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年底，為扭轉農墾經濟因“文化大革命”而長期虧損的局面，國務院召開全國國營農場工作會議，會議回顧歷史、分析形勢，強調要堅定辦好國營農場，提出要“高速度地把國營農場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基地”，會議對加強黨對國營農場的領導，改善管理體制，提出具體要求，從而拉開農墾改革的序幕。回顧農墾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探索農工商一體化改革階段（1978—1991年）
1978年8月，華國鋒一行在南斯拉夫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參觀了貝爾格萊德的農工聯合企業，隨后他指示有關部門對貝爾格萊德的農工聯合企業作專門考察。同年9月，國務院召開座談會，討論在人民公社和國營農場試辦農工商聯合企業的問題。根據考察情況，結合自身實際，會議決定選取部分人民公社和國營農場先行試點。必須要說明的是，農工商聯合企業試點在人民公社后來雖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但是由于國營農場自創業之初就有自辦工業、商業的基礎和經驗，農工商綜合經營的改革在國營農場如魚得水，不僅突破了長期單一經營的格局，還體現了多種優越性。一是改變了農場只生產原料的狀況，既生產原料，又自行加工，自銷產品；二是農場多余勞動力有了出路；三是幾個單位聯合起來，共同籌措資金辦大事；四是聯合企業可以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減少中間環節；五是聯合企業與周圍社隊進行經濟聯合，密切了場社關系。[2]綜合經營方針，使得農墾二、三產業在農墾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提升，到1990年，全國農墾工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比重為53.8%，比1978年35.42%高出18個百分點。[3]
為了加強對全國國營農場的領導和管理，1978年3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農墾總局，對黑龍江、新疆、廣東、云南4個墾區，實行農墾總局和省、自治區雙重領導，以省、自治區為主的體制。同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健全了農墾管理機構。1979年4月，國務院決定在國家農墾總局的基礎上恢復農墾部。從新疆工作實際出發，于1981年恢復了新疆墾區的兵團體制。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指引下，農墾系統陸續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改革。一是實行財務包干制度。1978年10月，國家農墾總局會同財政部頒發《國營農場財務管理試行辦法》和《國營農場成本核算規程》。1979年1月，國務院批轉了《財政部、國家農墾總局關于農墾企業實行財務包干的暫行規定》，確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盈利留用，虧損不補”的一般原則。這項改革突破農墾企業統收統支的財務管理體制，規范國家與農墾企業的分配關系，調動企業發展生產、提高效益的積極性，實行財務包干當年，全國農墾就從上年虧損9000多萬元轉為盈利3.9億元，并實現了長時間連續盈利。[4]二是興辦職工家庭農場。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展，農墾系統也著手研究，如何打破傳統辦場模式，推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問題。1983年8月，國務院總理在新疆視察期間提出，國營農場要辦職工家庭農場，即“大農場套小農場”，農場通過經濟紐帶、經濟合同，通過生產前、后的服務和家庭農場聯系起來，形成大農場的整個體系。同年10月5日，胡耀邦在一個文件上批示：國營農場主要是經營管理問題，我意要堅決按總理在新疆提出的方針辦事，不能再慢慢吞吞地拖下去。[5]為了推動家庭農場的發展，1983年12月農牧漁業部批發《關于在國營農場興辦職工家庭農場的意見》。提出了辦好職工家庭農場的10條具體意見和應采取的步驟和方法。家庭農場既發揮了大農場的機械化優勢和較為完善的服務功能，又調動了職工及家庭各方面的積極性，還有效解決了“大鍋飯”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國農墾興辦職工家庭農場100多萬個，部分墾區也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聯產農場、機組承包、生產隊承包等多種形式對生產責任制進行了改革。[6]三是推行推進場（廠）長、經理負責制和承包經營責任制。借鑒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革經驗，1984年全國農墾工作會議要求，“農墾企業實行場（廠）長、經理負責制”，普遍實行經濟承包制、勞動合同制、工資浮動制，把個人的勞動報酬同本單位生產經濟成果直接掛起鉤來。規定企業內黨委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搞好黨的建設，并對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1986年，中央指示“凡是同農場簽訂了承包經營合同，實行定額上繳、自負盈虧的職工，不再按工資等級支付報酬，不再發獎金”[7]。到1988年，全國農墾有60%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場（廠）長、經理負責制，黨政領導職責不分的現象有所改善。企業有了更多的自主權和經營權，企業經營者和職工的收入與企業經營狀況掛鉤，初步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為下一步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創造了條件。
二、探索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改革階段（1992—2001年）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為農墾改革進一步指明方向。1992年，全國農墾實施干部聘任制、全員勞動合同制和勞動報酬與工效掛鉤的“三項制度”。1994年，農業部在總結推廣了由黑龍江墾區首創的“四到戶、兩自理”模式[8]，使家庭農場成為農業生產中經營、投入、利益和風險的主體，從而徹底改變了“國家出錢、職工種地”的舊模式，使國有農場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9]。推進墾區管理體制改革，從行政管理向集團化、公司化過渡。自1995年起，天津、上海兩墾區完成集團組建工作，隨后廣東、江蘇、重慶積極進行成建制轉為企業集團的探索，到2001年，共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按照企業集團的方向進行了改革。隨著各墾區退休人員不斷增多，由企業承擔職工養老金亟須改革，1992年，全國農墾根據國務院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精神，在墾區內部建立了養老保險系統統籌等新的保險制度，部分墾區還參加了當地的養老保險社會統籌，系統內統籌和參加當地統籌的比例逐年加大。到2001年8月，全國有20%的職工和離退休人員參加了當地的基本醫療保險，26%的墾區醫院列為社保定點醫院。[10]
雖然這一階段的改革進一步優化了經營管理，但是長期困擾農墾企業的政企不分、產權關系不清、增長方式粗放等深層次問題日益突出。部分墾區計劃經濟的觀念沒有轉變，對于承包制、場長負責制、“兩費自理”等看準了的改革措施不到位[11]。再加上確立市場經濟后激烈競爭的沖擊，農產品價格的低迷，過重的社會職能負擔，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等原因，全國農墾從1997年起進入長達5年的虧損徘徊期，到2001年累計虧損達110多億元。[12]為扭虧增盈，各墾區一方面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據不完全統計，1992年至2001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黨委、政府名義下發的有關推進墾區改革的意見和專門政策達30多個。一方面按照中央提出“抓大放小”方針，對場辦二、三產業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整合。1998年至2001年，全國有6000多家場辦企業被出售、破產或兼并。與此同時，墾區非國有經濟在參與國企改革中得到了較快進展，2001年底，墾區非國有經濟占到了全系統經濟總量的28.51%。一些墾區勇于探索，以改革的精神解決體制機制、經營方式、土地管理、社會保障等突出問題，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例如在最具代表性的廣東農墾，1999年廣東農墾虧損3.93億元，通過3年的產業重組、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到2002年底，實現盈利1300多萬元。[13]
三、梯次推進墾區集團化發展的改革階段（2002—2012年）
2002年，全國農墾結束了連續虧損的困難局面，進入全面建設農墾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中央對“三農”工作也不斷強化，連續以一號文件的形式出臺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各墾區面對國內市場經濟以及中國加入WTO國際農業市場的挑戰，積極爭取政策扶持，加速自身的體制機制和經營改革。一是集團墾區按照“產業化、集團化、股份化”的要求，不斷深化改革，形成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龍頭企業，成為農墾經濟的核心競爭力。二是分離農墾企業承擔的社會職能。有條件的墾區在場內設立社區管委會，并加快向地方移交公檢法司、學校、醫院等機構，減低企業負擔。總的改革方向是，圍繞理順政企關系，把能夠移交的社會職能移交給當地政府，不能移交的在農場實行內部分開運行和管理，少數墾區采取了“撤場建政”或在轄區內建立政府機構的做法。三是稅費改革。2006年，依照國務院的政策，取消了國有農場的農業稅，免除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的收費，中央和地方對國有農場稅費改革予以補助。四是全面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將農墾職工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逐漸納入社會統籌，實現社會化管理。加大邊境墾區及內陸貧困農場的扶貧開發工作力度。五是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探索跨國農業資源合作開發的新路徑。如廣東農墾的海外天然橡膠基地、黑龍江墾區在俄羅斯的農業承包項目等。
四、新形勢下推進深化改革階段（2013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空前重視“三農”工作，持續加大對國家糧食安全的關注，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14]新常態背景下，農墾的改革面臨重大挑戰與發展機遇，一方面，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低于國內，面臨WTO貿易黃線所限的價格補貼政策已用到極致，綠色、生態的生產方式不斷催高農產品成本；而另一方面，國家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及“一帶一路”戰略，也為農墾發展帶來重大機遇。農業部農墾局抓住這一機遇，于2014年啟動了“國際大糧商”培育計劃，積極推進“聯合、聯盟、聯營”發展戰略，先后成立中國農墾種業聯盟、中國農墾天然橡膠產業聯盟、中國農墾乳業聯盟，并積極籌建冷鏈物流、節水灌溉等聯盟組織，這些大型行業聯盟的組建，標志著農墾已進入大整合推動大發展為主題的時代。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要求農墾全面推進墾區集團化、農場企業化和社會管理屬地化，鼓勵墾區根據實際進行差別化探索。當前，深化農墾改革專項試點工作正在進行中。
經過38年改革開放的艱辛探索與偉大實踐，農墾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認真總結這些經驗，對于當前深化農墾改革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一）必須在改革中堅持農墾的戰略定位與發展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農墾在改革中的地位與方向的認識是一以貫之的。一個總的方針是，緊緊圍繞發揮好農墾“做示范、保供給”重要職能和“屯墾戍邊”的特殊職能。1978年，國務院要求，“要高速度地把國營農場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基地”，“農業機械化，農場要先化”。[15]1991年，中央要求農墾農業企業的示范作用應體現在“農業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過程中”。[16]縱觀30多年來農墾的改革發展，堅持好農墾的定位和發展方向，事業就能不斷取得勝利，但如果在改革中放棄這一定位，將墾區等同于一般企業組織，農墾事業就難以為繼。例如，有的墾區在市場經濟確立初期就提出要大搞“國退民進”，導致墾區地位喪失。實事求是地說，農墾如果不搞規模化的現代農業，就不能成為國有農業經濟的骨干和代表，農墾作為一個特殊組織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必要。縱向來看，“發展——不適應——改革——發展”的螺旋上升路徑也是農墾改革的必經之路。盡管存在諸多困難，農墾在改革的浪潮中堅持了正確的定位與職能作用發揮，沒有“私分散伙”，也沒有停步不前，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專業化的進程中逐漸站穩了腳跟，愈發顯示出國有大型農業企業的優勢和作用。正因為農墾在改革中堅持了正確的定位，在新時期，繼續實踐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農業“二次飛躍”[17]思想才有了物質基礎和組織保障。實際上，新時期以來，在全國農業的改革層面，土地流轉、生產合作化、土地托管等典型經驗層出不窮，我國的農業經營正在由小機械小規模生產向大機械大規模作業經營轉變，這是農業適應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重大變化，而農業的產業化、規模化、組織化正是中國農墾的優勢所在。值此背景下，2015年11月，中央時隔24年后再次出臺全面指導農墾改革發展的專門文件，明確指出“農墾是國有農業經濟的骨干和代表，是推進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努力把農墾建設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國家隊、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的示范區、農業對外合作的排頭兵、安邊固疆的穩定器”。[18]2016年5月，習近平在黑龍江考察時，對農墾工作又作出重要的指示。中央綱領性的文件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不僅總結了農墾自成立以來的地位和作用，同時還賦予了新的歷史內涵。現階段，農墾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各墾區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推進深化改革專項試點工作。從改革經驗得知，只有堅持農墾戰略定位，服務國家戰略需要，堅守“三條底線”[19]，激發改革的內生動力，抱團合力，建立現代農業的大基地、大企業、大產業，做好“中”字頭的產業聯盟，才能真正成為農業領域的航母。
（二）必須堅持在上下聯動的機制中分類分級、循序漸進的改革
農墾系統在體量上相當于一個中等省區[20]，在全國31個省區市有1700多個國營農場、5000多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分布在各地的墾區成長歷史、經濟實力、發展水平、社會地位、政策環境不盡相同。在管理體制上既有黨政軍合一、中央直管的新疆兵團，也有省部雙重領導的廣東、黑龍江墾區，在其他由地方管理的墾區中，還分為省級管理和農場歸屬市縣管理兩種體制。即使同一墾區，農場與農場之間也有較大差別。所以，農墾集經濟性、社會性、區域性為一體的特殊性和墾區之間所在地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性決定了農墾的改革必須是一個分級分類、循序漸進的過程。雖然農墾改革的總目標是墾區集團化、農場企業化，但如果不顧墾區利益，急于去行政化、沒有激發廣大農工改革的內生動力，為了改革而改革，只能問題越改越多，這在過去部分墾區的改革中存在深刻的教訓。同樣，有的墾區固步自封、自我封閉，總想多保留幾個公章，多管幾個部門，負擔越來越重，改革成本陡增，頻失良機，導致與所在地方農業發展水平相比，逐漸喪失國有農業企業的優越性。有的墾區注重改革的節奏和力度，采取試點先行，梯次推進，先實行“一個機構、兩個牌子”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大力推進集團化，另一方面運用行政手段推動國營農場社會職能改革和行業指導服務，最后水到渠成，取得了較好的改革成果。
在農墾改革實踐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改革中的上下聯動機制，農墾改革能否實現分類分級、循序漸進，很大一部分來自良性的上下聯動機制，這需要墾區處理好政企關系、社企和墾地關系。由于歷史原因，農墾相對封閉的經濟社會系統，容易導致政策上的邊緣化，國有政策、惠農政策在墾區總是不能實現全覆蓋。有些是地方政府的認識問題，有些是墾區自身問題。原農業部農墾局魏克佳局長就政策環境，有過一段生動的講話，他說：“政策不是等來的，而是爭來的，是深化改革得來的。誰去爭？這就要靠我們上下一起努力。”“農墾現在求人的事很多，協調的難度確實很大。要面對現實，學會攻關，學會交朋友，不恥求人，敢爭善要。”[21]善于運用上下聯動機制，爭取改革發展政策較為典型的事例就是寧夏墾區的改革，2009年至2014年，寧夏農墾爭取自治區黨委政府出臺了3份改革意見和1份加強土地管理的專項決定，連續4個省級文件順利推動了集團化的梯次改革，其改革探索和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汪洋副總理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見，上下聯動推動政策互動是農墾改革的重要法寶。實際上，中央歷次的改革文件同樣也吸收了大量地方墾區的成功探索，然后才上升為理論指導。所以，地方墾區在改革中，只要認準了中央的意見，就不能等，不能靠，一面按照中央政策干，另一面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配套，同時與中央主管部門上下聯動，以有為謀求有位，在過去改革實踐中，這樣的聯動機制總能取得好的成效。
（三）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讓廣大農墾建設者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由于受到歷史、體制和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墾區在民生方面普遍存在欠賬較多等問題。在改革開放前，農工有固定工資，享受墾區從“搖籃到墳墓”的各種社會福利，雖然是低水平的，但與周邊農村、農民相比，無論是政治地位、經濟地位還是幸福指數都比較高。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特別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農產品價格變化不大，墾區把有限的積累投入到二、三產業的發展中，受體制所限，地方上的政策又難以覆蓋墾區，導致部分農工群眾在改革中獲得感不強。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職工的三方利益，增進職工群眾的福祉，是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職工群眾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改革才能有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各墾區干部職工的努力下，農墾總體上有步驟地開始解決社會保障、稅費負擔、基礎設施、社區服務、危房及棚戶區改造和墾區扶貧等關系民生的重大問題，解決了改革的后顧之憂，有效保障了墾區穩定，增強了農墾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2015年的中央改革意見更是對職工權益、社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明確要求財政部要“將農墾全面納入國家強農惠農富農和改善民生政策覆蓋范圍”。[22]可以預見，發展成果共享、惠及墾區更多領域的改革，必將激發最廣大職工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推動農墾事業不斷取得新進步。
（四）必須堅定邊疆墾區屯墾戍邊的特殊職能
邊疆墾區主要包括西北新疆、東北黑龍江、北部內蒙古、華南廣西、云南、海南等農場和相應的農墾管理機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邊疆墾區除了擔負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支援地方建設、服務各族人民的任務外，還承擔了維護邊疆和諧穩定和邊境安全的特殊職能。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代表，之所以要在改革中以“準軍事實體”實行黨政軍企合一體制，自行管理內部行政、司法事務，就是要從制度層面保障兵團發揮好安邊固疆穩定器的作用。1981年，鄧小平在新疆考察工作時指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是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23]20世紀90年代至今，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兵團穩疆興疆、富民固邊重要作用，數十次對兵團建設發表重要講話和指示。[24]多年來，兵團堅持亦兵亦民、勞武結合，一手拿槍、一手拿鎬，隨時應對“三股勢力”的破壞活動和各種暴力恐怖突發事件。尤其在1990年阿克陶縣巴仁鄉“四五”事件、1997年伊寧“二五”事件、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25]嚴打暴恐專項行動中，與武警部隊和各族群眾攜手互動，共同打擊暴恐犯罪，維護了社會穩定。在華南，邊境農場在邊防自衛的斗爭中亦有重大貢獻。新時期，邊疆及邊境農場已成為國家維護邊境安全、繁榮邊疆經濟、促進民族團結以及反恐、禁毒、阻止外來動物疫病和外來物種入侵的重要屏障。[26]實踐證明，邊疆墾區的改革發展，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算好政治賬、為子孫算好賬。實行屯墾戍邊的戰略性決策是中央治國安邦的英明決策，這個職能作用，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五）必須建設好農墾文化，以農墾文化、農墾精神凝聚改革發展的共同意志
文化是黏合劑，精神是凝心聚力的魂魄。農墾建設者來自五湖四海，在融合發展中，形成了以兵團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一系列農墾精神為核心的農墾文化，農墾文化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啟發了農墾建設者的進取意識、鑄就了英雄氣概、凝聚了智慧和力量，并通過文化輻射交流促進了地方的文化發展。農墾精神是農墾文化的靈魂，在各墾區的表現上既有個性，又有共性。1986年，王震同志為農墾精神進行過精辟的概括，他說，“什么是中國農墾創業者的精神呢？我以為，最主要的，一是艱苦奮斗，一是勇于開拓。”[27]創業之初，農墾建設者們在沙漠戈壁、亙古荒原、沼澤濕地、熱帶丘陵，披荊斬棘、開荒種地，其艱苦程度，后人難以想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在艱苦卓絕的創業和改革發展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并發展的農墾精神和農墾文化，承載著時代特點和行業特色，是農墾建設者綜合素質的集中反映，更是農墾系統的無形資產和無價之寶。在新時期，農墾文化面臨發展環境的變化、自身體制機制的變化，以及黨和國家對農墾改革發展的新要求，應對這一變化，需要賦予農墾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改革的實質就是以大無畏之精神，挑戰自我，再次創業，創業就需要艱苦奮斗，改革要勇于開拓創新。所以，以“艱苦奮斗、勇于開拓”為核心的農墾精神，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歷史結晶，大力弘揚推進農墾文化建設，才能不斷匯聚推動農墾改革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為寧夏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劉艷博士認為，農工商聯合企業在人民公社的發展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有：舊有計劃經濟體制的限制；生長空間受家庭農村聯產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擠占；國家政策傾斜“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等原因。詳見劉艷：《農工商聯合企業的回顧與思考（1978—1983）》，《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5期。
[2]參見1979年9月，農墾部給國務院《關于農工商聯合企業試點情況的報告》。農墾部政策研究室等：《農墾工作文件資料選編》，農業出版社1983年版，第973—974頁。
[3]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墾局編：《1999中國農墾統計年鑒》，2000年7月。
[4]農業部農墾局：《中國農墾改革發展30年》，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5]袁寶華、翟泰豐主編：《中國改革大辭典》，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4頁。
[6]農業部農墾局：《中國農墾改革發展30年》，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7]《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農牧漁業部〈關于農墾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報告〉的通知》，國家體改委辦公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濟體制改革重要文件匯編》（上），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頁。
[8]1994年全國農墾工作會議提出，各農場要土地承包到戶、核算到戶、盈虧到戶、風險到戶；家庭農場生產費自理、生活費自理。
[9]孟昭春主編：《黑龍江省農墾經濟發展史（1981—200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頁。
[10]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墾局編：《農墾工作文件資料選編（1996—2003年）》（下），2005年，第655頁。需要說明的是，此階段農墾系統社保參保率與同期全國城鎮職工相比一直較低，直到2003年，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等4部委聯合下文，明確將農墾系統納入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體系后才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11]《農業部副部長劉成果同志談農墾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中國農墾》1993年第12期。
[12]高鴻賓：《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農墾專業會上的講話》，《中國農墾》2008年第2期。
[13]《3.9億元虧損是如何扭轉的》，《人民日報》2003年8月9日，第1版。
[14]《中國人的飯碗要端在自己手上》，《人民日報》2014年1月7日，第1版。
[15]農墾部政策研究室等：《農墾工作文件資料選編》，中國農業出版社1983年版，第839、844頁。
[16]《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1年42期。
[17]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與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1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2015年11月27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1/c_1117322798.htm。
[19]“三條底線”，即農墾改革要始終堅持國有屬性、始終堅持以農為本、始終堅持發揮農墾的規模優勢。2016年6月21日，農業部黨組成員楊紹品指出，要“始終堅守深化農墾改革試點的基本方向，決不能把國有經濟改沒了、決不能把農業改弱了、決不能把經營規模改小了。”（參見《深化農墾改革專項試點工作啟動會在銀川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墾局網站，http：//www.nkj.moa.gov.cn/dongtai/201606/t20160622_5183153.htm。）
[20]2015年農墾生產總值6902.48億元，擁有36.2萬平方公里土地，占地總量上僅次于云南省（39.4萬平方公里），是廣東省面積的2倍。
[21]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農墾局編：《農墾工作文件資料選編（1996—2003年）》（下），2005年，第926頁。
[22]《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2015年11月27日），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1/c_1117322798.htm。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
[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10頁。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頁。
[26]農業部：《288個農墾邊境農場成維護邊境安全重要屏障》，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12-07/7659147.shtml。
[27]《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