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一次中央軍委常務會議上指出：“在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我們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建軍治軍經驗，我們要認真歸納總結，進一步完善提高。”[1]本文旨在嘗試系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建軍治軍的基本經驗。
一、堅持密切跟蹤世界軍事發展趨勢，明確使命任務，科學制定軍事戰略方針和軍隊建設目標
強國強軍，戰略先行。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為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需要，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即從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向和平時期的建設軌道上來，軍事戰略方針由“積極防御、誘敵深入”轉到實行“積極防御”。與此相適應，鄧小平1981年9月指出：“我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肩負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四化建設的光榮使命。因此，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2]這就及時明確了新時期軍隊建設的總目標，有效地指導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順利開展。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高新技術大量涌現并應用于軍事領域，戰爭形態、戰場環境、作戰手段、指揮方法等各個方面，都在發生革命性變革，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調整軍事戰略，企圖謀取新優勢。以高技術為支撐的新戰爭形態對遏制戰爭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的新要求，成為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外在動力。經過醞釀，1993年初，中共中央軍委明確提出新時期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要從一般條件下的常規戰爭轉到打贏現代技術條件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來，推動軍隊建設從數量規模型轉到質量效能型，從人力密集型轉到科技密集型的發展道路上來，確立了“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新軍事戰略方針，這是軍事戰略指導方針的重大調整。
進入21世紀后，盡管和平、發展、合作是當今時代的主流，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我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中國共產黨要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三大歷史任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順利完成上述任務，就需建設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2004年12月，胡錦濤同志站在我們黨、國家和軍隊建設的戰略高度，將我軍歷史使命科學概括為“三個提供、一個發揮”：軍隊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為維護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提供堅強的安全保障”，“為維護國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3]。適應戰爭形勢和作戰方式發展變化趨勢，針對我軍總體技術跟發達國家軍隊相比還有相當差距，體系結構不盡完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軍事訓練建設現狀滯后于國家利益發展的需要，為推進我軍現代化的建設，中央軍委明確“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戰略目標，努力推進機械化和信息化復合發展”[4]的戰略方針。黨的十六大后，我們黨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軍隊機械化和信息化復合發展。
黨的十八以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軍隊面臨國家安全環境新變化，即我國正在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前所未有。一些大國千方百計對我國進行戰略遏制和圍堵；我國周邊領土安全和海洋權益爭端、大國地緣競爭、軍事安全較量、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更加凸顯；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艱巨。因此，中央軍委貫徹新形勢下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著力建設同我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保證。在軍事戰略指導上，統籌預防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加強軍事斗爭準備；在軍事力量建設上，高度關注海洋、太空、網絡空間安全，著力抓好陸航、特種作戰、電子戰對抗部隊建設，使部隊盡快成建制成系統形成作戰能力；在軍隊建設目標上，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即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從而確立了軍隊建設新的起點和標準，明確了軍隊各項工作的聚焦點、著力點，拎起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總綱。
二、堅持政治建軍，確保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軍隊
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部隊是我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軍委堅持從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形勢要求和使命任務出發，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1981年9月，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強政治思想建設，努力使部隊成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模范。”[5]1989年11月，鄧小平離開軍委領導崗位時仍強調：“我們的軍隊能夠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性質。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始終要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國家，忠于社會主義。”[6]江澤民擔任軍委主席后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我們建軍的根本原則，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軍隊特有的政治優勢，必須繼續保持和發揚”[7]。他要求軍隊要以黨的宗旨為宗旨，以黨的目標為目標，實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原則”到“軍魂”的飛躍。2004年9月，胡錦濤任軍委主席后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8]他強調：“要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深入進行軍隊歷史使命、理想信念、戰斗精神和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大力弘揚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9]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我們黨正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我軍建設所處的時代條件和歷史方位發生深刻變化，怎樣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本色，怎樣確保全軍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怎樣使我軍適應能打仗、打勝仗的要求？這是新形勢下做好軍隊政治工作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人民軍隊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繼往開來、砥礪前行。2014年10月，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必須正視軍隊建設特別是思想政治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特別要高度重視和嚴肅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訓，徹底肅清影響。”[10]12月，中共中央向全黨全軍轉發《關于新形勢下軍隊政治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份由習近平主席親自領導和主持起草形成的重要文件，著力回答和解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的重大問題，確保部隊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本色。軍隊黨的建設是政治建軍的核心問題，是軍隊全部工作的關鍵，關系到黨的執政地位，關系到我軍性質宗旨，關系到我軍戰斗力，關系到強軍目標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的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軍委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為實現強軍目標提供可靠保證。
三、堅持科技強軍和改革強軍戰略，依靠科技進步和不斷改革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
強軍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20世紀中葉以來，世界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科學技術革命，大批高科技成果運用于軍事領域，改變了戰爭的物質基礎和手段，戰爭形態和作戰樣式也隨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為適應這一形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和關于科學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突出地位的重要思想，奠定了“科技強軍戰略”的理論基礎。20世紀末期，戰爭形態開始由機械化向信息化轉變，一場以發展高技術武器為先導的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正在世界范圍內悄然興起，為適應新的形勢并爭取自身優勢，各國都在大力發展國防科技，更加注重質量建軍。所有這些，使人民解放軍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也給人民解放軍建設與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央軍委及時制定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并于1995年12月提出了科技強軍、實現“兩個轉變”的重大戰略。科技強軍戰略的實施，進一步增強了全軍官兵的科技強軍意識和質量制勝觀念，科學技術成為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強大推動力。
軍隊改革是貫徹科技強軍的必然產物。恩格斯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11]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解放軍貫徹科技強軍的戰略決策，積極穩妥地進行編制體制等方面的調整改革。堅持科研先行，緊跟世界高科技尤其是軍事高科技的發展，通過逐步裁減部隊員額、合并院校、精簡機關、減少副職、設置文職人員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優化力量結構，創新指揮體制，推進管理改革，并使精兵原則進一步規范化、法制化，努力把部隊建設成為機構精干、指揮靈便、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反應快速、效率很高、戰斗力很強的精銳之師。如為了貫徹科技強軍戰略，1985年我軍裁減員額100萬，1997年我軍裁減50萬，2002年我軍裁減20萬。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制約因素，黨中央對全面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專門作出戰略部署，著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斗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軍隊活力。可以說，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時代要求，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也是決定軍隊未來的關鍵一招。為推進改革，中央軍委成立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和相關工作機構，改革工作有序進行。如牢牢把握“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以領導管理體制、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改革為重點，協調推進規模結構、力量編成、政策制度和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改革。隨著改革的推進，我軍發展理念和模式的轉變加快，朝著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漸行、漸近、漸成。
四、堅持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不斷規范治軍方式，提高國防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
治軍之道，在于明法。改革開放以后，軍隊正規化建設的突出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軍。一方面，加強軍事立法工作，相繼制定了一系列軍事法律、軍事法規和軍事行政法規、軍事規章和軍事行政規章，開始逐漸形成一個軍事法規體系，基本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重視軍事執法工作，嚴格制度，嚴格紀律，嚴格訓練，嚴格管理，健全軍事法規制度體系和軍事法律顧問制度，改革軍事司法體制機制，創新紀檢監察體制和巡視制度，完善審計體制機制，改進軍事法律人才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推動軍隊建設逐步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軌道。如自1986年起，全軍先后實施了“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教育，官兵法制觀念普遍增強。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法》頒布實施，宣告了我國無國防基本法的歷史，“依法治軍”提法首次在我國現行法律中出現。“依法治軍”方針的確立，標志著我軍治軍方式實現重大轉變，軍事法制建設邁出了新步伐。至2008年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直接調整國防和武裝力量建設的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15件，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制定的軍事行政法規90多件，中央軍委制定的軍事法規210多件，各總部、軍兵種、軍區和武警部隊制定的軍事規章3200多件，幾乎覆蓋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為依法從嚴治軍提供了法律保障。
黨的十八以來，適應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新要求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新任務，依法治軍向更高層次推進。習近平主席鮮明提出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是我們黨建軍治軍的基本方略，他在主持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起草時，明確要求把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問題單列一塊寫進去，納入依法治國總體布局。在習近平主席和軍委領導下，我軍依法治軍的理念與實踐進入嶄新階段。一方面，緊緊圍繞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著眼全面加強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戰斗力標準，堅持官兵主體地位，堅持依法和從嚴相統一，堅持法治建設和思想政治建設相結合，構建完善的中國特色軍事法治體系，形成系統完備、嚴密高效的軍事法規制度體系、軍事法治實施體系、軍事法治監督體系、軍事法治保障體系。另一方面，加大軍事法規制度執行力度，厲行法治、嚴肅軍紀，讓制度紀律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堅決杜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堅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執行制度沒有例外，不留“暗門”、不開“天窗”，提高法規制度的權威性和約束力，讓鐵規生威、鐵紀發力，提高國防和軍隊建設法治化水平，努力實現“三個根本性轉變”。
五、堅持將戰斗力作為軍隊建設的唯一根本標準，把軍事訓練擺在戰略位置，不斷提高部隊實戰化水平
有器不練，與無器同；練而不近實戰，與不練同。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是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中的一個突出思想和獨到見解。我們的軍隊過去是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中鍛煉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那時培養干部，鍛煉部隊，主要靠戰場考驗，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和平時期，軍隊不打仗，靠什么來考驗干部，用什么來提高干部，提高軍隊的素質，提高部隊的戰斗力？由此，鄧小平在1975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一個原則，“就是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12]。進入新世紀后，胡錦濤指出：“我軍已經多年沒有打仗，缺乏信息化條件下作戰經驗。因此，必須堅持從信息化條件下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13]為此，他指示，軍隊要堅持以新時期“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軍事戰略方針為統攬，緊密結合使命任務，“要根據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實際進程和發展水平，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創造性開展軍事訓練，著力提高訓練質量和效果，扎扎實實推進機械化條件下軍事訓練向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訓練轉變，加快提高我軍信息化條件下的威懾和實戰能力”[14]。他強調：“強軍必須興訓，治訓務必從嚴。軍事訓練貴在一個‘嚴’字”[15]；加強科學統籌，把戰略戰役訓練、部隊訓練、院校教育、民兵預備役訓練統籌起來，使訓練改革協調發展、整體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強調實戰必先實訓，并賦予軍隊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的重大命題。2012年12月10日，習近平主席指出：“軍隊作為一個武裝集團，是要隨時準備打仗的。我們必須強化戰斗隊思想，始終堅持用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準備”；“要貫徹戰訓一致的原則，堅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練，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不斷強化官兵當兵打仗、帶兵打仗，練兵打仗的思想。2014年3月，經習近平主席批準，軍委頒發《關于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的意見》，緊緊圍繞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軍事訓練作出戰略部署。8月，總參謀部、總政治部聯合印發《〈關于提高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的意見〉學習宣傳提綱》，要求要切實把軍事訓練擺上戰略位置，嚴格落實黨委訓練責任，加強訓練中思想政治工作，深化戰斗力標準大討論成果，加強后勤和裝備保障，進一步改進訓練作風，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項工作向打仗用勁，形成齊心協力大抓實戰化訓練的良好局面，著力推動部隊訓練向實戰靠攏、院校教育向部隊靠攏。
六、堅持走中國特色軍民融合式發展路子，積極探索和創新軍民融合發展的途徑及體制機制，不斷實現富國與強軍的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后，如何正確處理國防科技工業在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中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國防科技工業的經濟與國防功能，是國防科技工業改革與發展面臨的首要問題。1982年1月，鄧小平在聽取軍委領導同志有關國防工業問題的匯報時指示：“國防工業有四句話：軍民結合，平戰結合，以軍為主，以民養軍。其中，以軍為主改為軍品優先，其他三句話不變。”[16]1985年以后，國防科技工業實行戰略轉變，由過去主要為國防建設服務，逐步轉到為整個現代化建設服務，使軍民結合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8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為加強整體規劃和統籌協調，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國務院信息辦不再保留。2009年7月24日，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站在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高度，堅持軍民融合式發展，推動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良性互動，確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實現富國和強軍的統一，確保軍隊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明確推動軍民融合式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任務、戰略舉措，建立和完善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的武器裝備科研生產體系、軍隊人才培養體系和軍隊保障體系，完善國防動員體系，不斷開創軍民融合式發展新局面”[17]。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以創新發展理論為先導，深化改革、銳意創新，積極穩妥地推動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國防和軍隊建設深入發展。2015年3月12日，習近平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努力開創強軍興軍新局面。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全面推進軍民融合式發展，并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在軍民融合發展相關主體責任上，軍地雙方思考問題、推動工作，要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強化大局意識，樹立一盤棋思想，做到責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實到位。在軍民融合發展保障機制上，要強化改革創新，著力解決制約軍民融合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努力形成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國家主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相統一的工作運行體系，系統完備、銜接配套、有效激勵的政策制度體系；要強化戰略規劃，拿出可行辦法推動規劃落實，要加強督導檢查、建立問責機制，強化規劃剛性約束和執行力；要強化法制保障，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軍民融合發展，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規范、引導、保障作用，提高軍民融合發展法治化水平。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治軍建軍的基本歷史經驗，科學制定軍事戰略和軍隊建設目標是先導，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根本原則，科技強軍、改革強軍和軍民融合是有效路徑，圍繞戰斗力核心進行實戰化訓練是關鍵，依法治軍是重要保障。核心思想是要堅持八個一致：軍與勢一致，即人民軍隊建設要密切適應世界軍事發展趨勢，特別是要適應潛在敵人的軍事發展趨勢，積極推進軍事理論、軍事技術、武器裝備、編制體制、戰略戰術和軍事人才培養等領域的創新，實現人民軍隊建設中“勢”、“道”與“器”的有機統一；軍與黨一致，即人民軍隊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人民軍隊要成為黨實現自己目標的有力工具；軍與國一致，即人民軍隊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軍與民一致，即人民軍隊要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軍與軍一致，即人民軍隊內部各兵種之間、各軍事單位之間要聽從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統一指揮，高度協作與聯合；官與兵一致，即人民軍隊要實現士兵和各級干部的有效溝通，正確處理官長與士兵關系、上級與下級關系，堅持尊重士兵和尊重官長的有機統一，做到官兵平等、民主集中、令行禁止；兵與兵一致，即培養部隊士兵內部互幫互助、步調一致的良好作風；訓與戰一致，即要始終堅持從實戰需要出發從難從嚴訓練部隊，提高部隊實戰化水平。
（作者為國防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1]《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解放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頁。
[3]《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6—261頁。
[4]《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1頁。
[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頁。
[7]《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頁。
[8]《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于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重要論述摘編》，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頁。
[9]《國防和軍隊建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選編》，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頁。
[10]《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頁。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515頁。
[1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
[13]《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2頁。
[14]《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1頁。
[15]《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2頁。
[16]張云川：《鄧小平與國防科技工業》，《學習時報》2006年10月3日。
[17]《胡錦濤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