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因為多種原因，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緩慢。在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六年左右的供需兩旺、消費大范圍改善、消費結構持續升級的局面，本文將之稱為改革開放初期的消費增長。這一消費增長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是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改革開放初期消費增長的出現有其特殊背景，不能指望在今天再完全出現，但對其進行學術梳理也許對今天還是會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
改革開放這一偉大變革帶來中國社會生活的多方面變化，其中人們生活水平的持續顯著提高是一個重要方面。當時消費廣告的重現也許可以看作是消費增長的序曲。廣告是為刺激消費而產生和存在的。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對廣告認識的誤區，廣告開始逐步萎縮，到“文革”期間絕跡。新時期消費廣告重現可以說是消費增長出現的先聲。1978年年底，丁允明在《文匯內參》上建議恢復國內廣告業務，得到胡耀邦的充分肯定。1979年1月14日，經中宣部同意，丁允明的文章《為廣告正名》在《文匯報》發表。文章從多個層面澄清人們對廣告的誤解。[1]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臺宣布“即日起受理廣告業務”，并播出了一則1.5分鐘“參桂補酒”廣告，這是大陸第一條電視廣告。1979年2月10日的《文匯報》在末版刊出藥品廣告。這應是該報在新時期第一次刊登的商品廣告。不過在這之后相當長時間里的《文匯報》上并非每期都有廣告。3月，中央電視臺播出第一條廣告：幸?？蓸?。[2]1983年4月，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豎起索尼公司形象廣告。外資廣告的出現，被認為是中國開始轉向消費社會的標志之一。[3]1984年，電視機從“奢侈品”降格為“耐用品”，普及率大大提升?！把辔?，燕舞，一曲歌來一片情！”的個性電視廣告讓人們記住了“燕舞收錄機”[4]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居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消費水平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城鄉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到80年代中期已基本得到滿足，實行多年的配給式供應逐漸被自主性消費取代。[5]城里人說有幾個沒想到：沒想到延續了30年的布票取消了；沒想到短短幾年許多地方豬肉敞開供應了，由爭買肥肉到肥肉銷不出去；沒想到過去連過年過節都不好買的花生、瓜子、核桃等，現在隨時都可買到了。[6]
這一時期消費增長不僅表現在總量上，還表現在消費檔次的明顯升級。商業部門當年的統計資料表明，一批批新的家用電器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涌向廣大城鄉居民的家庭。1981年，南京市人民商場舉辦的36次耐用消費品展銷，許多名牌產品和高檔產品，都是在開頭幾天就銷售一空。據統計，這個商場銷售的“九大件”中，手表、沙發比上一年增長20%，縫紉機、自行車、電視機、電子管收音機、洗衣機、照相機、電冰箱等增長40%以上。電視機的增長幅度最大，將近三倍。商場負責人說：高檔消費品銷售量大幅度增加，購買的對象從少數富裕家庭擴展到廣大職工家庭，是近二三年市場上出現的新變化。南京市統計局提供的數字也表明，像電視機這類高檔消費品，已經不是少數富裕家庭的“奢侈品”，而是廣大職工家庭生活中的必備品了。據調查，1981年年底同1979年年底相比，每百戶職工家庭的擁有量，自行車由105輛增加到133輛，縫紉機由63架增加到73架，手表由53只增加到207只，電扇由9臺增加到77臺，電視機由22臺增加到69臺，電唱機由6臺增加到56臺，收錄機由0臺增加到14臺。[7]當時對全國各地消費增長與人們日常生活改善的新聞報道還有很多。1983年以來，城鄉居民購買的家用電器大量增加。1—8月份和1982年同期比較，電視機增長13.8%，錄音機增長90.2%，電風扇增長27.8%，洗衣機和電冰箱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些家用電器，過去一向被農村顧客看作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已開始成為農民爭相購買的“搶手貨”。前些年，人們爭購的“三轉一響”——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正在讓位給“三機一扇”——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和電風扇。[8]
改革開放初期的消費增長的另一特點是按照一般消費規律來看文化消費的超前發展。這是和自建國以來日漸偏“左”的文化政策把很多健康正常的文化產品、生活方式都批判為“封資修”有關。在“文革”中，絕大多數人們感到的是極度的文化饑渴。
當時人們改善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愛美”熱。1955年，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發表了《藍螞蟻——紅旗下的六億中國人》，描述了當時中國人高度統一的服裝樣式和顏色。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以前。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市場化轉型，人們的服飾消費進入了個性化時尚化階段。[9]1979年3月19日，法國時裝大師皮爾·卡丹應外貿部邀請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組織舉行了一次時裝模特表演，給觀眾帶來強烈沖擊。1979年全國電影觀眾達到驚人的293億人次，平均每人看電影28次。
1979年，義烏縣城熱播古裝戲《紅樓夢》電影，回城待業知青何海美借了一臺照相機坐在電影院的第一排，發現年輕人喜愛什么鏡頭就連忙拍下來，連夜就沖洗照片，第二天她就帶著自制的明星照在影院門口擺個小攤賣，每張一元，生意居然很不錯?！半娪把萘巳烊?，我就賣了三天三夜，天天能賣十多元錢呢！”[10]須知當時很多普通職工月收入是三四十元，一張一元錢的明星照要花去一天的工資。這相當于今天花一百元左右。
1980年上映的電影《廬山戀》里女主人公在影片中換了幾十套衣服，成為又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當時上海的孩子趕時髦，有把裁縫拉到電影院里面，要他照著上面的樣子去做的。”導演黃祖模后來回憶說。[11]當時日本女排隊員小鹿純子側邊扎起的發型，被稱為“純子頭”，紅遍清純的80年代中國。日本電視劇《血疑》在中國的播出帶來了“幸子衫”、“光夫衫”、“大島茂包”的流行。[12]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的增加也是支持人們愛美的一大因素。1981年發表的小說《黑娃照相》里的黑娃賣兔毛得了8.4元去趕廟會。他兜里從來沒有這么多錢。小說寫道：“歷來不重視儀表，只是偶爾在山泉水里照一照尊容的黑娃，一旦捏住了八元四角的鈔票，也便立即喚醒了人的愛美的天性?！盵13]“愛美的天性”使黑娃首先想選購一件衣服?？墒莾杉幸獾囊路拇_良褂子是15.5元，的確良制服褲11.3元，價格都超過了8.4元。最后，黑娃花3.8元穿上攝影師提供的“毛衣、西服、呢子褲等等”拍了一張立等可取的彩色照片。以當時廟會上羊肉湯3毛錢1碗、水煎包子5毛錢20個的價錢比照看，當時要在服裝上“愛美”經濟代價是相對沉重的。但是當時像黑娃這樣在吃穿方面還相當簡陋的情況下就先進行占其收入比例不低的文化消費并非罕見。前文提到《大眾電影》曾創下965萬份的單期發行量，其訂購者當中很多是物質生活還比較簡陋的。
1981年8月4日，《中國青年報》發起了關于“什么是美，什么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的討論，引起廣泛關注。這次討論是很有進步意義的，因為過去不少愛美行為被當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吳天明在任西安電影制片廠廠長之前曾任該廠團支部書記。當時該廠一位女演員從上海穿了件連衣裙回西安，被吳天明嚴肅地責令換掉。在吳支書的督促下，該女演員只好把連衣裙壓到箱底，還給《陜西日報》寫了篇《談奇裝異服》的短文。[14]
《人民日報》1983年11月4日發表《最重要的政治保證》，在論述到反對精神污染問題時，特別提到說：“不要把日常生活中某些式樣奇特的服裝或發型，看成是精神污染?！?984年上映的《街上流行紅裙子》是我國第一次直接以時裝為題材的電影。當年，中國政府取消實行了30年的布票憑證供應制度，這為人們追求服飾美創造了客觀物質條件。1984年，上海市婦聯主任在《文匯報》上號召“用服裝美化人民生活”，要求干部帶頭講究穿著。[15]這一時期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喇叭褲的流行。
這種消費增長與人們日常生活的改善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也有反映?！逗谕拚障唷防锏暮谕拶u兔毛得了8.4元。他兜里從來沒有這么多錢。黑娃準備去趕廟會，他母親提醒他怎么花錢（不是提醒他怎么省錢，是提醒他花錢改善生活）。小說寫道：“黑娃見娘這種迫切需要的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的生活，仰著臉說：‘娘，你等著，我這就去把百貨門市部給你背回來！’”[16]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黑娃對金錢的強烈渴望、對商品消費的迷戀，說明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副產品——消費主義已經在日常生活的領域開始凸顯出來?！盵17]
二
?。ㄒ唬╊I導層思想意識的改變
1978年前后，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曾組織調研組寫出了調查報告反映職工生活困苦的情況，引起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的關心。[18]同時，1978年很多高層領導對歐美日本的訪問考察也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發達國家普通人生活水平之高與我國差距之大。當時國家領導人意識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必要體現和證明，在私人消費領域采取了補償消費的政策。[19]1979年，陳云等領導人和經濟學家提出的調整理由，首先是勒緊褲帶搞建設的路子走不下去了。解決生活欠賬成當務之急。農業嚴重落后和農民普遍貧困。由于長期實行農業為工業化積累資金的政策，加上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病，相當部分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981年5月1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提到調整經濟，發展輕工業來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21]
1979年，我國開始取消各級革命委員會，恢復各級人民政府。這一政府名稱的改變也可以說意味著革命年代的結束和正常年代的開始，而這也就為消費增長的成長打開了政治之門。從此，個人的發家致富和高消費代替了為了國家的“多快好省”。[22]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發《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批評了“為生產而生產”的理論，主張生產要滿足社會需要。[23]1980年還召開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理論討論會，會上多數人的主張與上述文章類似。
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1981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指出，1979年以來，國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種支出大大增加，盡管步子走得快了一點，但總的說是做得對的。朱學勤曾經用“社會大還俗”這一概念充分肯定1989年前近十年中國社會的進步幅度。蕭冬連則稱之為世俗化潮流。[24]1984年《半月談》上的一篇文章在介紹了膠東地區農民的致富情況后于結尾處提到：“當然，有些農民富起來以后，不會消費。即墨縣的同志說，農民有了錢以后‘蓋新房，娶新娘，借給親戚還饑荒，剩下余錢存銀行’。有些人認為住新房、吃細糧，穿上的確良，就很不錯了。再花其他錢覺得是浪費，不符合勤儉持家的傳統?？磥恚m當鼓勵和引導農民消費還是個問題?！盵25]在一個長期提倡“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國家提出要“鼓勵消費”，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轉變。
?。ǘ┙洕Y構調整
改革開放之前的消費短缺和那時的重積累、輕消費、重重工業、輕輕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這種經濟結構本來是為了建國初期的經濟形勢和國防形勢而決定的，在最初產生時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當獨立的民族工業體系初步建立和國防安全沒那么嚴峻時，這種應急性的結構不但沒有向正常方向改變，甚至還愈加畸形。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領導層提出并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了經濟調整問題，會議決定從當年起用三年時間，認真搞好調整。
當時國家在財力物力上努力保證輕紡工業正常生產的需要。[26]1979年和1980年壓重工業促輕工業初見成效。工業總產值兩年平均增長9%。其中輕工業產值兩年平均增長13.9%，超過前29年年均遞增11.05%的水平，說明調整的兩年輕紡工業確有大發展。特別是耐用消費品都有大幅度增長。[27]如電視機兩年年遞增119.5%，其中彩電年增185%，洗衣機增長612.5倍，電風扇增長129倍。而重工業產值兩年平均遞增4.5%。[28]1979年至1983年，通過經濟調整，按國民收入使用額計算，積累率從1978年的36.5%降為1983年的30%。從1979年11月開始國家調高工資，全國職工的年平均工資1980年底達到762元，比1978年的614元增加了2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加了15%），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加幅度最大的。[29]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所占比重從43.1%上升到48.5%。輕工業的補償式發展為消費增長的成長提供了物質基礎。
1981年11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羅馬尼亞第一副總理時談到，長期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提高。再這樣下去，就難以為繼了。1979年我們開始調整，逐步降低積累率。[30]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方針之一是把消費品的發展放到重要地位。1982年1月1日，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及利亞政府代表團時談到，調整經濟就是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31]
到1984年，《慶祝建國三十五周年形勢講話之二》提到，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開始協調了。以往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國民經濟中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工業內部的輕重工業比例關系嚴重失調，不僅阻礙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也妨礙了人民生活的改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全國同心協力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在農村普遍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城鎮對消費品工業采取“六個優先”的原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近五年與1978年以前的二十六年相比，農業總產值的遞增率已由原來每年的3.2%提高為7.9%，輕工業總產值的遞增率已由原來每年的9.1%提高為11.2%，而重工業總產值遞增率則由原來每年的13.6%下降到5.1%。這樣就相應地改善了農輕重的比例關系，也改善了工業內部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1983年與1978年相比，電視機增長12倍，收錄機增長近100倍，洗衣機增長9100多倍。[32]1984年，農輕重三者比例達到34∶31.7∶34.3的比較合理的水平。[33]
?。ㄈ﹪遗c社會關系由緊張到松弛
從50年代初到改革開放，國家對私人消費制度的安排因為受到物質資源約束、傳統倫理約束、意識形態約束以及蘇聯的示范作用，使得國家傾向于建立抑制私人消費的制度安排。上海女作家程乃珊回憶20世紀60年代初看電視的情景：“當時家庭電視尚不普及，因此有了電視也不敢聲張，怕被稱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家一位親友，甚至把電視機放在壁櫥里，看電視看到一半，一旦有不熟悉的人敲門，壁櫥門一關就保險了?！盵34]那時不敢聲張絕不僅是因為尚不普及，而主要是緊張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同樣是尚不普及的電視機，人們在觀看時則常常是聚集了十幾甚至幾十位鄰居。
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松動，國家開始逐步放松對基本消費生活資料流通的控制權，消費生活資料得以在“體制外”（市場）流通。由于基本消費生活資料的供給和流通擺脫國家的壟斷，使得民眾的生計問題不再像過去那樣掌控在國家的手里，居民對“體制內”供給的基本消費生活資料的依賴性減弱，消費者出現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消費者自主性體現在國家不再控制居民消費生活品的供給，消費者的私人生活成為個人自主選擇的事情，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從市場上選擇和購買消費品，并自主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消費者自主性的興起，也意味著改革開放前那種“泛國家化”趨勢的終結，私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國家而興起。[35]例如服飾消費行為從同質化到個性化的轉變，體現了個體消費者權利的上升。而這種個人權利的提升是改革以來各種結構性力量所促成的結果。[36]
如果說對私人消費生活控制的松弛為消費改進的出現打開了閘門，那么對投資、生產、經營環節控制的松弛則為消費改進的出現增加了源頭動力。這主要體現在擴大國有集體企業經營自主權從而提高了企業效益和職工收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允許興辦個體私營經濟、鼓勵社隊企業的發展、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從而增加了人們的收入、活躍了市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形勢是居民收入財產少和商品服務短缺并存。這些放活措施提高了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擴大了有效消費供給。社隊企業產值從1979年的493億元增加到1984年的1709億元。[37]
這些措施的實施過程及其取得的成效很多著作都有提及，這里僅舉當時吸引農村剩余勞力和資金進城興辦商業服務業很有影響的邯鄲市一例。當時的報道說，“我們怎么會想到讓農民進城來辦商業、服務業呢？”邯鄲市委書記岳歧峰介紹說：“這是因為我們過去欠債太多，被逼上梁山！”1977年初，岳歧峰從邯鋼調回市委，等著他的是一大堆難題：邯鄲城里吃飯難、喝水難、買東西難、看戲難、住旅館更難……[38]來邯鄲辦事的人往往因找不到住處而躑躅街頭。飯館更是寥寥無幾，門前永遠排著長隊。一些顧客評價邯鄲的服務業：“臉是陰的，屋是臟的，飯是冷的！”但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不怕你不來！顧客只好忍氣吞聲吃他的飯，住他的店。[39]
據統計，（到1984年）五年來邯鄲市郊區農民向城里投資3000多萬元：新建影劇院12座，擁有座位12000多個；新建旅館27家，床位3700多個；開辦飯店55家，年營業額600多萬元。進城經營煙酒、副食、縫綴、修理的農戶共1700多戶，年營業額達1800多萬元。農民進城辦的事業項目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隨后，郊區和邯鄲縣農民又集資860多萬元，著手在市內建綜合服務大樓2座，影劇院2座，商品住宅部20000平方米。[40]
三
改革開放初期消費增長的出現伴隨著官方與民間的良性互動。長期處于生活匱乏之中的人們渴望改善生活，而官方及時注意到這一情況，從指導思想、經濟結構導向、經濟政策等方面作了調整。這些順應民心的調整很快取得了顯著效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預言的那樣——“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1984年國慶節慶典，可以說是因為消費增長和其他原因官民融洽關系達到新高度的一個標志。
改革開放初期消費增長的出現可以說實現了三個突破，即實現了對“文革”十年極左狀態導致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的突破，對50年代以來傳統社會主義生產高于生活、短缺經濟的突破，對幾千年傳統社會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極其緩慢的突破。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擴大內需作為一項中央政策被提出來一直延續至今。實際上，如何擴大或刺激消費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后共同面臨的經濟問題，是現代社會的長期任務。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消費增長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問題。1985年之后，農民（除鄉鎮企業發達地區）收入增長明顯放緩，各項負擔卻嚴重增加。這自然使得多數農民的消費受到嚴重抑制。1985年之后，城市居民的消費仍維持了十余年的旺盛階段。不過，隨著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一些高檔精致消費品因為國內自主生產能力不足而依賴進口。這些問題到現在有的比如農民消費問題已經有所緩和，有的如高檔消費品進口甚至出國購買問題還日益突出。改革開放初期的消費增長不能為后來解決所有問題，但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指示了健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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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現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改革創新（1978—1992）》，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
[2]陳煜、錢躍：《民間記憶（1978—20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3]《新周刊》編著：《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頁。
[4]《新周刊》編著：《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
[5]董輔礽：《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頁。
[6]趙華胄、邵永力：《八億農民的貢獻》，《半月談》1984年第1期，第19、20頁。
[7]華惠毅：《大批高檔消費品進入尋常百姓家》，《半月談》1982年第6期，第19、20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1978—200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頁。
[9]李強：《中國社會變遷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229、230頁。
[10]王靈麗、柳茂森：《1979：中國故事》，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139頁。
[11]王靈麗、柳茂森：《1979：中國故事》，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213頁。
[12]《新周刊》編著：《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頁。
[13]張一弓：《黑娃照相》，《上海文學》1981年第7期，第7頁。
[14]謝軼群：《流光如夢：大眾文化熱潮三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15]《新周刊》編著：《我的故鄉在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36頁。
[16]張一弓：《黑娃照相》，《上海文學》1981年第7期，第6頁。
[17]賴洪波：《召喚與應答——略論“新時期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2期，第80頁。
[18]馮蘭瑞：《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4年第1期。
[19]李強：《中國社會變遷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3頁。
[20]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480頁。
[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頁。
[22]韓敏：《回應革命與改革：皖北李村的社會變遷與延續》，陸益龍、徐新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頁。
[23]《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人民日報》1979年10月20日；關于當時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可以參見王永江：《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馮蘭瑞：《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討論》，《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4年第1期。
[24]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440頁。
[25]閔凡路：《膠東訪富》，《半月談》1984年第22期。
[26]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27頁。
[27]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頁。
[28]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6）》，中國統計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頁。
[29]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29頁。
[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86頁。
[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795頁。
[32]《我國工業史上的光輝篇章——慶祝建國三十五周年形勢講話之二》，《半月談》1984年12期。
[33]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29頁。
[34]謝軼群：《流光如夢：大眾文化熱潮三十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35]李強：《中國社會變遷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頁。
[36]李強：《中國社會變遷30年（1978—200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頁。
[37]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頁。
[38]歐洋：《一個大膽的嘗試——邯鄲市委書記岳歧峰談農民進城經商》，《半月談》1984年第12期。
[39]談風：《農民的挑戰——走訪邯鄲城服務行業》，《半月談》1984年第12期。
[40]趙德潤：《邯鄲農民進城開店》，《半月談》1984年第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