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的生動實踐推動了中國城市史研究的長足進步。不過，城市史研究卻極少涉足改革開放時期的城市發展。實踐與理論的脫節，使得這一時期城市發展進程、城市發展規律，以及其間的城市社會變遷、城市人民生活等核心議題仍有待于歷史學界的討論。基于此，本文對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的現狀、意義、途徑等展開初步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學界對相關議題的逼近。
一、中國城市史研究現狀與不足
雖然中國的城市已經有了數千載的演化史，但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城市史研究至今才五六十年而已。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受“中國中心論”、“地方史研究”以及“草根研究”等學術潮流沖擊，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者們率先將注意力更多地從政治外交、國家全局、上層精英轉向下層社會、區域地方與基層民眾。英語世界的中國城市史研究由此得以興起。數十年來，從“城鄉關系”到“大型都市”，再到“深入中國腹地的中小市鎮”，雖然選題有所變化，方法有所更新，但總體上保持了欣欣向榮的態勢，至今方興未艾。[1]改革開放以來，歐美新史學的理論與方法被陸續譯介而為中國學界所了解。恰在此時，中國開始了大規模、快速度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的發展吸引了中國史學工作者將目光投向城市歷史的研究領域。1986年，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座近代城市研究被列入國家“七五”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此后，城市史研究機構、研究團體成立，城市史學術會議召開，城市史研究隊伍壯大，城市史研究著作、論文涌現。作為史學研究大家庭中的年輕一員，中國城市史研究展現出了勃勃的生機與活力。這其中，單體城市研究、區域城市研究、城市整體研究、城市經濟與城市發展動力研究、市政建設與城市管理研究、城市社會與公共空間以及城市大眾文化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豐碩的學術成果。[2]
大醇小疵，任何新生的學術領域都會存有瑕玷與不足，中國城市史研究亦是如此。其實，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城市史研究剛起步開始，已陸續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剖析。[3]但到目前為止，還少有研究者從研究對象的時間限閾角度觀察其中的問題，而這樣的觀察于今日而言并非微不足道。閱讀大量的中國城市史論著后，從時間角度看，我們發現迄今為止關于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的研究型著作還較為少見。[4]在僅有的幾部中國城市通史性著作中，一般都止步于1949年，涉及1978年以后的極少。[5]對這一階段城市發展的研究與探討，我們雖然可以看到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諸多學科的介入，卻鮮見中國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6]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已經注意到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2002年由中共中央書記處通過，當代中國研究所牽頭的《當代中國城市發展》叢書的科研規劃，就涉及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此后，這一叢書陸續出版了《哈爾濱》《杭州》《重慶》《北京》等十余卷。由于這些著作大多由當地黨委、政府或史志辦組織編寫，城市實際工作者提供素材，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與史料價值。這一叢書的陸續出版促進了當代中國城市歷史的文獻整理，豐富了當代中國城市歷史的史料編研，也為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的開展提供了準備。此外，在社科規劃層面，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度連續三年將“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研究”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中國歷史”學科年度項目選題中。雖然國家層面多有鼓勵，但學界反應平平。在CNKI文獻數據庫中，以關鍵詞或主題詞“城市”，疊加學科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或學術刊物《當代中國史研究》等進行復合檢索，得到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論文寥寥無幾。[7]而國家社科基金的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選題，學術界則至今仍乏人問津。
二、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意義
史學研究是史料與“問題意識”的結合，史學領域的開拓與史料收集密切相關。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的文字史料、實物史料、聲像史料和數字化史料等史料積累都極其豐富。歷史學者較少介入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主要不是史料方面的原因，而是史學研究的一個潛在疑慮：改革開放時期的史學研究者能否進入改革開放同時段，甚至同空間下的歷史呢？關于這一點，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給予明確的肯定。作為同程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雅典人，修氏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開篇即言：“修昔底德，一位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間的戰爭爆發之時，就開始撰述這部戰爭史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相信這將是一場重大的戰爭，比以前的任何一場戰爭都更值得記述”。[8]換言之，一個事件是否應納入歷史學家的視野，主要應考慮這一事件是否會對后人產生重要影響，“值得記述”，從而能為現實活動提供借鑒與啟示。梁啟超說：“什么是歷史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9]從這一角度看，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因其具有的重大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理應盡快提上研究的日程。
以學術意義而言，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需要歷史學者的參與。如前所述，非歷史學科已經在城市研究領域產生了大量有價值的成果，并對我們認識這一時期的城市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這些研究存有相當大程度的不足。因為，非歷史學科的研究多為社會科學方法下針對單體城市局部問題的研究，這些研究多是對西方理論模型或直接或間接的移用，雖有較強的借鑒意義，但立足于改革開放大背景下中國城市歷史與特質的分析還有待加強。同時，這些研究多針對因城市發展而起的共時性、現實性、必然性問題，缺少歷時性、長時段、既關注必然性也關注偶然性的歷史學角度的介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非歷史研究通常易成為對有限環境的靜態或短期性的研究。但這是一種期望而已，因為在更宏大的結構發生變遷時，我們更容易認識這些結構，而只有在我們拓展視野，使它包括一個恰當的歷史階段時，我們才有可能了解這些變遷。”[10]就改革開放時期城市發展而言，正是在城市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城鄉結構等發生巨大變遷的背景下展開的，歷史學視角下的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可以使我們對其中的過程有更清晰地認識。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言，抽象理論象征著一個開始，而不是對歷史細節分析的結論。而沒有歷史學者的參與，我們難以獲得對城市本質和城市化進程更全面的認識。[11]
此外，從城市史與國史研究的需要出發，盡快跨越1978年的時間限界也有利于相關專業研究的增長與繁榮。目前，中國城市史研究領域，古代城市史、近代城市史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當代城市史，特別是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較為薄弱。《易·系辭上》曰：“往來不窮謂之通”，[12]只有打通從“鯀作城郭”到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全過程，我們對中國城市通史的理解才會更加深刻。國史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史研究）領域，城市史研究更是尚處于起步階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斷言：“本世紀影響世界發展的最大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二是中國的城市化”。[13]作為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活動的中心，作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的引擎，研究這一時期城市歷史，有助于豐富我們對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理解，從而推進國史研究的深入。
以現實意義而言，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需要歷史學者的參與。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可以為今后城市規劃建設提供歷史依據，為探索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提供啟示。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城市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城市發展在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也面臨著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著力解決城市病等重大而突出的現實問題。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城市發展，編制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召開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城市工作作出了新部署，對城市發展提出了新課題。列寧指出：“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歷史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務現在是怎樣的。”[14]馬克思也說過：“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5]今日中國的城市現狀是歷史城市發展的延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發展的延續。以能反映城市發展水平的城鎮人口比重而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至1949年止，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0.64%，而“1978年提高到17.92%，2011年突破50%，達到51.27%，2013年進一步上升到53.73%，比1949年提高43.09個百分點，年平均上升0.66個百分點，其中1979—2013年年平均上升1.02個百分點”。[16]這是數千年中國城市演化歷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跡。今日中國城市正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城市發展歷史這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形塑出來的。如何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除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外，我們需要從改革開放時期城市發展的歷史研究中尋找答案。
三、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途徑
歷史學的首要功用在于還原事實，但對于內容極其豐富的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我們應該還原哪些事實？如何還原這些事實呢？英國歷史學家卡爾認為，“并不是所有關于過去的事實都是歷史事實，或者過去的事實也并沒有全部被歷史學家當作歷史事實來處理。”[17]卡爾提醒我們，研究內容需要有所取舍，而取舍的要求取決于研究順序的先后以及研究意義的大小。對于尚處于知識重建時期的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囿于研究緊迫性的先后，即來自于上文所言之學術意義與現實意義的緣故，須有所重點。
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可以從單體城市出發，目標于城市發展規律的認識。中國近代城市史是以上海、重慶、天津、武漢四個單體城市為突破，“總結了各自城市發展的階段性波動、特點與規律，開創了近代城市史研究新局面”。[18]從史學發展規律看，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也應起步于單體城市與個案研究。我們既需要關注深圳、上海、天津等改革開放前沿城市，也需要重視重慶、西安、蘭州等后發展城市，還需要探討江陰、烏鎮等中小城鎮的演進。既需要梳理城市的空間、功能、結構，也需要關注城市發展中問題與矛盾的形成與化解。在此基礎上，我們逐漸總結出具有全局性的城市發展的規律。毋庸諱言，正如海外中國城市史學者所言：“中國社會的歷史無比悠久，經歷了多次變遷，國土面積遼闊，不同土地的風情及復雜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19]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央將部分權力下放至地方，不同城市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形塑著不同的發展風格。為此，我們研究城市，需要有更強烈的“在地化”體驗。例如，我們需要通過鉆研史料與田野調查等方法，了解個案城市的歷史背景，城市政府的執政風格與特色，海派文化、津味文化等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等，探究這些個性化特征對城市發展、市政規劃、功能設計乃至城市結構產生的微妙影響。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對具有普遍意義的“城市發展規律”的探討。美國城市史學家喬爾·科特金在研究了全球差異性巨大的跨時段、跨洲的不同城市后，依然堅定地認為存在著“城市經歷的普遍性”。[20]今日中國城市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如城市制度供給不足、城市生態環境不理想，城市土地資源供應緊張，城市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不足等，并非是個別城市的個案，而顯然帶有相當大程度的普遍性。簡而言之，今日中國“城市發展中出現的很多矛盾和問題，歸根結底就在于沒有把握好城市發展規律”。[21]這些矛盾與問題體現了對城市發展規律還缺少認識、尊重與順應。因此，探討單體城市發展的過程，研究這些城市如何處理其中的矛盾與問題，剝繭抽絲，從不同側面揭示城市發展的規律性。而只有對城市發展的規律認識清楚，研究透徹，才能更加優化城市發展指導思想，更好地指導城市工作實踐。
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可以從城市群研究出發，融合于城鄉關系史的討論。20世紀60年代“波士沃施”（BosWash）計劃實施后，發達國家中先后出現了五個世界級的城市群。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入了這一全球都市化的潮流。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幾個大的城市群已經顯現，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長江中游、中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國家級城市群尤為典型。以學術史角度而論，城市群歷史研究在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中已經有所基礎與積淀。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城市史學家魏瀛濤等就倡議開展“以全國或區域的城市體系或城市群為研究對象”的研究。[22]此后，長江沿岸城市、東南沿海城市、華北、東北、西南、西北等區域城市也都陸續產生了一批在全國范圍有較好影響的學術成果。在已有近代城市史研究基礎上，結合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改革開放時期城市群研究對象應可有所選擇。城市群研究的基本內容一般為“城市體系內城市的數量、布局、規模、性質、結構、功能的發展演變以及城市之間、城鎮之間、城鄉之間的關系”。[23]之所以在城市群研究中要關注城鄉關系，從理論上看，主要是因為“都市化并非簡單地指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鎮，而是指城市與非城市之間的往來和聯系越來越密切的過程”。[24]也就是說，城市群是一個區域內城鄉信息與網絡連接而成的集合體，大城市與周邊農村城鄉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條件。從實踐上看，改革開放初期，正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與下放干部返城、鄉鎮企業發展等歷史事件推動了城鄉人口流動與區域城市的發展。這其中，農民工進城務工影響最為深遠。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國家經濟戰略選擇與生產力條件限制，我國實行了事實上的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開放后，舊的管理體制不斷松動，城鄉流動加快。統計顯示，1987年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人口為1300萬，2005年全國農民工數量達到1.4億。按照2020年全國城鎮化率56%的目標，農民工隊伍還在不斷壯大。[25]某種程度而言，改革開放城市史就是一部城鄉流動并逐漸走向城鄉和諧的歷史。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應關注城鄉互動、城市農民工、城市外來人口管理的歷史。研究內容上，由“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出發，最后融合于“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
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可以從城市社會變遷出發，落腳于城市人民生活的探討。社會由群體構成，城市由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形成。自商、周以來，中國的城市就是人們社會生活的中心。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社會也隨之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換句話說，一部城市史，也是一部城市社會的變遷史。日本中國城市史學者斯波義信曾言：“研究中國社會，都市問題是一個關鍵”。[26]而研究城市問題，城市社會變遷同樣很關鍵。研究改革開放時期城市社會變遷，首先應研究城市階層結構、家庭結構、組織結構、城市社區與單位制度變遷。伴隨著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城市人民生活與社會心理也發生了變化。晚近以來，中國城市史學研究在強調結構、功能的主張下，雖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果，但也隱含了“見城市不見人”、“見社會不見人”的不足。加強城市社會變遷研究，既要關注城市結構性的變遷，也需要重視對城市發展中“人”的關懷。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這是我們做好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7]這一論述不僅對今后的城市工作有指導意義，也為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提供了落腳點。恩格斯說：“我們要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但我們認為歷史不是‘神’的啟示，而是人的啟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啟示。”[28]社會學家費孝通提醒我們僅僅用“收入的增長來表示他們生活變化的速度”，這會導致對生活于社會中的“人”，“他們的思想和感情，憂慮和滿足，追求和希望都沒有說清楚”。換言之，我們研究城市發展歷史，不僅應著眼于“收入的增長”、“發展的模式”，還需要關注“人在發展中是怎樣思想，怎樣感覺，怎樣打算”的。[29]而要深入上述研究，則需要口述史學方法以及社會調查方法的運用。相較于古代城市史與近代城市史，由于樣本的采集便利性，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也更適合開展大規模口述訪談與社會調查，也更易產生口述史與社會調查成果。
四、余論
中國正處于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城市發展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是一件正在進行中的偉大歷史事件。作為國史研究者，梳理好改革開放時期城市發展歷史，總結好城市發展規律，意義重大。當然，任何嶄新的課題都會既有著重大的價值與意義，也會面臨全新的挑戰與困難。對于綜合性、整體性的人類文明代表的“城市”這一研究對象，美國城市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曾說：“人類用了5000多年的時間，才對城市的本質和演變過程得了一個局部的認識，也許要用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認識的潛在特性。”[30]這充分說明了城市史研究的艱辛與不易。對于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而言，既有主觀上，也有客觀上的挑戰。主觀上，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屬于正在發生中的歷史，研究者如何保持理性、求實的研史態度，而不被自身情感所左右？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各方面活動的中心。作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巨系統”，研究城市需要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的工具，城市史學者如何做好自己的知識儲備？客觀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報紙雜志、城市志書、城市政府的文件大量刊印，口述史方面訪談對象極其豐富，這些都使得史料過于龐雜，如何加以采掘？這些困難既需要我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予以探究，也需要研究者更努力地汲取與學習，加強不同學科之間的團結與協作。任何一門研究的主體都是研究者本身，改革開放時期城市史研究的開展，從根本上而言還是有賴于更多學者的關注與學術界同仁的參與。基于此，我們既應對我們的研究價值與研究前景葆有信心，也應對我們的研究困難有充分的估量。
[1]盧漢超：《美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述評》，李小兵、田憲生編：《西方史學前沿研究評析》，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6頁。
[2]何一民：《城市史》，曾業英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8—394頁。
[3]如何一民、曾進：《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進展、存在問題與展望》，《中國文化論壇》2000年第4期；吳良鏞：《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城市發展研究》2006年第2期；董佳：《新時期中國近代城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4月5日，第A5版；等等。
[4]極少數以改革開放時期城市歷史為主題的著作，大都是以“城市”為背景的改革開放時期地方史，雖對這一時期城市中發生的重大事件與成就做了客觀記錄，但對城市史核心研究內容的城市功能、特征、城市發展規律，以及城市社會結構、城市個人生活等著墨較少。
[5]如曹洪濤、劉金聲：《中國近現代城市的發展》，中國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傅崇蘭、白晨曦、曹文明等：《中國城市發展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布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何一民：《中國城市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6]各學科中較有代表性的，如王興中的《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研究》（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John R. Logan的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Blackwell，2008）對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空間的重構及其間多種關系等地理問題進行了梳理。邊燕杰的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李強等的《城市農民工與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美］張鸝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絡的重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對改革開放后城市流動人口、居民分層等社會問題進行了剖析。沈悅等的《住宅價格與經濟基本面：1995—2002年中國14城市的實證研究》（《經濟研究》2004年第6期）、陸銘等的《城市規模與包容性就業》（《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對改革開放后城市土地制度、城市規模經濟效益等經濟問題進行了探討；等等。
[7]僅見的有代表性的論文如蕭冬連：《中國七十年代末的就業危機與城鎮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契機》，《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張太原：《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費——以北京為例》，《當代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1期；陳亞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述論》，《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9期；程美東、侯松濤：《改革開放以來中共處置城市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4期；等等。
[8]［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徐巖松譯注，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頁。
[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頁。
[10]［美］C.賴特·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60頁。
[11]［美］安東尼·奧羅姆、陳向明：《城市的世界——對地點的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曾茂娟、任遠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8頁。
[12]《周易正義》卷七，《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2頁，轉引自劉家和：《論通史》，《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3]范恒山、陶良虎編：《中國城市化進程》，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14]《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六十五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
[17]［英］E. 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91頁。
[18]何一民：《城市史》，曾業英編：《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頁。
[19]［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布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頁。
[20]［美］喬爾·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修訂版），王旭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
[21]《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發展道路》，《光明日報》2016年1月13日，第7版。
[22]魏瀛濤、謝放：《關于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城市史研究》第3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23]魏瀛濤、謝放：《關于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城市史研究》第3輯，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24]Guldin，G.E.，1992，Urbanizing China.Westport：Greenwood Press.轉引自周大鳴、陳世明：《從鄉村到城市：文化轉型的視角——以廣東東莞虎門為例》，《社會發展研究》2016年第2期。
[25]牛鳳瑞、潘家華、劉治彥編：《中國城市發展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47頁。
[26]［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布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27]《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 張德江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出席會議》，《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3日，第1版。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20頁。
[29]費孝通：《學術自述與反思：費孝通學術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22頁。
[30]［美］劉易斯·芒福德：《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宋俊嶺、倪文彥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