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作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道路，為什么具有強大內生動力、能夠不斷向前拓展？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國道路能夠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
當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經過工業革命使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的時候，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還處于農業文明時代。雖然當時我國人口和經濟總量很大，但科技水平和生產力水平已經大大落后了。同時，腐朽的上層建筑也阻礙我國生產力的發展。這是1840年以來我國挨打受欺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所指出的那樣：“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
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是我們黨從成立之初就具有的基因，并一以貫之體現在黨9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凝結為中國道路的基本內核。我們黨成立后承擔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為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掃清障礙。民主革命任務完成后，工業化就成為新中國最主要最緊迫的任務。1953年，我國選擇向社會主義過渡，目的也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為在當時人口多、底子薄、資本極端稀缺的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很容易陷入“貧困陷阱”，即因為沒有剩余去擴大生產和改進技術而繼續停留在貧困水平。正如毛澤東同志1956年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當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走過一些彎路，遭受過一些曲折。
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我們黨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要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所以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決策，就是基于這一認識。因為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實踐證明，這種體制雖然保證了我國獨立工業體系的建立和高積累政策下的社會穩定，但越來越復雜的經濟靠計劃是不能高效運行的；同時，由于社會生產力總體落后和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單一公有制也不利于調動不同群體的積極性，從而導致資源配置難以優化、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進行改革。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回顧中國道路開創和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中國道路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能夠不斷向前拓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通過改革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生產力水平已大大提高，經濟總量也躍升至世界第二，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但是，我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少、環境脆弱、發展不平衡、發展方式粗放、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等情況，成為制約我國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不利因素。要突破這些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瓶頸，或者說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繼續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這種改革和調整，依然是中國道路不斷向前拓展的內生動力。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習近平同志提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都從根本上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要求黨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等等。現在人們經常討論我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受到束縛和抑制的結果嗎？我們沿著中國道路走下去，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中國道路的內生動力就是不斷適應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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