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9—1984年為考察時段
為把握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價格改革的緣起和價格雙軌制產生的歷史背景，有必要對改革開放初期尤其是1979—1984年中國價格改革的歷程進行簡要回顧，并以此為弄清之后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決策的前因后果做好鋪墊。
一、改革不合理的價格管理體制和扭曲的價格結構，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
經濟體制改革前，與傳統的計劃經濟相適應，中國實行計劃價格體制。眾所周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體制極不合理。“文化大革命”中價格基本凍結，加劇了這種不合理狀態。其中，農產品、采掘工業產品、原材料工業產品價格偏低；加工工業產品價格偏高，消費品的各種差價太小，甚至購銷倒掛；服務行業、城市公用事業和房租不合理的情況十分突出，影響這些行業的正常發展；在工業部門間，資金利潤率懸殊，根本無法用利潤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價格體系不合理，根源是價格管理體制僵化。價格的形成和管理都是政府部門的職能，而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權限很小，企業基本上沒有定價權，不能根據市場供求變化靈活地制定和調整價格。這種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體制，不僅不利于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已經成為改革和開放的障礙，非進行調整和改革不可了。[1]隨著各項改革的逐漸開展，物價問題日益突出。
不過，中國實行計劃價格體制，對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曾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而且，作出這種政策選擇有其歷史背景。中國在“一五”和“二五”時期所確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當時資本極為稀缺的情況下，要迅速發展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必須有一個與此戰略相配套的政策措施作為保障。
當然，歷史已經證明，這套政策措施的基本內容是“實行人為壓低利率、匯率、工資、原材料價格、農產品價格，以及扭曲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勞務價格的政策”[2]。如此強制性地壓低一部分要素的價格，造成了整個價格體系的扭曲，也扭曲了價格作為評價經濟效果的經濟職能，抑制了價格對社會生產和流通的調節作用，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果，導致了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失衡。[3]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體制，不僅使經濟關系難以理順，而且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具體而言，這種體制存在的問題和弊端突出地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形式單一。價格幾乎都是固定計劃價格，浮動價很少，自由市場價格更少。二是決策集中。定價權主要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定價權很少，企業基本上沒有定價權。三是行政制定。價格不是在市場上通過競爭形成，而是按照行政隸屬關系，經過層層報批制定，并通過行政法令頒布，借助于行政手段加以實施。四是運行呆滯。不少價格“多年一貫制”，甚至“一價定終身”，不能隨產品的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的變化靈活調整。五是功能畸形。價格只是被當作核算的工具，其所固有的配置資源、平衡供求、分配利益等基本職能受到限制和破壞，這些職能往往只能通過種種歪曲的、隱藏的形式存在，并常常發揮著“逆調節”的作用。[4]這些問題的出現，造成價格管理體制和價格體系的嚴重不合理。
改革嚴重不合理的價格管理體制和價格結構的扭曲狀況，已成為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這樣，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體制，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主要內容。
為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指出應當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按照價值規律辦事。會議建議，由國務院作出決定，大幅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降低農用生產資料的出廠價和銷售價。這表明，中共中央在調整不合理的價格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中國價格改革的大幕徐徐拉開。這也表明，價格體制改革之所以從改革計劃價格體制起步，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和急迫的現實需要的。
二、廣泛開展“調放結合、以調為主”的價格調整
在此背景下，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中國應當逐步建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以計劃調節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這一表述，為中國在一定限度內放開價格創造了政策環境。
同時，早在1978年中國開始醞釀價格改革之初，鄧小平對此就十分關心。“三農”問題在中國由來已久，而“農副產品的價格低，導致農業生產發展緩慢”更是這一問題的關鍵點。據此，鄧小平認為提高農產品價格是一個“大政策”，并在1978年的一次談話中說：“現在工業產品價格高，特別是化肥、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據估算可能高20%—30%；農產品收購價格低，物價局估算了一下，約低20%—30%。這幾年剪刀差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農民的收入減少了，有些增產地區也減收，這個問題很大，現在中央已經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使之逐步得到解決。”[5]之后，他多次聽取相關部門及負責人關于價格改革的匯報，對價格改革的關鍵地位、指導思想、戰略部署、工作方法等方面作了一些原則性的指示。
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價格改革于1979年正式啟動。不過，建立覆蓋全國的價格管理與定價機構體系的工作之前就已開始。1977年4月，原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建議成立國家物價總局。當年8月，國務院批準該建議，決定改革全國物價管理體制，成立國家物價總局，在全國所有縣以上各級政府、相關政府部門、工廠、商店建立物價管理、定價機構，配備定價人員。[6]同時，國務院1981年7月7日常務會議決定由薛暮橋牽頭，集中各有關部門的研究力量，成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要求為價格改革決策提供重要依據。[7]這些努力都為始于1979年的價格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正式闡述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以此為指導，開始實行“計劃價格為主，自由價格為輔”的改革，以調整不合理的計劃價格為重點，對計劃價格體制作某些探索性的小破小改。在此期間，采取了“以調為主，以放為輔”的改革方式。[8]所謂調，就是在不變更原有價格形成機制的條件下，調整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即“理順價格”。而所謂理順價格，就是以行政手段來調整價格。由于價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調低的，只能把比價較低的商品的價格提高。因此，調價，主要是提高價格。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中國曾把商品的范圍限于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價格體系覆蓋的范圍也就僅限于此。
1979—1984年，主要針對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價格，中國先后進行了全國范圍的、影響較大的幾項調整。
第一，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中國的價格改革是從調整農產品收購價格開始的。1979年夏收以后，中國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油脂油料、蓖麻油、棉花、生豬、菜牛、菜羊、鮮蛋、水產品、甜菜、甘蔗、大麻、苧麻、黃牛皮、桑蠶繭、南方木材、毛竹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收購牌價平均提高22.1%。[9]其中，糧食和油料超購加價的幅度由30%擴大到50%，對棉花超購部分也開始實行30%的加價。這樣，18種主要農產品收購價包括糧、油、棉超購加價部分在內，平均提價25.7%。以后，又陸續提高了煙葉、糖料等經濟作物的收購價格。由于糧食統購和超購價格的提高，僅1979年全國農民大約增加收入40億元，平均每人增加收入5元。[10]1979—1981年的3年間，農副產品價格共提高38.5%，加上擴大議價范圍，農民由此增收204億元。[11]據統計，整個20世紀80年代農民增加的收入，60%來自價格調放，40%來自增產。
第二，提高八種主要副食品銷售價格。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又倒逼出銷售價與收購價倒掛的問題。據統計，1979年4—10月，全國食品系統經營生豬和鮮蛋共虧損28億元，投機活動屢禁不止。副食品價格的調整，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中國政府對此一直比較慎重。從11月1日起，各地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豬肉、牛肉、禽、蛋、水產品、蔬菜、牛奶等8種主要副食品及其加工品的銷售價格，平均提價幅度約30%。為解決因價格調整而導致的職工群眾生活支出增加的問題，國家物價總局經過調查研究，計算出每月要影響每個職工及其家屬增加4.2元的開支。為此，1979年7月，李先念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調價方案時，確定給每個職工每月增加工資5元[12]，同時給予純牧業地區的職工補貼8元[13]。這樣，決策層就從購銷兩方面啟動了計劃價向市場供求均衡價靠攏的步伐。物價補貼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理順農副產品購銷價格時反復使用的一個辦法。
第三，有重點地調整部分生產資料出廠價格和交通運輸價格。1979年，首先解決煤價突出偏低的問題，統配煤礦的煤炭出廠價格平均提高32%，初步扭轉了當時煤炭部門虧損的局面。1981年7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負責研究、測算理論價格，提出價格改革總體方案。[14]隨后，從1983年起，對開灤等22個統配煤礦實行超產加價，凡1983年實際產量超過核定能力部分，可在現行價格基礎上加價25%；以后年度的產量比1982年實際產量再增加的部分，可在現行基礎上加價50%。1979—1984年，隨著煤炭出廠價格的提高，國家還陸續提高了鐵礦石、焦炭、生鐵、鋼錠、鋼坯、部分鋼材、有色金屬、水泥、平板玻璃等產品的出廠價格，降低了汽車、通用機械和配件、儀器儀表、量具、刃具等加工產品的價格，從而縮小了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同加工工業產品的比價。1982年8月，在不必動現行鋼鐵運價區段和運價號的前提下，國家先對鐵路短途貨物運輸采取了臨時征收附加費的辦法，適當提高了短途運價；還調整了水運運價，取消了長江和沿海7條航線的煤炭運輸優待價，修訂了港口計費辦法，運價和計費的不合理狀況逐步得到改善。[15]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重工業內部產品比價不合理的狀況。
第四，有升有降地調整部分輕紡產品和煙酒的價格。國務院決定從1981年11月18日起，降低滌棉布價格。據全國統算，滌棉咔嘰、滌棉細布、中長纖維織物等各檔滌棉布的零售價格平均降低了13%。同時，適當提高了部分煙酒價格。這些政策措施，對發展生產、改善供應、回籠貨幣、增加收入起了較好的作用。但有些牌號的煙酒提價幅度過大，隨著供求情況的變化，1983年又作了適當降低。為了改變紡織品內部比價的不合理狀況，國家決定從1983年1月28日起，再次降低化纖制品價格，適當提高棉紡織品價格。按同紗支、同規格的品種比較，棉布同滌棉布的比價從原來的1∶2.4縮小到1∶1.4。這對促進生產、擴大銷量、改善衣著結構起了有益的作用。同時，國務院還決定降低手表、鬧鐘、布膠鞋、照相膠卷、電風扇、彩電等工業消費品價格。
從理順農副產品購銷價格到紡織工業品價格的結構調整，以及隨后的輕工業產品、重工業產品和交通運輸價格等的調整，當時被稱作解決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最終，工農業產品交換的比價關系有了明顯改善，采掘工業、原材料工業和加工工業之間不合理的比價關系得到初步改善。
三、對價格管理體制進行探索性改革
與此同時，決策層對價格管理體制進行了探索性改革。1979年3月，陳云作了題為“計劃與市場”的講話提綱，其中強調：“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提綱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6]這一提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進行價格管理體制探索性改革的理論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為加強國家物價總局的管理能力，1981年6月，國務院將國家物價總局從原國家計委中獨立出來，直屬國務院領導，增加人員編制，加強內部機構，隨后將其改名為國家物價局。為加強對建立合理價格體系的領導、增強協調能力，1983年3月國務院成立物價小組，組員由國家計委、經委、商業部、財政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國家工商總局和國家物價局負責同志組成，負責領導、協調全國價格改革工作。這樣，一整套包括研究、決策、具體實施的機構體系建立了起來，以理論價格計算為基礎，中國政府開始了對各種產品進行定價，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的系統化努力。為配合建立合理價格體系的工作，1982年8月，國務院發布《物價管理暫行條例》。隨后，國務院物價部門制定了相關配套文件，確定了建立合理價格體系的法規體系。[17]這就為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再次提供了組織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在組織和法律保障不斷完善的前提下，這一階段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逐步下放價格管理權限，實行靈活多樣的價格形式，并放開一部分商品的價格，由市場去調節。
其一，部分農副產品恢復議購議銷，實行議價。1979年，改變了三類農副產品由供銷合作社獨家收購、由主管部門規定價格的辦法，恢復了對三類農副產品和完成收購任務后允許上市的一、二類農副產品的議購和議銷政策，對這些產品實行議價，通過市場調節。
其二，部分工業品實行以國家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價格。一是國家規定最高限價，允許企業向下浮動，有的規定了下浮的界限；二是國家規定中準價，允許企業在一定幅度內上下浮動；三是國家規定最低限價，允許在一定幅度內向上浮動。這一改革，最先從電子行業開始。接著，化工部門對橡膠管、帶等部分長線產品也實行向下浮動的價格。1981年以后，浮動價格的實行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以及部分輕紡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這種價格形式，成為國家指導價格的前身。[18]隨后，上述方法逐步擴大并應用于其他產品領域。
其三，分期分批放開部分日用小商品價格。工農業小商品，不僅品種繁多，涉及面廣，更是人民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對此，中共高層極為重視。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分工負責物價工作的張勁夫的領導下，國家物價局擬定了逐步放開輕工業、手工業小商品價格的工作部署，并于1982—1984年分三批陸續放開。
（1）1982年9月放開第一批小商品價格。國務院指示，小商品價格要根據國家的經濟狀況逐步放開，價格不由國家統一規定，實行市場調節。為此，國家物價局會同有關部門于1982年7月召開12省市小商品價格座談會，著重研究3類工業品中的小商品價格逐步放開的具體實施辦法，并上報國務院。隨后，國務院于9月16日以國發［1982］120號文件批轉了《國家物價局等部門關于逐步放開小商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的報告》的通知，對放開的品種范圍、定價原則、組織管理及有關政策作了明確規定。
（2）1983年9月放開第二批小商品價格。針對第一批小商品價格放開后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國家物價局會同輕工業部、商業部、國家醫藥管理局于1983年4月在長沙市召開了部分省市座談會，研究提出了進一步擴大放開品種范圍、改革定價辦法、把小商品價格放活的建議，報請國務院于9月1日以國發［1983］136號文批轉《關于進一步放開小商品價格的報告》，決定在第一批已經放開的160種（類）基礎上，第二批再放開350種（類），合計510種（類）。并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以此為基礎，結合當地小商品的產銷情況，制定本地區第二批放開的小商品目錄，在保持市場物價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于九、十月間安排執行。
（3）1984年10月全部放開小商品價格。國家物價局根據各地前兩批放開小商品價格后取得的良好效果，于1984年10月6日以［1984］價輕字360號文下達了《關于全部放開小商品價格的通知》。通知指出：經國務院批準，為了進一步促進小商品的生產和經營，活躍城鄉市場，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除了各級政府必要管理的小商品價格以外，其余全部放開。放開的措施、步驟和具體目錄，均由各地自行確定。[19]至此，盡管各地執行的情況不盡相同，進度也有快有慢，但國家關于“大體上用兩三年時間把應當放開的小商品價格分幾批陸續放開”的設想基本實現。
其四，恢復和發展城鄉集市貿易，實行市場調節價格。在價格改革中，經中共中央批準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廣東省先行一步。1979—1984年，廣東省開始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按統一部署從調整價格入手。但它從本省的實際出發，主動積極地放開價格，“動手早，放得開，搞得活”。例如，1984年前，全國價格改革主要是調整理順價格，而廣東從1979年開始就逐步放活蔬菜、水果、三鳥（雞、鴨、鵝）、蛋品和水產品加工，到1985年年初，包括豬肉在內的主要副食品價格已全部放開。[20]廣東省的做法，為全國價格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正式開始城市改革，中國的改革進程充滿陽光。在這個共贏的時代，每個中國人都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經濟上初步卻又至關重要的改善。這一時期，中國農村與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從2.5倍縮小到1.8倍。鑒于農村人口在中國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質的絕對改善，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之高可謂前所未有。在1978—1984年的改革歷程中，用“帕雷托改進”來描述中國改革無疑是很有說服力的。
然而，在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低原材料價格及低農產品價格的政策環境不變的情況下，要使國民經濟運行不出現混亂的局面，就必須緊緊地守著舊有的計劃管理體制、國有制和統購統銷體制。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是在舊有體制的弊端已十分突出，以致非改不可的情況下才進行的。[21]所以，盡管1979年以來通過大范圍的價格調整，使計劃價格體系內嚴重失衡的差價和比價關系有所理順，也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經濟結構合理化。但是，這種方法實質上是要向原有的管理體制復歸，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計劃經濟體制資源配置無效率的弊端，因而難以持續。[22]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階段的價格改革仍屬于在原有計劃價格管理體制之內的操作，充其量也只能算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和市場價格體制形成的背景，市場取向的價格改革還有待全面開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博士后）
[1]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4—765頁。
[2]林毅夫：《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3]任興洲：《建立市場體系——30年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4]馬凱：《中國價格改革20年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價格理論與實踐》1999年第1期。
[5]《鄧小平同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談話》（1978年3月28日），轉引自孔杰、歐大軍：《鄧小平價格改革理論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8期。
[6]王學慶、楊娟：《三十年價格體制改革的歷程、成就與經驗》，《中國物價》2008年第9期。
[7]成致平：《價格改革若干大事聚焦》，中國物價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
[8]中國價格協會課題組：《敢于變革 敢于創新 推進價格改革深化——價格改革30年的回顧與展望》，《經濟研究參考》2008年第50期。
[9]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價格課題組：《十年價格改革回顧及經驗教訓》，《調查?研究?建議》1989年第19期。
[10]趙發生：《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頁。
[11]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頁。
[12]成致平：《價格改革若干大事聚焦》，中國物價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頁。
[13]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6—767頁。
[14]王學慶、楊娟：《三十年價格體制改革的歷程、成就與經驗》，《中國物價》2008年第9期。
[15]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頁。
[1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頁。
[17]王學慶、楊娟：《三十年價格體制改革的歷程、成就與經驗》，《中國物價》2008年第9期。
[18]蘇星：《新中國經濟史》，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768—769頁。
[19]成致平：《價格改革若干大事聚焦》，中國物價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頁。
[20]廖彩匯：《廣東價格改革的主要特點和基本經驗》，《價格理論與實踐》1988年第11期。
[21]林毅夫：《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22]郝楓：《中國要素價格決定機制研究》，天津財經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