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到次年夏，在抗擊非典過程中，暴露出了國家發展中隱藏深層的問題：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共事業發展不平衡，社會事業發展滯后；政府過分強調經濟增長速度，忽視經濟增長質量、效益和結構；選擇、使用、考核干部看重GDP政績，較少重視其在公共事務管理、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能力水平和績效考核；城鄉發展不平衡，突出反映在農村衛生事業落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反思這些問題的基礎上，一方面堅持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另一方面深化了對發展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的認識，提出科學發展觀，并以此為指導，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到新階段。
一、提出科學發展觀，擴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思路
2003年8月，胡錦濤在江西考察工作時，第一次明確使用“科學發展觀”的概念，提出“五個結合”：把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結合起來，把推進城市發展和推進農村發展結合起來，把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和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結合起來，把發展經濟和保護資源環境結合起來，把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結合起來。努力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會議提出“五個統籌”的思想，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五個統籌”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途徑，同時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途徑。
胡錦濤在講話中指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十分重要的一環就是要正確處理增長的數量和質量、速度和效益的關系。增長是發展的基礎，沒有經濟數量增長，沒有物質財富積累，就談不上發展。但是，增長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發展，如果單純擴大數量，單純追求速度，而不重視質量和效益，不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協調發展，不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就會出現增長失調、從而最終制約發展的局面。”[1]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成為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突出強調的問題。胡錦濤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對如何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出許多指導原則。
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舉行的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首次提出“建立資源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和資源節約型社會”，初步表達通過構建社會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5月，胡錦濤在江蘇考察時指出，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必須“切實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長方式，努力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路子。”[2]
9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說：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實質就是要優化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消除可能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以充分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實現又快又好發展。”[3]
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十一五”期間，要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戰略重點，“使經濟增長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質、高效利用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注重質量效益的基礎上，努力取得突破性進展。”[4]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發展質量，推進節約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5]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拓寬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視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體制機制整合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面力量，共同推進經濟、社會、人及自然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達到的目標。
隨著科學發展觀在全黨的逐步確立，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努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論斷。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又好又快”發展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二、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和戰略構想
改革開放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踐雖然從1979年國民經濟調整就開始了，但在黨的文獻中，還沒有正式使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也沒有使用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
1994年11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首次使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1995年9月，這一提法正式寫入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2007年6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講話時，首次使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概念。他說：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關鍵要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新的進展。同年10月，這一提法寫入黨的十七大報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涵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部內容外，對經濟發展理念、目的、戰略、途徑等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實質就是堅持“好”字優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與社會相統一的發展模式。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兩個堅持、三個轉變”的戰略構想，即：“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6]2007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這一戰略構想完整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是黨的十六大以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據現階段我國發展的客觀實際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的正確方向。
按照黨十七大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構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作出“五個必須”的具體部署：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為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術支撐，加快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的歷史進程；必須堅持城鄉統籌，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格局，努力實現城鄉共同繁榮；必須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把推進現代化與建設生態文明有機統一起來，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必須堅持內外協調，統籌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努力促進我國發展和各國共同發展的良性互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2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不可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印發了《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這兩個文件的出臺，拉開了十七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二個堅持、三個轉變”的戰略部署實施的帷幕。
2008年4月28日，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推動“兩個轉變”，即“要大力推動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要切實抓好“五個方面”的工作，即：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切實統籌城鄉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胡錦濤在此提出的“兩個轉變”，是對十七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方式“三個轉變”的進一步理論化；“五個方面”的重點工作與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四個協調”相聯系，從而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更加清晰和充實。
此后，胡錦濤站在國際國內全局的高度，多次提醒全黨要高度重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對如何從“五個方面”重點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三、提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部署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波及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反映在出口增速開始下滑，工業生產和企業效益受到影響。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暴露了我國過分依賴出口和投資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性，為我國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和解決積累的體制性矛盾提供了強大的倒逼機制。
11月29日，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講話中指出，為應對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方面的壓力，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2月8日，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作出五點部署：第一，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第二，堅持保持增長速度和提高質量效益相統一。第三，堅持推進結構升級和扶持就業創業相協調。第四，堅持推進金融創新和提高金融監管能力。第五，堅持加強政府調控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互促進。這五條是對我國經濟工作的深刻反思，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有著重要指導意義。
工作思路明確后，落實是關鍵。2009年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國務院在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這些措施的目標指向十分明確：關注民生，關注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關注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關注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促使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相互促進，力爭在應對危機中實現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積極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統籌協調發展，利用擴大內需的機遇，使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進一步向農民和農村傾斜，更好地發揮農村巨大的市場潛力。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全力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工作著力點要突出五個方面：立足擴大內需保增長；在擴大內需中增強經濟發展協調性；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進一步營造我國發展的良好外部環境。
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取得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明顯成效，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貢獻。經濟形勢穩定后，人們開始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冷靜和深刻的反思。
隨著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階段特征：一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國際市場，投資率偏高、國際貿易順差偏大、消費率偏低的增長格局不可持續。二是主要依靠物質投入的傳統發展方式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區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接近極限，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擴張模式難以為繼。三是經濟發展技術含量不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產業革命結構不合理，大量低水平產業粗放生產，部分產能嚴重過剩。四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城鄉居民、不同社會群體收入差距過大，不僅造成投資和消費不平衡，而且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五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生活水平和質量的要求不斷提高，對干凈的水、新鮮的空氣、優美的環境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但生態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環境治理任務相當艱巨。這些發展階段中出現的問題，都要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去解決。
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深刻闡述了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從制度安排入手，完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導向。以更加完善的體制和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保障科學發展。第二，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重點，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新突破。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把國內市場巨大潛力發揮出來，拉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要把促進工業由大變強與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結合起來，把淘汰落后生產能力與搶占新興產業制高點結合起來，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的道路，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撐。第三，以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為抓手，增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總之，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機統一起來，在發展中促轉變，在轉變中謀發展。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堅持“四個必須”：必須堅持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有機結合，必須堅持長期發展目標和短期增長目標有機結合，必須堅持擴大內需和穩定外需協調發展，必須堅持改善民生和擴大內需的內在統一。做到“五個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更加注重推進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增強經濟增長活力和動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更加注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特別強調要在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這“四個必須”、“五個更加注重”、“一個下功夫”，清楚勾勒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需要正確處理的重大社會經濟關系和工作重點。
2010年2月，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講話中進一步明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正確方向是做到“七個加快”：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推進自主創新，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加快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根源在于體制機制不合理；沒有對各種利益關系進行調整的體制機制上的保障，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難有突破性的進展。所以，胡錦濤明確指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的舉行，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引起全國上下的高度重視。生態環保、可持續發展、調結構、拉內需、保民生，成為2010年兩會熱議的話題。2010年黨和國家又出臺一系列新的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措施落實了中央提出的一系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方針，努力創造了國際金融后危機時期，我國經濟穩定持續增長的動力結構和機制；特別是推進了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推進了人才強國戰略；加快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改善了民生，擴大了內需空間；提升了利用外資的水平等。
四、提出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新謀略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提出，制定“十二五”規劃，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胡錦濤在會議講話中明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關鍵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7]。
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緊緊圍繞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部署2011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要求在經濟工作中，各方面要切實把重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使經濟增長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二五”規劃緊緊圍繞科學發展的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提出指導思想、主要目標、政策導向；對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全面部署，其中包括：強農惠農，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轉型升級，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營造環境，推動服務業大發展；優化格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城鎮化健康發展；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創新驅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標本兼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傳承創新，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改革攻堅，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互利共贏，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
此后，黨中央、國務院扎實推進“十二五”規劃的實施，下大力氣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2011年，在扶貧開發、社會建設、環境保護、文化產業、“三農”工作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擬訂一系列新政策。
從2010年第四季度開始，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出現放緩態勢。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經濟金融等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這與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減速有著密切關系。
根據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新情況新變化，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2012年經濟工作要突出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必須繼續抓住科學發展這個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條主線，實現“四個牢牢把握”，即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上來；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努力營造鼓勵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社會氛圍；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創新這一強大動力，抓住時機盡快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一根本目的，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切實辦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
能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決定著中國經濟能否在陰霾的國際環境中突圍，也決定著中國能否在新一輪國際產業格局調整中占據先機。要盡快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把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更好地結合起來。
7月23日，胡錦濤在省部級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的講話中，強調全黨要堅決執行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決策部署，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扎扎實實抓好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等戰略任務的貫徹落實，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增強長期發展的后勁。
“質量和效益優先”、“創新驅動”、“四化同步”是胡錦濤這次講話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的三大重點，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一步指明實現途徑，即發展立足點要從“速度至上”轉向“質量和效益優先”；要從“要素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要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從經濟“失衡”走向經濟“均衡”。
在世界經濟還未復蘇的情景下，中國傳統的加工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更大的壓力，除了依靠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全球化發展戰略外，進行積極主動的發展模式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無法回避的選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在提升實體經濟實力和加強自主創新能力方面下功夫。為此，2012年國務院出臺了一些新的舉措，比如：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規劃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指導促進企業技術改造；特別是7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推出《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
11月8日，胡錦濤在以往經驗積累和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出“四個著力”和“五個更多”的新要求，即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發展新活力，著力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著力構建現代產業新體系，著力培育開放型經濟發展新優勢；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更多依靠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更多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不斷增強長期發展后勁。
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還強調，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8]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的總體布局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又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研究員）
[1]《胡錦濤文選》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頁。
[2]《胡錦濤文選》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頁。
[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頁。
[4]《胡錦濤文選》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68頁。
[5]《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51頁。
[6]《胡錦濤文選》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頁。
[7]《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4頁。
[8]《胡錦濤文選》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