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國在對外交往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交往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交往的主要政策，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交往的主要政策。雖然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都是主要政策，但是，兩個時期對時代主題的判斷，對戰略目標的制定，對主要經驗的總結是各有不同的。本文就改革開放以來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經驗進行探尋與總結。
一、科學判斷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時代主題是觀察和處理國內國際問題的出發點，制定對內對外戰略的根本依據。科學判斷時代主題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義。我們這里所講的時代是指能夠綜合反映世界發展現狀和趨勢的一個具有全球性意義的概念。主題是指某個時代的基本矛盾和反映這個時代主要矛盾的核心內容。時代主題既指反映當下現實，又反映未來發展趨勢。每個歷史時代都有其主題，每個主題也都要放到特定的歷史時代去觀察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因此，正確把握時代主題是歷史上各個國家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的出發點。
20世紀70年代后，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和平與發展就是世界范圍內最突出的基本矛盾和人們的最大愿望。和平是發展的前提和保證，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能順利發展；同時，世界各國共同發展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基礎，各個國家在和平的環境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反過來又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雖然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但是我們依然應該認識到，這兩個問題一個都沒有解決，局部戰爭接連不斷，世界許多地方仍然處于落后和饑餓狀態，世界各國應該攜手共同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進程。
關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鄧小平同志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在1984年會見當時的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現在有核武器，一旦發生戰爭，核武器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損失，要爭取和平就必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二是南北問題。這個問題在目前十分突出。發達國家越來越富，相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窮。南北問題不解決，就會對世界經濟發展帶來障礙。”[1]在這里，其實鄧小平已經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1984年10月，鄧小平又明確提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2]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正式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新論斷。同時，他又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是和平問題，一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3]自此，鄧小平完整地闡述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論斷。
此后，中國幾代領導人都把握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冷戰結束后，江澤民縱觀全局，提出：“21世紀頭20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4]他還認為，“總體和平、局部戰爭、總體緩和、局部緊張、總體穩定、局部動蕩，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局勢發展的基本態勢”；“走向緩和是當前國際形勢的主流，世界和平機遇繼續擴大。”[5]因此，人民要和平，國家要穩定，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胡錦濤同志指出，“新形勢下，各國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不斷加深，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面對各種風險挑戰，我們必須和衷共濟、攜手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做出不懈努力。”[6]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認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這個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7]在這里，習近平把時代主題和實現時代主題的途徑統一了起來，也就是說，只有走和平發展的路子才能實現中國與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他還說：“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有和平國際環境，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8]總的來說，時代的主題依然是和平與發展沒有變，但是威脅和平與發展的因素變得更加復雜和多樣。
二、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
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一貫堅持的基本原則，也是長期以來對外交往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早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有一絲一毫的干涉。”[9]新中國成立以后，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改革開放后，中國領導人繼承和發展毛澤東的外交思想，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并為其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鄧小平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同時，改變了以往的“一邊倒”或“一條線”的外交戰略，他認為，“過去一段時間，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我們搞了‘一條線’的戰略，就是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的‘一條線’。現在我們改變了這個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10]“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所以，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發展，是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11]這個時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摒棄了社會制度，跨越了意識形態的真正的獨立自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江澤民說：“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一些戰略性、基礎性的重大科技項目上，必須依靠自己，必須擁有自主創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識產權。不能靠別人，靠別人是靠不住的。”[12]一味依賴別人，一旦發生什么情況，我們就很難維護國家的安全。胡錦濤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十分注重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他強調，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的中心環節，把推動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
獨立自主說到底就是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任何重大決定都要從本國實際出發，從本國利益出發，在任何時候都不放棄我們的正當利益，不能以犧牲國家利益為前提來換和平。習近平說：“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利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13]“堅持獨立自主，就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絕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也絕不允許任何人把他們的意志強加于中國人民。我們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14]
要真正做到獨立自主必須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靠自己不行。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鄧小平認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一定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原則，他說：“中國的經驗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為主。”[15]“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16]他還深刻指出：“歷史證明，越是富裕的國家越不慷慨，歸根到底，我們要靠自己來擺脫貧困，靠自己發展起來。”[17]當然，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一個還處于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和民族，如果不提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那么，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是中國革命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的一條根本經驗。針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賣武器給中國，對中國實行軍事封鎖，江澤民深刻指出：“我們不能花錢買一個現代化，特別是在國防科技方面不可能買一個現代化。我們這么大的國家，國民經濟必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18]胡錦濤多次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根本立足點。他說：“在我們這樣的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走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建設。”[19]“真正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主創新。”[20]習近平指出，在新時期，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21]實踐證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是我們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尖端技術不可能從國外直接拿來，唯有自己創新，掌握核心技術，才能將祖國的發展與安全的命運牢牢掌握在我們手中。
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積極實行不結盟政策，“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22]“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23]由于中國既不親蘇也不親美，就可以爭取到更多的國家進行交流和合作，使中國處于更加主動的地位。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寫道：“我們現在以及在20世紀余下的年頭的目標應當是確使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巨人——不一定親西方，但肯定不親蘇聯。”[24]正是基于真正的不結盟政策，才有了中俄、中美、中日關系的正常化，才贏得了大多數國家的信任，才使中國逐步走向全方位外交。
三、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系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經過60多年的實踐檢驗，顯示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現已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我國有了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之際正值我國處于社會主義改造，邁向社會主義時期，國際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煙云剛剛散去，美國在入侵朝鮮的戰爭中慘敗，但仍然制造緊張局勢；美蘇兩極在世界范圍內掀起冷戰的序曲，盤旋在人民頭上的戰爭烏云揮之不去，人們的反戰情緒日趨高漲。1953年12月，周恩來在與來華的印度政府代表團就中國西藏同印度的關系問題的談話中，首次提出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解決兩國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印方的贊同。1954年4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寫入中印兩國政府簽訂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同年6月，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在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將“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并將五項原則載入其中。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并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吸納進會議通過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中。到此，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完整準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正式形成。毛澤東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新中國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一個基本方針，并在此基礎上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
20世紀80年代，雖然世界總體上來看朝著和平與發展的方向邁進，但是區域性沖突、宗教矛盾、民族矛盾、邊界糾紛、政治沖突也時有發生。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就有可能出現斗爭甚至戰爭。對此，鄧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手段，來解決這種問題。”[25]他還說：“世界上這類的國際爭端還不少。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26]這個方法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鄧小平對此予以高度評價：“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7]后來蘇聯的解體，社會主義陣營的坍塌，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西方七國對中國的各種制裁、加緊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讓中國更加意識到，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要從國家利益出發，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本準則。
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的一個基本選擇。中國始終“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友好相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在國際舞臺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做出貢獻”。[28]在2008年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中國經濟增長一枝獨秀，依然保持了9%的高增長率，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20%。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引發了許多國家的擔憂，“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對此，習近平表示：“在長期實踐中，我們提出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立和奉行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了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的莊嚴承諾，強調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這些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堅持下去，永遠不能動搖。”[29]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蘇聯解體，世界的一極轟然倒塌，制約美國的力量突然消失，使世界的局勢處于動蕩不安當中。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了加速社會主義陣營的滅亡，對中國實行各種各樣的制裁。“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30]要想集中力量搞建設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外部環境，因此，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真正的不結盟原則，才能擺脫外交困境，形成新的思路，才能與更多國家建交并汲取更多技術和資金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才有利于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精力充沛。
四、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互利共贏的戰略目標
努力維護世界和平是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的主要目標之一。毛澤東多次強調，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要維護世界和平，就必須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國際戰略思想，認為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和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他說：美國和蘇聯“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它們兩家都有大量的核武器。它們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在國外派駐重兵，到處搞軍事基地，威脅著所有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它們都不斷對其他國家進行控制、顛覆、干涉和侵略。它們都對別國進行經濟剝削，掠奪別國的財富，攫取別國的資源”。[31]他深刻地認為，世界的不安寧主要來源于霸權主義，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來源于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他明確指出：“我們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這兩條要反復講。”[32]1984年5月他還對巴西總統菲格雷多說，“中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33]
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這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國所實行的政策是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誰搞霸權就反對誰，誰搞戰爭就反對誰。鄧小平說：“不僅世界人民，我們自己也確確實實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所以，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34]他還說：“我們提出維護世界和平不是講空話，是基于我們自己的需要，當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別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們真實的政策，是我們對外政策的綱領。”[35]
互利共贏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如果說維護世界和平是政治上的目標，那么互利共贏就是經濟上的目標。國與國之間交往要從自己國家的利益出發，而不應該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更不能以個人的喜惡來判定。鄧小平說：“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于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并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36]也正是基于此，我們才能實現真正的不結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我們才不至于在以意識形態作為衡量標準時喪失一部分真正的獨立，喪失一些獨立自主行動的自由；也正是基于此，我們才真正看清了國與國之間交往的實質其實就是本國的利益訴求。
互利共贏的原則包含兩層含義，即“互利”和“共贏”。“互利”是國與國之間交往必須對雙方都有利，“共贏”是要著眼于雙方都能獲得自己所關心的利益，實現雙方的目標。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在于國家間交往的“互利”前提，其目的是為了實現雙方的“共贏”。互利使交往能夠持續進行下去，共贏則加強了雙方合作的愿望。在這種模式下，國家往往更加注重長期利益的實現，甚至可以特定時期的“讓利”來實現其長遠發展，例如，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引進外資，學習他們的技術和知識，而對其實行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中國拿出了4萬億元人民幣來拉動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現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以“金磚五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也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強大引擎。世界多極化使國際形勢總體趨于穩定。各個國家之間往往相互借重，有矛盾沖突的時候往往借助對話、交流和磋商等更加和平的方式進行解決。如八國集團與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國領導人形成的“8+5”形式的對話機制，以及20國對話機制。這些機制也是實現互利共贏的有效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積極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為此，中國積極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積極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以期實現互利共贏。在開放中實現互利共贏是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個秘訣，也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件法寶。“十三五”規劃建議指出：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更高地舉起了合作共贏、互利共贏的大旗。習近平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今天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朝和平與發展的目標邁進，而合作共贏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途徑。”[37]“零和思維已經過時，我們必須走出一條和衷共濟、合作共贏的路子。”[38]“和平發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們能不能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在中國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39]“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強調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40]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政策指導對外交往取得了偉大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它給我們的主要經驗是：科學判斷時代主題；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系，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和實現互利共贏的戰略目標。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們的戰略選擇，是長期以來我國制定對外政策和進行外交實踐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
（第一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第二作者為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
[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頁。
[4]《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
[5]《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頁。
[6]《胡錦濤接受哈俄媒體書面采訪》，《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6月13日。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頁。
[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頁。
[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12]《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頁。
[13]李維：《習近平重要論述學習筆記》，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頁。
[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頁。
[1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頁。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頁。
[1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頁。
[18]《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頁。
[19]《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47頁。
[20]《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頁。
[2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頁。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頁。
[24]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頁。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頁。
[2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頁。
[27]《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
[28]《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04年2月24日。
[2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頁。
[3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31]《鄧小平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頁。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3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頁。
[3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7頁。
[3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3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頁。
[3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頁。
[3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8頁。
[4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