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陳云的四個建議為例
一個政黨，善不善于總結經驗，有沒有一批善于總結經驗的領導者，對黨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規律、促進黨自身不斷走向成熟、完成好各個時期的使命任務，都有著很關鍵的作用。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有人說這是毛澤東的謙虛之詞，這里面當然有謙虛的成分，但同樣也包含了他對幾十年奮斗生涯的深刻感悟，是肺腑之言。什么叫總結經驗？簡單地說，就是把做過的工作加以分析，找出規律性的認識，成功在哪里，失誤在哪里，使我們的頭腦更加清醒，以利于以后工作的提高和改進。總結經驗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對比較長時期的工作的全面總結，比如我們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是對20多年奮斗歷程的系統總結，分別對于我們黨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開創改革開放新局面發揮了至關緊要的推動作用。有些是階段性的總結，比如每五年的黨代會，都會對過去五年的工作進行一次全面的回顧，都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還有一種方式，就是“隨時總結經驗”，這是陳云1980年12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1]
比較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淀再回顧和總結而言，“隨時總結經驗”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及時性，可以把好的經驗和辦法迅速推開，可以避免小的失誤因得不到及時糾正而擴大，可以防止出現長時間的全局性的彎路。但“隨時”意味著工作剛剛完成甚至正在展開，能不能一下子看清楚，敢不敢立刻指出來，考驗的是領導者的即時判斷和決斷的智慧和勇氣。陳云在“隨時總結經驗”方面堪稱黨內典范，在陳云一生中，這樣的例子很多，這里僅以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提出的四個建議為例。
第一個例子：借外債要循序進行
1979年3月14日，陳云和李先念聯名寫信給中央，其中提出：“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2]一周后，3月21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談到外債問題，說：“借外國人那么多錢，究竟靠得住靠不住？舊社會，我在上海呆過，錢莊、銀行貸款，要經過好多調查，確有償還能力，才借給你。外國商人說借錢給你，有真有假，這件事也不要看的太簡單。”“可以向外國借款，中央下這個決心很對，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辦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我們的工業基礎不如它們，技術力量不如它們。”“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別的國家發展快，沒有看到本國的情況，這是缺點。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3]半年后，陳云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再次就借外債進行了分析，指出：“現在誰也不反對借外債，但對所借外債要加以分別。基本上說，只有兩種外債：第一種是買方貸款，就是外國賣機器設備給我們，可以幾年或允許更長時間償還。這種貸款實際上只賣給我們機器設備，不是借給我們自由外匯。第二種是自由外匯貸款，這一種貸款數量很少，現在只借到四十四億美元。”“利用外資來進行建設，我們的經驗還很少，需要認真加以研究。”[4]
陳云的上述建議，有幾層意思，一是可以借外債，以補國內資金不足；二是要考慮償還能力；三是要考慮配套能力即消化能力；四是區別對待買方貸款和自由外匯。他之所以在半年多時間里反復強調這個問題，是因為當時存在著一股“借錢”的風潮。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大家都沒有經驗，一些人出國訪問、考察，國外的一些政府、企業紛紛許諾可以借錢給中國，有的國家，一個州長就許諾可以借幾十億、上百億美元，這不是天方夜譚嗎？在西方的制度框架下，錢是掌握在議會手中的，政府哪里有那么多的閑錢呢！當時西方國家確實有一些剩余資本在尋找投資機會，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也進入了他們選擇的視野，但資本不是慈善家，是逐利的，是要高額回報的。有些人看不明白這一點，回國后到處吹風，上面也往下吹風，要引進多少多少億，上馬多少多少個大項目，似乎可以借來一個現代化。這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被耽誤了那么多年，希望發展得快一點。但正如陳云所指出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本國的實際”，因此要“認真加以研究”。
陳云的建議得到了鄧小平的重視和贊成。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說：“我贊成陳云同志那個分析，外資是兩種，一種叫自由外匯，一種叫設備貸款。不管哪一種，我們都要利用，因為這個機會太難得了，這個條件不用太可惜了。”“問題是怎樣善于使用，怎樣使每個項目都能夠比較快地見效，包括解決好償付能力問題。”“我們引進每一個項目都要做到必須具有償付能力。可以先干兩件事再說。陳云同志的意見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地研究，我贊成這個意見，應該這樣來研究。”
中央領導人的清醒認識，對于中國整個的外資引進起到了撥正方向的作用。在其后的實際工作中，中國在借債方面，一直堅持態度積極、措施穩健的方針，既利用了國際資本發展自己，又防止了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的掌控。
20世紀80年代，東歐和蘇聯先后也進行經濟改革，但他們急于求成，大量從西方國家借錢，比如南斯拉夫1981年外債達201億美元，人均900美元；波蘭1986年外債達382億美元，人均1000美元；匈牙利1988年外債達180億美元，人均1800美元。借了這么多錢，國內實際上消化不了，行不成有效生產能力，還本付息都成了問題，債臺高筑的結果，是本幣貶值與物價飛漲的惡性循環，經濟形勢不斷惡化，人民生活日益困難，各種形式的抗議此起彼伏，終于引發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后果。如果與蘇聯和東歐國家比較，我們更應慶幸有我們的領導人的睿智。
第二個例子：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
我們看《陳云文選》會發現，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收入的文稿，大部分是談話的整理稿，他親自撰寫的文章并不算多，其中《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是他親筆撰寫的有著非同尋常分量的一篇。
培養中青年干部問題實際上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就提出來了，1979年3月25日，陳云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說：“我們這些人都快要‘告老還鄉’了”，要“找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或者五個年輕一些的，四十歲到五十歲的干部，到財經委員會工作。”[5]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個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因為“老干部對于提拔中青年干部還不是很清醒，不是感到很緊迫。”[6]1980年，中央和地方64個省部級單位挑選了將近500個提拔對象，實際上得到提拔的只有43人；29個省區市當年新進領導班子的107人中，中青年干部（55歲以下）只有25人。當年全國干部隊伍的情況是，部委班子主要領導平均年齡63歲，其中66歲以上的接近一半；省委班子主要領導平均年齡62歲，其中66歲以上的占40%；地市級領導班子平均年齡56歲，甚至有些地市的書記已是年過七十的古稀之齡。這些干部身負重任，在第一線工作，并且常常帶病工作，因積勞成疾而死亡的人越來越多，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干部死亡的報告，開追悼會的消息幾乎每天都有。“北京的，外地的，開追悼會，要送花圈，往往一天幾起。”“開會的時候，部長、副部長，正手、副手，坐了一大桌，但真正能做工作的，只有三幾個人。”[7]陳云認為，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1981年5月，他在杭州休息的時候，感到這個問題實在是重大，就親自撰寫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的文稿，5月20日，他從杭州一回到北京，就把這份文稿送給了鄧小平和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
在這篇文稿里，陳云提出的主要建議包括：一、從現在起，就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讓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級領導崗位上鍛煉。老干部對他們實行傳幫帶，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為我們各級黨政工作強大的后備力量，隨時可以從中挑選領導干部。二、我們所要提拔的中青年干部，絕對不是要提拔那種“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青年干部，我們要提拔的是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三、大量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不單要靠組織部門，主要還是靠各級領導干部，從基層單位直到中央，都要一齊動手。四、為了避免提錯人，為了在工作中考察中青年干部，各級黨政軍民組織都應該自上而下地設立輔助工作機構和輔助人員。五、沒有老干部不能實現四化，沒有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來，也決不能建成現代化的新中國。現在的情況是，知識分子要求入黨，時常被拒之于門外。有些長期要求入黨的知識分子，在生前往往不能實現，直到他們作出貢獻而死后，才被追認為黨員。這種情況必須堅決加以改變。六、老干部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在政治待遇上，在物質待遇上，必須予以照顧和優待。
陳云的建議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認同。他在同年6月召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上說：“陳云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現在就是要大家來討論怎樣具體化。”“陳云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云同志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成千是個形容詞，上萬是實質，實際上是一萬、兩萬、幾萬。”這篇文稿隨后印發給1981年6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六中全會結束后，中央又專門召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座談會，討論陳云的建議。在陳云的倡議和鄧小平的支持下，全黨在選拔培養中青年干部上很快取得了共識，原來進展遲緩的工作迅速加快，一大片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脫穎而出，成為后來國家各個領域的棟梁之材。更關鍵的是，由此發端而逐步確立的黨的干部隊伍的“四化”原則，成為一種制度安排，為黨的干部隊伍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要把事業順利推進下去，需要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備的領導集體的接續奮斗。三十多年來國內外的風云變幻，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當年陳云所說的“當務之急”的深刻內涵以及對于國家長治久安的深遠意義。
第三個例子：“我不同意發行特區貨幣”
1983年10月23日，陳云在中辦信訪局報送的經濟學家千家駒關于發行特區貨幣的建議上明確批示：“我不同意發行特區貨幣。”[8]
關于發行特區貨幣問題，從經濟特區設立后不久就提出來了。當時主要是考慮如何發揮特區的優勢，吸引境外資金參與特區建設。由于國家外匯短缺，人民幣“腿短”，不能自由浮動匯率，有的人就提出來，是否可以發行與外幣直接掛鉤的特區貨幣作為硬通貨，以便與外幣直接兌換。當時，支持發行特區貨幣的力量是很強大的，有中央部委的領導，有地方的領導，有各種專家，還有香港和國外的一些人。在他們的影響下，中央領導人中也有些同志表達了積極的態度。更有個別領導人在中央尚未正式向黨內傳達的情況下，自己先向國外媒體放出了中國要發行特區貨幣的消息，有關部門甚至已經印好特區貨幣的樣票，這就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影響力，似乎特區貨幣的發行已經是箭在弦上。
盡管如此，陳云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可以說，他是當時極少數公開反復表達對此問題不贊成態度的領導人。1984年4月25日，他在杭州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談話，指出：“我同意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但對是否搞特區貨幣，我考慮比較多。”[9]5月26日，他在中國銀行兩位工作人員反對發行特區貨幣的信上批示：“特區貨幣發行權必須在中央，決不能讓特區貨幣與人民幣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流通。如果不是這樣做，就會出現國民黨時期法幣發行之前的狀況。”[10]10月27日，他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和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談話，指出：“特區貨幣如果大家堅持要搞，我提出兩條，一條是特區貨幣發行權屬于中央；另一條是封關之后，特區貨幣只能在特區流通，不能在其他地方流通。”[11]陳云的堅持，使得相關決策層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慎重的研究。幾個月后，經濟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國家外匯儲備急劇減少，已經不可能再拿出外匯來為特區貨幣背書了。再后來，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多變化，特區貨幣的發行事宜也就無疾而終。
發行特區貨幣的設想初衷是好的，但其中蘊含的風險卻是巨大的，一是國家很可能背上一個沉重的包袱。特區貨幣要能夠自由兌換，必須有外匯作準備金。當時特區初創，沒有什么外匯收入，這筆準備金只能由中央以黃金和外匯來承擔，究竟需要承擔多少、承擔多長時間，都是難以預計的，很可能成為甩不掉的包袱。二是難以監管。當時特區已經在流通三種貨幣即人民幣、人民幣外匯券和港幣，如果再加一個特區貨幣，一個小小的特區，四種貨幣并存，如何監管是從來沒有遇到的，搞不好就會導致金融秩序失控，引發嚴重的金融混亂甚至危機，輕一點說也會引發嚴重的金融投機。三是規避不了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由于特區貨幣與外幣直接掛鉤，就一定會受到境外經濟波動的牽連，境外一旦出現經濟動蕩，就會直接牽累特區發展，這樣，特區的穩定和發展就受制于人，這是我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有的領導同志認為說這些風險是嚇唬人。是不是嚇唬人，1997年席卷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和當年的港幣危機已經給出了答案。如果我們發行了特區貨幣，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要付出何種代價，真是難以想象。
第四個例子：物價闖關“我打個很大的問號”
1987年十三大后，加快推進改革開放成為工作的重心。但是如何解決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有些問題是長期積累的，要想在短時間一下子解決，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者力主在價格等問題上邁大步、硬闖關。1988年5月16日，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價格改革問題，決定由國務院擬定價格改革的闖關方案。5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到陳云住處，匯報政治局常委會關于用5年時間漲價格、補工資以理順價格的意見，當時設想是從1989年起，每年價格上漲10%，連漲5年，相應也增加工資收入。對這個設想，陳云當即就表示：“物價每年要上漲10%，連漲5年，對此我打個很大的問號。”[12]他分析說，物價連續上漲10%影響面很大，不拿工資的農民怎么辦？農民從土地轉出來拿工資，比當農民好得多，但做到這個事很不容易。我們有生之年，農業過不了關。10天后，陳云同國務院總理李鵬談話，再次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說：每年物價上漲10%，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陳云一生有過三次與通貨膨脹進行直接大較量的經歷。一次是延安時期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時，當時由于國民黨政府在皖南事變后斷絕了對邊區的經費供給，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嚴密的物資封鎖，使得邊區物資奇缺，物價飛漲，最高時漲了8000倍，陳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穩定了邊幣的幣值和物價。第二次是上海解放初期，受中央和毛澤東之命赴上海，收拾國民黨留下的通貨膨脹的爛攤子，用了4個月的時間，打贏了這場經濟戰線的“淮海戰役”。第三次是1961—1962年，在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因多發了60億鈔票而物價高漲的危難之時，用1年多時間解決了貨幣超發。這三次經歷使陳云對物價問題的敏感性、嚴重性和解決難度有了深刻的認識，深知其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
盡管陳云明確表達了不同意見，但物價闖關方案還是推進下去，結果，到7月，物價上漲指數就達到19.3%，遠遠超過了10%的預定計劃，社會上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搶購物資和擠提銀行存款風潮，恐慌性的情緒在城鄉蔓延，人民群眾十分不滿。9月底，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物價闖關實際上失敗了。
上面的例子，只是陳云在眾多的經驗總結中的幾個代表。人們或許會問，為什么陳云特別善于隨時總結經驗，特別崇尚真抓實干呢？最根本的一點，是大家公認的，陳云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原則。除此之外，還有三點特別值得后人學習借鑒。
一是踱方步、想大事、看大勢的本領。陳云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進入新時期后，陳云因年事已高，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踱方步”上，他能夠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總結經驗，與他的深思熟慮、嚴謹慎行、周密計算密不可分。無論作什么決策，都不可心血來潮，更不可意氣用事。
二是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的膽識。陳云對經驗的總結，提出的建議和意見，有些是很得罪人的，有些被人誤解為“不支持改革開放”，有些甚至當時沒有被接受。但只要他看準了的，他從不輕易放棄，也絕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只要符合黨和人民的利益，不管情況多么復雜，不管形勢多么不利，他都堅定不移。這是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德。說實話，有些意見，如果陳云不提，別的人在當時是很難說出口的。也正是有了鄧小平、陳云這樣的領導人，我們的改革開放才能基本上沒走彎路，沒出現大的曲折。
三是聽取各種意見的寬廣胸懷。陳云在每逢重大決策之前，總要作大量調查研究，聽取多方面意見。他強調，作為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他甚至說：“如果沒有不同意見，自己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讓大家來批駁。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不同意見，可以引起思考。”[13]正是有了這樣的氣度和胸懷，陳云才能在緊要關頭提出真知灼見，才能成為黨內公認的“多謀善斷”和“處理麻煩問題的能手”。
[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頁。
[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頁。
[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頁。
[5]《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頁。
[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頁。
[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頁。
[8]《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90頁。
[9]《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03頁。
[10]《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05頁。
[11]《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18頁。
[12]《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頁。
[13]《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56頁。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