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兩個區分”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制定對日政策的一條重要的指導方針，中日學術界又稱之為“區分論”或“兩分法”。[1]所謂“兩個區分”，一般是指“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將軍國主義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員區別開來”[2]，簡言之，中心思想是區分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大多數日本人民，根本目的是為爭取中日兩國人民和平共處、世代友好。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日關系史上，“兩個區分”的思想，對發展和改善中日關系曾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也留下諸多經驗與思考。本文以邦交正?；暗闹腥贞P系史為研究重點，通過重新梳理“兩個區分”的提出和實踐過程，客觀分析與評價“兩個區分”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以期對處理當下的中日關系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示。
一、“兩個區分”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人最早提出“兩個區分”是在抗戰全面爆發之際。中國共產黨人認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世界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日本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真正敵人，因此應該聯合起來形成統一戰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1938年2月，毛澤東在《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的演說》一文中指出：“現在有三個反侵略的統一戰線：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還有一個是日本的統一戰線，在日本有廣大人民群眾不贊成他們政府侵略中國，正在組織反侵略的統一戰線。這三個統一戰線的目標是一樣的，就是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3]如何去說服和團結日本人民建立統一戰線呢？首先要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與日本人民進行“區分”：“我們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國家之人民的區別。”[4]“日本的戰爭是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內，都應該反對，也正在反對?！盵5]根據這一思想，日本中下層官兵多來自于普通工農群眾，都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不同于發動戰爭的法西斯分子，為此，中國共產黨專門制定了關于優待日軍俘虜的政策、措施等。例如，早在1937年9月發布的《中國紅軍告日本士兵書》中就已經宣傳八路軍寬待俘虜政策，號召日本士兵倒轉槍口向著日本軍閥，為日本工農的解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八路軍攜手奮斗。[6]1938年6月八路軍總政治部發出的《總政治部關于對日軍俘虜政策的決定》和1939年7月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也對俘虜政策以及反戰的日本軍民作了專門闡述與規定，其目的是通過優待俘虜、保護和獎勵反戰軍民等措施去感化、聯合日本軍民共同抗戰。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采取的戰俘政策：“我們的軍隊還有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寬待俘虜的政策。在抗日戰爭中……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軍俘虜教育過來。他們在提高覺悟以后，組織了日本人解放聯盟、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覺醒聯盟等組織，配合我們進行瓦解日軍的工作，同我們一起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盵7]
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區分”的方針制定對日政策，在抗戰實踐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不但成百上千的日本士兵因為受到教育感化后幡然悔悟，投身反戰運動，而且還吸引了日本國內進步人士的目光。1940年，深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影響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親赴延安參加反戰工作，從資料、數據提供到成立、領導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戰，在日中兩國都產生重大影響。中共對此十分重視，高度評價了以野坂參三為代表的日本人民在中國和日本國內持續進行的反戰運動，認為這是統一戰線和“兩個區分”方針在實踐中取得的重要成果?？箲饎倮?，不少日本人由于受到感召而自愿留在中國，參加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這不僅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堅持“兩個區分”方針制定對日政策的正確，也堅定了中共繼續堅持這一方針的信心。
戰后，為了實現控制和單獨占領日本的目的，美國扶植了親美反華的吉田茂政府。吉田政府對內鎮壓日本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化運動，對外追隨美國實行瘋狂的反共仇華政策。對于日本的國內形勢和政治趨向，中國共產黨認為，美帝國主義和它支持的日本反動政府依然是日本人民的最大敵人，為實現中日兩國人民和平友好，必須堅持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反動政府、少數日本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同情和支持日本人民爭取民主化的斗爭。在1949年1月日本舉行國會選舉期間，新華社發表題為《日本的選舉與中國》的社論，指出：“中國人民愿意與日本人民建立真正的親密的友誼”，號召“一切真誠希望日本人民和中日友誼有光明前途的人們……在選舉中選舉更多的真正民主分子到議會中來”[8]，這實際上是把實現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希望寄托在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身上。
中國共產黨采取的“兩個區分”的方針和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態度得到了日本人民的積極回應。日本各界的有識之士迅速行動起來，為實現中日友好而奔走呼號，短短幾年內相繼成立了多個以中日友好為主旨的民間組織。日本人民的努力，中國共產黨看在眼里。為繼續加強中日民間的友好交往，1953年2月，廖承志在一次會談中明確提出了“兩個區分”的方針：“我們把一切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看做是自己的朋友，把他們和吉田政府區別開來”[9]。其指向性十分明確，即爭取日本人民，反對日本反動政府。
1954年6月，周恩來在應邀訪問緬甸、印度期間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確認它適用于同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同年10月，中蘇就對日政策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政府愿意采取步驟，使它們自己同日本的關系正常化”，[10]標志著中國對日政策發生重大改變。1954年底，力主“自主外交”的鳩山一郎接任日本首相后，釋放出意欲同中國恢復邦交的信號，這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12月21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關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樣的愿望，并采取相應的措施，中國政府將準備采取步驟，來使中國同日本的關系正?；?。”[11]1955年3月，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以下簡稱《方針和計劃》），確定了對日政策的基本原則：“爭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對日本人民的處境表示同情”，“間接地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等”。[12]《方針和計劃》的核心內容是為改善中日關系創造有利條件，總體上繼續貫徹了“兩個區分”的方針，但與之前相比，日本政府不再是反對和打倒的對象，只要能夠支持中日友好就要努力去爭取和團結。毛澤東在1956年4月會見拉美一些國家黨的代表時說：“對日本我們也盡量爭取，不管對它過去侵略中國的仇恨有多么大，我們對日本的資本家、日本的前高級軍官也爭取?！盵13]這表明，隨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并成為中國處理包括對日關系在內的對外關系的基本依據，在制定對日政策、處理對日關系時，擴大了爭取的對象，縮小了“區分”的范圍。
在隨后幾年時間里，根據《方針和計劃》的精神，中國共產黨通過以加強經濟、文化交流為主要方式的民間交流推動中日關系的發展。1957年3月，岸信介繼任日本首相后，其反華言行導致中日間的政府接觸全面中斷。中國共產黨再次采用嚴格區分日本反動的政府與日本人民的“兩個區分”方針，對岸信介政府采取“斷絕來往、以打為主”的方針，而對日本人民和進步力量采取“斷而不絕”的政策，繼續強化與日本人民的團結，支持日本人民反對岸信介政權的斗爭。比如，中國政府獲知嚴重依賴中國原材料的日本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時，著眼于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照顧政策”，即：僅取消與反華的日本政府之間的貿易往來，但是如果日本中小企業確實因貿易中斷而發生困難的可以適當或特別照顧。1960年，主張改善日中關系的池田勇人內閣上臺，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中日友好為目的的貿易三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14]1964年佐藤榮作內閣上臺執政后，追隨美國親臺反華的言行。中國政府對佐藤政府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批評，但對于廣大日本人民，則采取了爭取和聯合的態度，因此，中日民間貿易得以繼續并不斷深入，為日后的中日邦交正?；髁藴蕚?。
二、“兩個區分”方針的廣泛運用
從新中國成立到中日邦交正?；陂g，“兩個區分”方針被廣泛運用在對日關系各個方面，指導著新中國的對日關系實踐。
?。ㄒ唬﹨f助日僑回國。1950年10月，日本紅十字會利用參加國際紅十字大會的機會向中國紅十字會提出請求，希望中方能夠協助其了解在華日僑的情況。中央對此十分重視，本著“兩個區分”的方針和人道主義精神，決定積極協助在華日僑歸國。1952年7月，中央批準成立中國日僑事務委員會，專門負責日僑歸國事務的準備和組織工作。11月，周恩來簽署了《政務院關于處理日僑中若干問題的規定》。隨后，中國紅十字會邀請日本紅十字會等團體派代表團訪華進行協商。1953年1月，日本代表團抵達北京，與中國紅十字會舉行多次會談，于3月7日發表了《關于商洽協助日僑回國問題的公報》，就日僑回國問題的登船地點、時間、船只安排等具體細節達成一致。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公報中還承諾“負擔自離開居住地之日起至登船時止每人的飲食、住宿、旅費；允許回國日僑申請兌換一定數量的外幣攜帶回國；允許日僑攜帶私人物品等”。[15]上述舉動充分彰顯了“兩個區分”方針中蘊含的人道主義精神。1953年3月23日，首批日僑3968名順利抵達日本舞鶴港。截止到當年10月，共有26026名日僑分7批返回日本。至1958年，共有近4萬名日僑被遣送回日本。[16]
?。ǘ挻筇幚砣毡緫鸱?。中國政府從1951年開始就著手解決關押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問題，并由最高人民檢察署負責進行犯罪證據搜集等前期調查工作。但由于朝鮮戰爭爆發，戰犯問題一度被擱置。1953年末，調查工作重啟。經過兩年多的細致調查，相關機構最終認定了戰犯的犯罪事實并向中央提出量刑建議。中央在反復征詢意見和討論后，于1955年12月作出決定：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17]1956年4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4次會議通過《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以法律形式確定“對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爭犯罪分子，可以從寬處理，免予起訴”[18]。依據這一決定，經多次審理，最高人民法院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從寬判處或免予起訴等處理。到1964年，所有在押戰犯除關押或服刑期間死亡外，其余都返回日本。
?。ㄈ┓艞墤馉庂r償。早在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和制定對日政策和方針時就已經初步確定免除日本的戰爭賠償。但是，為避免引起國際社會猜測而陷于被動，當時并沒有公開宣布這一決定，只是在中國高層領導人與訪華的日本民間團體會談時表達了這一立場。1957年10月，周恩來在會見日本日中友協第一任會長松本治一郎時明確表示：“日本人民是無罪的，中國絲毫無意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盵19]1964年6月，陳毅外長在回答東京廣播報道局記者就賠償問題的提問時表示：“中國人民有權要求賠償”；“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待中日關系，從來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當兩國邦交恢復時，其他具體問題是容易通過友好協商加以解決的”。[20]言外之意，賠償問題不會成為中日邦交正?；恼系K。邦交正?；跋?，周恩來會見日中備忘錄貿易事務所負責人代表岡崎嘉平太時解釋了放棄賠償的原因：“在日本好象有人擔心中國是不是也要求賠償呢？但我國不要求賠償。因為日本人民也和我國人民一樣，是日本軍閥的受害者，如果現在日本有軍閥，那就要求賠償，但今天日本沒有軍閥，所以如果要求賠償，那就等于讓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來支付，這從我國的思想體系來說也是不可能的。”[21]1972年7月，日本公民黨委員長竹入義勝來華與中國政府溝通邦交正?；乱?。周恩來在會談中表示，為了不使負擔落在日本人民身上，決定放棄戰爭賠償。1972年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盵22]
?。ㄋ模┮龑е袊嗣裾_看待歷史問題。自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發動的兩次大規模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家仇國恨交織在一起，使得普通的中國民眾對整個日本民族有深惡痛絕之感。盡管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從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實施了諸如寬釋戰犯、放棄賠償、發展中日貿易等旨在爭取日本人民、促進中日邦交正?；囊幌盗姓叽胧珣K痛的歷史記憶讓中國民眾對這些舉措心理上一時無法接受。中國共產黨深知，民眾的民族情感是樸素的，不能苛責民眾的思想覺悟，更不能靠回避和壓制去解決問題，如果沒有民眾的理解、支持與配合，中日邦交正常化將難以實現。面對這一難題，中國共產黨根據“兩個區分”方針，從劃分戰爭責任入手，以多種宣傳形式對民眾進行深入的說服教育工作，正面引導民眾理解并接受對日政策，以盡量減少歷史問題對中日關系的負面影響。
?。ㄎ澹┲笇θ彰耖g交流。1952年《日臺和平條約》的簽訂，事實上斷絕了新中國同日本政府的官方聯系，民間交流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外交方式逐步登上中日關系的舞臺。在官方聯系隔斷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按照“兩個區分”方針，通過推動開展中日民間交流，爭取和團結日本人民，促進兩國人民的友誼。最終事實也證明，“兩個區分”方針指導下的中日民間交流增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起到以民促官、增進友好的效果，為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兩個區分”方針
近些年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動、日本國內右傾化加劇以及日本領導人的一意孤行，橫亙在中日兩國之間的敏感問題愈加突出，導致中日關系嚴重受損，陷入困難局面。與此同時，中日兩國民眾相互的“反感”甚至“敵對”情緒也有所抬頭。這樣的局面的出現，是不是說明“兩個區分”方針已經過時？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還有必要繼續采取“兩個區分”方針來處理中日關系？
筆者認為，“兩個區分”方針并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今天處理對日關系、制定對日政策應該堅持的一條重要方針。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中日關系問題時多次指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從來沒有把那場戰爭的罪責歸咎于日本人民。我們要求日本政府和一些政治人物對那場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的侵略戰爭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和負責的態度。”[23]“我們不應因一個民族中有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發起侵略戰爭就仇視這個民族，戰爭的罪責在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們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侵略者所犯下的嚴重罪行?！盵24]這些論述實際上是對“兩個區分”方針的繼承和發展，也為我們處理對日關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對日關系問題上，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到，中日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中日關系的發展進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必然會充滿斗爭，更要認識到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因此，應該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推進睦鄰合作，特別是要切實踐行“兩個區分”方針，把對日工作的重心放在團結大多數日本人民、爭取民主進步力量、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上，要大力“支持民間交流，鼓勵兩國各界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踴躍投身中日友好事業”，“只要中日兩國人民真誠友好、以德為鄰，就一定能實現世代友好。”[25]。
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兩個區分”方針，需要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肯定“兩個區分”方針在處理對日關系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皟蓚€區分”方針對中日關系的促進作用已無須贅言，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在此僅舉一個具體例子：很多日本戰俘釋放回國以后，因感恩于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不但對戰爭罪行表示深刻懺悔，而且積極投身于日中友好事業，或加入日中友協，或組織“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以書寫證言或出版圖書的方式來揭露和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幫助日本人民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和危害。為糾正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他們還以各種方式向日本民眾宣傳中國人民的優秀品質、贊美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梢哉f，如果沒有“兩個區分”方針產生的強大感召力，就無法爭取到大多數日本人民，沒有了漸進積累的民意基礎，民間交流、中日友好自然無從談起，中日邦交正?；倘挥袊H格局變動的原因，但人民的主觀意愿和努力推動也是功不可沒的。
?。ǘ┘訌姾鸵龑Α皟蓚€區分”方針的正面宣傳。在信息化高速發展的今天，民間輿論難免會對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不小的壓力和影響。因此，要以適當的方式向兩國民眾，尤其是日本民眾宣傳和解釋“兩個區分”方針的必要性、內涵、實踐過程和積極作用，讓兩國民眾真正明白中國政府提出“兩個區分”方針不是妥協或者威脅，也不是權宜之計或者戰略戰術，而是著眼于中日關系的長遠發展和中日兩國人民的世代友好而將長期堅持的正確方針。要通過正面宣傳，爭取兩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對“兩個區分”方針的充分理解；要善于引導民間輿論理性對待中日關系的波折，避免情緒化傳播方式，謹防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綁架外交政策，損害中日關系發展的大局。
（三）堅持“兩個區分”方針的核心思想?！皥F結和爭取大多數”，這是“兩個區分”原則的核心思想。要牢牢把握住這一核心思想，盡量擴大“大多數”的外延，縮小“一小撮”的范圍。不管中日關系如何變動，“爭取大多數”的目標不能變。當然，“爭取大多數”并不意味著要放棄原則和斗爭，要讓兩國民眾明白，在固守底線的前提下，斗爭的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爭取大多數”。
?。ㄋ模皟蓚€區分”方針要與時俱進。任何方針政策的提出，總是與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相適應的，隨著客觀歷史條件的發展變化，方針政策也應該作出適當的調整和發展。當今中日兩國關系面臨的客觀歷史情況與以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我們在繼承和堅持“兩個區分”方針的同時，還應該結合今天的具體歷史條件作出調整和完善，結合歷史實踐的經驗去豐富和發展它，增強其時代的適應性和針對性。
?。ㄗ髡邽橹袊鐣茖W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1]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內學術界在研究中日關系史，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對日外交思想時提煉和總結出“兩個區分”的提法。2000年以后，這一提法逐步被國內學術界普遍采用。
[2]參看裴堅章主編：《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頁。
[3]《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4]《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頁。
[6]《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75頁。
[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頁。
[8]《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34—35頁。
[9]《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99頁。
[10]《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頁。
[11]《日本問題文件匯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143頁。
[12]參看張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贰罚度毡緦W刊》1997年第5期。
[13]《毛澤東文集》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14]其主要內容為：一切協定今后必須由雙方政府締結；在政府協定未能訂立而條件成熟時，可以簽訂民間合同；日本中小企業有特殊困難，今后還可以繼續照顧，并且根據需要，數量也可以增加一些。
[15]田桓主編：《戰后中日關系文獻集（1945—197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頁。
[16]孫平化：《中日關系隨想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1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頁。
[18]《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人民日報》1956年6月22日。
[19]李德安等譯：《周恩來與日本朋友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頁。
[20]《日本問題文件匯編》第5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10頁。
[21]李德安等譯：《周恩來與日本朋友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頁。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56年9月30日。
[23]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4日。
[24]習近平：《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2月13日。
[25]習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