技實力有了突破性的發展，不僅在航天等尖端技術領域在國際社會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全門類的工業程序中，取得較大進步。以環保技術為例，《水污染防治先進技術匯編》（水專項第一批）收錄了7個領域283項先進技術。[13]《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第一階段專利成果匯編》收錄了729項發明專利，443項實用新型專利。[14]僅2015年上半年我國就發布各類國家環境保護標準1890項。[15]以環保產業為例，我國環保企業的數量10年翻四番，從2005年的2764家升至2014年的50234家，產值超過10000億元，[16]已然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被國家寄予厚望，提出到2020年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17]同時，國有大型企業特別重視環保技術創新，在環保與產值上逐漸做到雙豐收。以上海寶鋼為例，寶鋼以建成世界一流的清潔生產示范企業為目標，編制《2013—2018綠色制造發展規劃》，不斷研發、推廣滾筒鋼渣處理技術等專有技術或領先節能環保技術，使寶鋼成為行業內高能效、低排放的佼佼者。[18]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資源換經濟，以生態環境換技術，以數十年時間達到了主要發達國家200年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取得了主要發達國家200年的技術發展水平，這成為當代中國實現產業升級、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小結
生態危機治理是一場長期的攻堅戰。從全局的高度來看，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上升為國家發展理念，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前所未有的關注生態環境，為中國當代生態危機治理攻堅提供了保障。從發展實踐來看，當代中國相比較于20世紀50—70年代的主要發達國家，面臨著更大的挑戰，承受著更多的壓力，我們只有堅定信心，才能攻堅克難，實現中國綠色經濟的繁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1]《世界經濟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45頁。
[2]《世界經濟年鑒（198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52—853頁。
[3]《2010中國經濟年鑒》，中國經濟年鑒社2010年版，第907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 _685799.html。
[5]《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2015年10月29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1116983078.htm，2015年12月10日。
[6]《世界經濟統計摘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1頁。
[7]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 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DB/OL］.［2010-10-30］.http：//www.ebiusa.com。趙行姝：《以環境保護創造社會財富——美國發展環保產業的經驗》，《中國金融》2006年第19期。
[8]國家計委文件：《關于作好進口成套設備項目建設工作的報告》（1974年1月6日），當代中國研究所檔案室檔案：740110。轉引自林柏：《新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技術與設備歷史再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1期。
[9]陳慧琴：《技術引進與技術進步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4頁。
[10]高明：《美國環保產業發展政策對我國的啟示》，《中國環保產業》2014年第3期。
[11]Benjamin Kline, First along the Riv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an Francisco：Acada Books，2000，p.109.
[12]《對話林毅夫：中國的奇跡》（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分論壇，2015年3月27日）。
[13]環境保護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發布〈水污染防治先進技術匯編（水專項第一批）〉的函》（2015年3月18日）。
[14]環境保護部，住房城鄉建設部：《關于發布〈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科技重大專項第一階段專利成果匯編〉的函》（2015年4月28日）。
[15]《充分釋放環保科技紅利——2015年上半年環保科技標準工作綜述》，http：//www.mep.gov.cn/xxgk/hjyw/201508/ t20150811_307983.shtml。
[16]《環保行業大數據解讀》，http：//finance.qq.com/original/bigdata/huanbao.html。
[17]http：//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20120702-7fb7eac754e1ce1e.html。
[18]《綠色規劃和環保承諾》，http：//news.baosteel.com/newscenter/pad/contents/4/102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