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統籌協調是唯物辯證法的重要方法”，“也是衡量各級領導干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1]自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中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后，“協調發展”被提到又一個理論高度，也被賦予新的理論內涵和時代要求，具有了更為豐富的理論意蘊，尤其是哲學意蘊。對“協調發展”問題的準確和全面把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
一、協調發展是我們黨認識發展問題和把握發展觀的一把鑰匙
協調發展，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協調發展理念則反映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協調發展，既是解開五大發展理念思想內核的一把鑰匙，也是我們黨認識發展問題和把握發展觀的一把重要的鑰匙。
（一）協調發展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協調發展理念是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
之所以說協調發展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因為經濟社會要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本身就要求區域協同、城鄉一體，要求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同步、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融合，要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這些恰恰是客觀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堅持不懈地推進協調發展，也恰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
之所以說協調發展理念充分反映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是因為它是在充分遵從客觀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來的，它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講求的是對立統一，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矛盾關系中，追求發展布局、發展關系、發展空間、發展要素、發展環節、發展進程上的協調性，反對的是極端發展、孤立發展、片面發展、單一發展，是客觀要求在主觀認識上的完整體現。
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出發，就必須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在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著力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
（二）協調發展是我們黨認識發展問題和把握發展觀的一把鑰匙
我們黨講“協調發展”由來已久，并終始把統籌協調作為實踐探索和認識總結的一把關鍵的鑰匙。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開始，黨的歷任領導集體，都善于從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出發，對這把鑰匙有著深刻的把握和獨到的運用。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在談到經濟“平衡”問題時，就提出了“統籌兼顧”的經濟社會發展方針。他指出：“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2]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又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問題是層出不窮的，比如生活問題、工作問題、經濟性質的問題、政治性質的問題、文化性質的問題。所謂問題，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滿了矛盾的。今天你們提的問題，就是矛盾，就是不協調，擺得不平衡”。[3]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明確主張從協調和平衡角度解決矛盾和處理問題。[4]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曾經提出，實施試辦經濟特區等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就是為了將來“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打下基礎”。[5]他在提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小康社會目標問題時，也強調了“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6]的重要內容。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談話中，既提醒人們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也特別強調：“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7]這些都表明了鄧小平對發展速度與協調發展之間辯證關系的特別關注。
進入新世紀以后，江澤民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與人口資源環境不相協調的突出問題，著重提出“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要求全黨在“開始實施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過程中，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既要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又要抓緊解決人口、資源、環境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著眼于未來，確保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他特別提出：“實現可持續發展，核心的問題是實現經濟社會和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8]
黨的十六大以后，胡錦濤同志號召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緊緊抓住“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這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9]把協調發展問題“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解決改革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不夠協調的問題，著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事業協調發展。在提出并闡述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的時候，胡錦濤清醒地認識到，“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他明確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把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上述認識，反映了我們黨的領導集體在認識發展問題和把握發展觀上，對協調問題的高度重視，正如習近平所說：“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10]
二、五大發展理念“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蘊含著整體性和協調性的哲學思維
在當今中國，“協調發展”理念又融入了更為深刻和廣泛的哲學意蘊。要理解這種意蘊，首先就要完整理解五大發展理念這個集合體。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十三五規劃《建議》，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提出了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新思路，其中最突出的理論成果是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五大發展理念，作為一個整體，既集中地反映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發展經驗，也反映了十八大以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
（一）提出五大發展理念，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觀上的整體性思維
五大發展理念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發展觀念，而是一個相互依存、有機聯系的整體，是一個集合體。習近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稿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必須貫穿于‘十三五’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各環節。”[11]他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講話中也特別強調：“這五大發展理念相互貫通、相互促進，是具有內在聯系的集合體，要統一貫徹，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個發展理念貫徹不到位，發展進程都會受到影響。全黨同志一定要提高統一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12]這一觀點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理解五大發展理念，首先必須從整體觀出發。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也必須從整體、系統入手，“不能顧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觀上的整體性思維，反映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對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的整體性把握。因此，深入理解和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要采取全面系統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既不能孤立起來看，更不能孤立起來用。
（二）提出五大發展理念，也蘊含著我們黨在發展觀上的協調性思維
辯證法在解決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時，既強調觀察事物的整體性，也強調而且尤其強調抓住社會實踐中矛盾關系的協調性。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也講究從實際出發的協調性思維，注重統籌協調。五大發展理念，針對的是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不協調、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需要辯證思維和協調性思維。眼中看到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實際工作中就需要用對立統一的辯證觀點和協調方式來解決問題。
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協調發展理念更突出地反映了五大發展理念中蘊含的協調性思維，它是由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提出來的。協調發展，著重解決的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中長期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但是，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其他發展理念，也蘊含著豐富的協調性，解決的都是不協調、不平衡的突出矛盾。
總之，五大發展理念體現出的整體性和協調性思維，充分反映了事物發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矛盾。五大發展理念著重講的是方法論，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方面的認識總結，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駕馭復雜局面、處理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方法論表達。它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思維，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又一次理論創新。
三、“協調發展”理念著眼矛盾、關系全局
協調發展，是五大發展理念中的一個既重要又特殊的理念。除了前面提到的五大發展理念中從整體上蘊含著協調性外，協調發展理念在五大發展理念中有著它的獨特個性，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說的矛盾的特殊性。在搞清五大發展理念的整體意蘊后，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協調發展理念的特殊意蘊。
（一）協調發展理念針對的是事物發展的矛盾性
協調的對象，是相互存在矛盾的事物；協調的著眼點，首先就是事物發展中的矛盾關系。協調發展理念，就是事物的矛盾性在中國共產黨人發展觀上的一個重要反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我們所面臨的難題和矛盾更為復雜多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每推進一步，都伴隨著復雜矛盾不斷產生、發展和解決的過程，都考驗著我們對矛盾的認識、把握和處理的水平，考驗著我們統籌協調矛盾關系的能力。
習近平曾指出：“在處理復雜經濟利益關系和各種社會矛盾中，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分重要。方法對頭，事半功倍，方法失當，事倍功半。”[13]在他推薦給領導干部和黨組織重溫的毛澤東《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既有矛盾觀上兩點論的關注，“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又有矛盾觀上重點論的關注，“對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緊’”。協調發展理念強調的就是要在看到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善于抓住矛盾的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聯系的觀點、系統的觀點分析矛盾和解決問題，運用統籌協調的方法，抓住中心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兼顧其他。
習近平在談到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特別強調要抓住矛盾普遍存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的客觀事實，強調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客觀性，“就是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14]這就告訴我們，要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奮斗目標，就必須從矛盾的客觀存在和規律性角度來尋找突破口，謀劃發展，使事業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走向協調、走向健康。
（二）協調發展理念著眼的是事物發展的整體性
協調的出發點，關鍵在于事物整體間的相互聯系。協調的范圍是整體，協調的方式是發揮整體效能，協調的目的是增強發展的整體性。我們黨提出“協調發展”理念，正是從事物發展的整體性出發的。“協調發展增強發展整體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舉。辦成一件事，需要協調；推進一項事業，需要協調；成就一番偉業，更需要協調。”[15]只有從全局和整體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才能妥善協調關系和處理問題，也才能推進事業的成功。“十三五”規劃《建議》和“十三五”規劃《綱要》中都明確指出：“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這里清晰地表明，協調發展的問題，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是事物發展的整體性在發展觀上的反映。
從另一個角度講，協調發展理念，主要關注的是人、自然、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這三者之間是互為發展條件并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的，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組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內部只有相互促進、相互協調，才能良性運行、健康發展。這種協調發展的整體性，反映在人與社會之間，是社會各領域、各行業、各門類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適應、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反映在人與自然之間，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因此，協調不協調的問題，反映的是整體內部的關系是否健康的問題，協調發展理念表達的正是發展觀上的全面性和整體性。
（三）協調發展理念解決的是事物發展的平衡性
協調的目標任務，就是補齊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短板”，也就是要使事物及其矛盾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的狀態。習近平在談到“十三五”規劃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時強調：“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規劃，必須緊緊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存在的短板，在補齊短板上多用力。”他提到的突出短板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社會事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民生保障”等方面。他提出：“謀劃‘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全力做好補齊短板這篇大文章，著力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性。”[16]可見，協調與平衡，是在解決不平衡的矛盾關系時共生共進的，“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17]。如果經濟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不平衡的短板，肯定是不協調的。提出協調發展理念，就是為了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城鄉發展不協調、區域發展不協同、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等突出的短板，解決這些方面平衡發展的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也是從平衡性角度闡述協調發展理念的，標題就叫“堅持協調發展，著力形成平衡發展結構”，其中指出：“增強發展協調性，必須堅持區域協同、城鄉一體、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經濟建設國防建設融合，在協調發展中拓寬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
從另一個角度講，辯證法體現在實際工作中尤其在領導工作中，處理的就是平衡性問題。習近平曾經在談到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中要提高領導藝術、創新工作方法時，特別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角度講過協調發展理念的平衡性內涵，他說：“要講辯證法，堅持兩點論。當前我國正處于發展轉型、體制轉軌、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我們在解決一些矛盾和問題時往往會面臨兩難的選擇。因此，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辯證法，要講兩點論，要找平衡點。”[18]習近平多次談到過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所提出“學會‘彈鋼琴’”的工作方法，其中所蘊含的意思，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要堅持統籌兼顧、綜合平衡的治國理政理念，從事物發展的平衡性著眼解決復雜矛盾。
由上可知，協調發展理念中蘊含的矛盾性、整體性、平衡性問題，充分反映了客觀事物發展狀態與主觀認識之間的相互呼應關系。協調是與和諧、同步、平衡、健康以及一體化、可持續等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城鄉一體化發展、區域平衡發展、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同步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經濟與社會健康發展等，都體現出協調發展的豐富內涵，都需要解決矛盾性、整體性、平衡性問題。
十八大以來，面對更加復雜的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面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思考有關協調發展的問題。習近平特別強調：“新形勢下，協調發展具有一些新特點”。[19]這些新特點，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協調發展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標，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標準和尺度；協調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既要看到發展優勢，又要看到制約因素和短板，要破中有立；協調是短板和潛力的統一，協調發展就是要在找出并補齊短板的基礎上挖掘潛力、增強發展后勁；協調是發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統一，協調發展也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更加注重機會公平和資源配置均衡；等等。
對協調發展問題，習近平始終有著高度的關注和獨到的見解。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協調”問題重要性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既在重大的戰略思路、戰略舉措以及思想方法問題上講協調，又在具體的行動指導和工作方法問題上講協調。比如，在戰略思路和戰略舉措上，他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20]“當前，中國正在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規劃了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21]他還特別強調要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22]又比如，在行動指導和工作方法上，他提出：“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不斷在制度建設和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不斷促進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相適應，促進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相協調。”[23]他不斷強調要著力推動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等。十八大以來，中央在具體工作層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推進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比如，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持續推進東、中、西、東北地區“四個板塊”的協調發展等。[24]
總之，理解協調發展理念，是深入了解五大發展理念的一個突破口。“協調是成事成功的一大規律、一把‘金鑰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決勝的一大核心理念。”“協調發展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協調發展理論的創造性運用，是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25]習近平在談到能否完成“十三五”規劃任務時也特別指出：“下好‘十三五’時期發展的全國一盤棋，協調發展是制勝要訣。”[26]在充分理解和準確把握五大發展理念的集合體內涵的前提下，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協調發展理念的特殊意義和作用，對全面、協調、可持續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沒有協調發展，就談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沒有協調發展，也就談不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習近平2005年12月19日在浙江省全省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政策瞭望》2006年第1期。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頁。
[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頁。
[4]《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頁。
[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8]《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2頁。
[9]《人民日報》2003年3月10日。
[10]《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1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節選）》，《求是》2016年第1期。
[13]引自《學習時報》2014年5月26日。
[14]《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月25日。
[15]《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協調發展——“五大發展理念”解讀之二》，《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1日。
[16]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人民日報》2015年11月4日。
[17]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18]習近平：《干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頁。
[19]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頁。
[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頁。
[23]《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求是》2013年第1期。
[24]參見國務院研究室：《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頁。
[25]《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協調發展——“五大發展理念”解讀之二》，《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1日。
[26]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2016年1月18日），《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