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問題，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歷來為古今中外各國政府、政黨高度重視。民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內涵隨社會發展而變化，從本質上說，民生就是要解決民眾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奮斗歷史，就是一部以關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為奮斗目標，著眼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總結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民生建設的基本經驗，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民生建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的關鍵地位和重要作用。
一、從政治的高度看待民生問題
民生問題是一個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它絕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民生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影響人心向背，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深刻。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1]他認為民生問題的解決首先要實現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因此他強調經濟部門的黨委領導的好壞要用經濟的標準來衡量，“離開這個主要的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2]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將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了判斷國家發展道路和根本方向的高度，也是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其對民生問題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面對由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引起社會生活深刻變化而出現的民生新問題，特別是2000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后，江澤民對民生問題的許多戰略性、本質性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對從政治、戰略上看待民生問題的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其理論成果反映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關于群眾利益的表述、扶貧開發的戰略意義、“就業乃民生之本”的思想等方面，以及黨的十四大報告“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3]、十五大報告“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4]和十六大報告“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5]等部分中。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關注民生問題，十七大報告可以說是我們黨正式提出、使用“民生”概念的開始。胡錦濤把民生改善與社會建設緊密結合，提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6]。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引領民生建設的燈塔，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7]，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8]。2013年3月，習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遼寧代表團的審議時講話指出：“民生連著民心，民心關系國運。我們黨和政府做一切工作出發點、落腳點都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9]將民生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進程以及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
二、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改善民生的前提和基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性質決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必然是其根本宗旨。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在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這是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奮斗實踐中深刻認識到的真理。”[10]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是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基本保證，鄧小平在1987年3月3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精辟指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我們說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11]
20世紀90年代，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遭遇重大挫折。面對國內外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各種議論，江澤民在1989年9月29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12]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講話強調：“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是我們的事業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13]
黨的十六大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改善民生過程中更加強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深刻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14]胡錦濤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這是黨領導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最鮮明特色。”[15]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民生建設上極其透徹地闡述了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講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團結的旗幟、奮進的旗幟、勝利的旗幟。”[16]“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17]
三、人民群眾是改善民生的主體和依靠力量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8]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更加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高度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為改善和發展民生提供了堅強后盾。
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黨提出的各項重大任務，沒有一項不是依靠廣大人民的艱苦努力來完成的。”[19]正是此認識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民生思想，為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和發展要求提供了保障。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認識的深化以及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科學把握。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講話強調：“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決定我國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為人民謀利益，團結和帶領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奮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是我們觀察和處理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20]
新世紀新階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民生思想。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1]
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講話就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22]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政治家的魄力全面深化改革，并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把民生改革和民生建設以綱領性的文件納入黨的建設之中，明確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提出“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23]，他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24]
四、適時提出符合民生實際的戰略構想是民生建設推進的指南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總是立足于各階段的民生實際，始終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為重點，適時提出和調整相關戰略構想，成為民生建設不斷推進的指南。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解決溫飽問題，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經濟上來并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根據鄧小平的戰略構想，把20世紀的奮斗目標正式由原來實現現代化改為“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25]。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確認了鄧小平提出的當代中國民生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26]，并對它的內涵進一步作出科學闡釋。“三步走”戰略在實施過程中經受住了國際國內的種種考驗和沖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民生幸福的行動指南。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按照“三步走”戰略要求，提前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的基礎上，在黨的十五大上形成了新“三步走”民生建設戰略，對21世紀上半葉如何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作出新的科學規劃。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科學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民生建設的經驗，根據十五大提出的新“三步走”民生建設戰略，又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7]的任務。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針對長期以來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和經濟增長中日益凸顯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等現實問題，與時俱進地推動民生建設總體布局由三位一體到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四位一體，再到十八大上五位一體布局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于第一個百年夢想的如期實現，在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上進一步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五大發展理念”貫徹始終的“十三五”規劃。特別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28]實現這一目標要求，必將使中國人民的民生狀況極大改善，從而確保社會穩定和諧與國家長治久安。
五、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正義是民生建設的根本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民生建設的指導原則，無不體現著追求人民共同富裕，達到每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奮斗目標。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既是中國共產黨改善民生的根本目標，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在深刻認識和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9]民生建設的實踐證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途徑。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以效率為重要特征的市場經濟逐步取代傳統的計劃經濟，城鄉和地區差距明顯擴大，城市和農村內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快速拉開。對此，江澤民在1996年8月6日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講話強調：“貧富差距擴大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區差距擴大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30]黨的十五大后，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區域經濟發展，開展扶貧工作，堅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公平問題日漸突出。胡錦濤在2005年2月19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31]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基本綱領，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保證，生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生建設的根本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公平正義越來越在民生建設中占據重要位置。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闡述。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32]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講話，論及共同富裕和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問題時強調：“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33]
六、制度建設是解決民生問題的體制保障
實現民生建設的制度化，是民生建設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必須依靠完善的制度建設作保證，通過建立系統全面的民生制度，使重視民生成為黨和政府的自覺行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成為黨和政府的工作常態，才能確保群眾持久穩定地得到實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深入群眾，關注群眾需求，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斷把群眾的利益訴求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通過制度的作用改善民生，使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成為不斷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報告中把民生問題體系化和具體化，以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社會穩定這六個方面作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重點，進行相關體制改革和新制度建立等體系和制度建設，形成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基本利益和基本權益的制度體系和制度保障。
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34]的民生制度建設任務。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特別強調“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法律制度建設”[35]，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刻認識法治在民生建設過程中重要作用的前提下作出的戰略部署，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民生建設的法治化思維，為國家以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了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在“堅持共享發展，著力增進人民福祉”部分，具體提出了制度建設方面的八大任務：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施脫貧攻堅工程；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就業創業；縮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促進人口均衡發展[36]。每一項民生任務下都配有需要建立、完善的具體體制、制度，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民生思想價值理念與法治的高度融合。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民生建設的基本經驗，是當代中國民生建設成功實踐的總結，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生建設規律認識、把握和運用的高度和深度，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不斷為中國人民創造幸福民生的精神動力和科學指南，同時也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民生建設的歷史擔當和政治智慧。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員）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頁。
[3]《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頁。
[4]《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5]《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4頁。
[6]《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頁。
[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頁。
[9]《習近平關注民生問題：民生連著民心民心關系國運》，中國網，http：//news.china.com.cn/2013lianghui/2013-03/07/content_28156362.htm。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8頁。
[12]《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頁。
[13]《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頁。
[14]《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頁。
[1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頁。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頁。
[1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4—75頁。
[18]《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1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頁。
[20]《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62頁。
[21]《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
[2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頁。
[23]《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2016年版，第401頁。
[24]《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2016年版，第401頁。
[25]《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
[27]《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28]《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15年10月30日，第1版。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頁。
[30]《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3頁。
[31]《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712頁。
[3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頁。
[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02頁。
[3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
[3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第3版。
[36]《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