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新拓展
當前世界格局和秩序正處在深度調整時期，不同國家間，不同文化間矛盾沖突不斷，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是“全球治理失靈”（Global Governance Failure）。創新完善全球治理體制勢在必行。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隨著世界不斷發展變化，隨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跨國性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有必要對全球治理體制機制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這種改革并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1]創新完善全球治理體制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責無旁貸地需要擔負起作為發展中大國應該擔負起的重要國際責任，與世界各國精誠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勇于實踐、善于創新，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我們探索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在國際體中的角色定位及新形勢下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國際秩序下如何謀求中國未來發展及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如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等問題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一、健全國際機制，增進包容互鑒，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
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新拓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國際化，即密切關注和致力于國際關系的健康合理發展，而健全國際機制，增進包容互鑒，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是創新完善全球治理體制的重要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毛澤東、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旨在推動以統治和服從為特征的強權型國際關系向以獨立自主、平等參與和互利合作為特征的民主型國際關系轉化的過程，是倡導國際體間相互尊重主權及國家核心利益，著眼各民族和諧共生，實現世界命運由各國人民共同掌握，國際事務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協商解決的美好愿景。當前國際秩序及國際規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建立起來的，起到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作用，但也存在缺陷和弊端，如冷戰時期聯合國組織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曾一度很難發揮其應有作用，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壟斷國際事務。新的國際形勢下，隨著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話語權逐漸提升，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擔負的責任也越來越大?！癎20強勢崛起，并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鸫u國家’概念也得以機制化，并成為‘當代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的重要載體’”。[2]為此，必須著眼于未來國際社會的發展及世界人民的福祉，健全國際體制，創新國際秩序，建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及政治發展有利的國際規則，作為原有國際秩序的有益補充，這樣既可以彌補原來國際秩序的不足，又可以調動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性，使之與發達國家勠力同心，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及全人類的共同發展與解放貢獻力量。
事實證明，壟斷是落后于時代的，也根本無法解決當下及未來紛繁復雜的國際事務并建設和諧美好的新世界。中國一貫主張國際體間睦鄰友好，互惠共榮。首先，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國家主權是國家政府與人民的最高利益，神圣不可侵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秩序得以建立和不斷發揮效能的基石，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那種試圖將自己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于他國的想法和做法是違背客觀規律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因為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沒有凌駕于國際社會之上的權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定是不得民心的。其次，經濟上相互合作，共謀發展。經濟發展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根本前提，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浪潮中，主權國家必須獨立自主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遵循公平合理原則，在互利合作中謀求共同發展。如果一個國家的繁榮富庶建立在其他國家凋敝貧窮的基礎之上，那么這種繁榮富庶必定無法長久，自然也不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所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秉持親誠惠容的發展理念，尤其是要保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權利，“摒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歧視政策，積極推動建設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體系、公正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公平有效的全球發展體系”[3]，包容互鑒、同舟共濟，采取積極、穩妥、有效的措施，創新完善全球治理體制，加強危機預防、應對和管控能力，提高發展中國家自我發展和帶動周邊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的能力。再次，文化上相互借鑒，共襄繁榮。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多樣化文明的發展模式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重要體現。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遵循本國國情，走具有本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權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主動地促進不同文明間開展對話交流，消除彼此在意識形態及其他領域的偏見與隔閡，最終達到各個民族、各種文明和諧相處、相互借鑒、相得益彰。只有這樣，世界文明的百花園才能異彩紛呈，人類社會才會獲得不斷進步的持久動力。
“國際關系民主化是國際關系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歸宿，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盵4]中國始終堅持倡導多邊主義，并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篤志前行。世界多極化發展是時代發展之必然，不僅由于多極化有利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利益，更是由于多極化追求的目標本身就是國際關系民主化前提，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當前，雖然國際上對英國能否脫離歐盟及未來世界格局走向眾說紛紜，甚至著名學者伊萬·利達雷夫（Ivan Lidarev）在2016年6月19日公開提出“在亞洲受到美日壓力之下，中國越來越朝向歐盟尋求經濟機遇，這一轉變是‘一帶一路’戰略背后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此背景下，中國著力發展與英國日益密切的政經關系，希望將其打造成自己在歐盟內的首要伙伴和支持者。若英國脫歐，將對北京借英國協助影響歐盟的計劃造成沉重打擊”[5]的說法，當然，英國脫歐對中國推行大國外交、發展國際貿易、進軍歐洲市場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都會產生影響，但是，中國依舊希望能夠按照英國國家利益及國民意志決定國家未來發展。因為霸權體系下的國際關系呈現專制統治特征，這種自上而下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及其所形成的畸形等級結構是無法充分發揮國家間各自優勢和使之成為世界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的。中國主張順應歷史潮流，保持國際社會穩定，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并“在各國充分參與和民主協商的基礎上制定行之有效的國際規則，使經濟全球化進程能夠得到正確引導和管理，能夠朝著有利于縮小南北貧富差距，有利于實現各國的共同發展和繁榮，有利于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都從中受益，有利于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6]這也是國際關系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二、恪守國際規則，堅持共同發展，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
恪守國際規則，堅持共同發展，“有助于在一個缺乏中央政府的全球化世界中，促進合作并建立某種秩序”[7]，這是創新完善全球治理體制的又一核心要義，也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又一新拓展。嚴格來講，國際規則是介乎法理與道德（或自然法）之間的行為規范。它與國家法律法規的性質有所不同。是由主權國家同意或認可的，適用于主權國家之間以及其他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之間的規則的總體。而不是由一個主權者發布或制訂的，更沒有任何一個主權者來強制實施。目前的國際法主要依靠參與簽署國際法規則的各個主權國家自覺遵守并執行。各個主權國家可以同意或認可某一項國際條約，但是除了某些適用于國際司法主體的條約或協定可以通過各個主權國家內部的司法體系得到強制實施外，適用于主權國家的許多國際法規則沒有權威性的機構去強制實施。所以，恪守國際規則原本應該具備主動性和基本的道德感，即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憂患意識與責任意識。
中國一直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未來國際關系進一步法治化。一方面，堅決維護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權威性與嚴肅性。毋庸置疑，維護國際法規，遵守國際秩序，依法行使國際權利是確保本國利益和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個別國家以“法治”之名，行禍亂之實。當前，遵守聯合國憲章并探索、制定有章可循的，體現權責明晰、義利統一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國際法規是有效地確保世界和平穩定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發展的重要舉措，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表現出積極的參與訴求，并始終在為此付出努力。另一方面，堅定走公正、包容、有序的法治化國際關系之路。各國都應模范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樹立正確的義利觀，發揚“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的精神，促進國際關系良性、科學發展。法為天下之準繩，沒有只適用他人、不適用自己的法律，也沒有只適用自己、不適用他人的法律。當今世界頻繁發生的各種對抗甚至流血性的沖突，“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盵8]各國都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攜手應對全球性問題，推動建設開放、透明、平等的國際關系新格局。
中國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理念，遵守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鞏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在出席“《聯合國憲章》與戰后國際秩序──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國際研討會時也“充分肯定了《聯合國憲章》在維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進步方面的歷史貢獻，指出國際社會應順應時代要求，繼承和發展以《憲章》為核心的國際法律體系，堅持主權平等之基礎，推動共同安全之保障，遵循民主法治之正途，確立合作共贏之核心，強化法律實施之機制，共同構建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9]2014年10月，外交部部長王毅也發表了題為《中國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建設者》的文章，立場堅定地提出：“只要國際社會堅定信念，攜手努力，一定能排除各種干擾和挑戰，穩步推進國際法治，讓國際公平正義的光芒照亮人類發展之路?！盵10]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精髓之一就是依法治國思想，而依法治國思想一方面是國內的治理，同時也有國際關系法治化的內容，他在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0周年”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11]形成國際法治信仰，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更新國際關系理念，推動國際秩序完善創新。
三、追求國際正義，著眼互惠共贏，推動國際關系合理化
民主化與法治化的國際秩序未必是合理化的國際秩序。國際關系合理化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國際正義，說到底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奉行的理念和原則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發展執著于侵略、征服、奴役，則勢必引發國際體間的對抗性矛盾，甚至引發局部性的或是全球性的戰爭，而戰爭的最終結果一定是交戰雙方（一方甚至多方）國家的人民生靈涂炭，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給全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在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和法治化取得一定成效后，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系合理化的偉大進程。中國是當代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中國夢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人民愿意同各國人民一道在實現各自夢想的過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中國愿意同各國尤其是周邊鄰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推動建立和平、穩定、繁榮、安全的世界。
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這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所以，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局限于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12]中國順應時代潮流，精準發力，著力推動變革全球治理體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建設國際經濟金融領域、新興領域、周邊區域合作等方面的新機制新規則，推動建設和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加強周邊區域合作，加強國際社會應對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網絡信息安全、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戰的能力。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進國際關系合理化。
推動國際關系合理化，必須倡導確立以公平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價值共識。這樣才能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普遍擁護與遵從，合理化的治理體制也就可以逐步建立健全并有效實施。事實證明，主權民族國家時代誕生和逐步形成的以人權和民主支撐全球治理的核心價值體系還遠遠沒有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價值共識，而“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道德宣誓效忠，就會寸步難行”。[13]所以，全球治理的價值共識首先要服從于道德要求，而道德的基礎是公平正義。洛克曾指出：“如果統治失去了公正性，那么民眾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撤銷對主權的擁護。在自由主義傳統中，正義是任何正當統治秩序的固有部分。”[14]當前，國際權力體系呈現出“去中心化”和“分散化”兩大特點。美國著名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認為，當前國際權力的結構性變化乃是繼美國在20世紀崛起之后，世界現代史上第三次權力大轉移。[15]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的飛速發展正重塑全球經濟、社會結構，世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均經歷全面轉型，而國際權力格局的深刻變化，又使得世界各種力量之間的競爭、博弈和較量愈加激烈。現存的全球治理體系與決策模式已無法適應復雜多變的新國際形勢，“全球化世界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全球治理體制，而世界秩序轉型也為全球治理的制度創新提供了契機?！盵16]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發展是指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思想武器。追求國際正義，著眼互惠共贏，需要建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在多元主義基礎上推進國際規范的包容性發展，能反映當今權力結構發生的變化和文明多樣性特點的合理的國際關系。世界呼喚一種多元、多層次參與全球公共事務管理的全球治理的新的世界政治文明，而這種文明必須也必然以全人類共同利益為根本的指導原則和終極歸宿。
?。ㄗ髡邽榇筮B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1]習近平：《堅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正確方向，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發展》，《人民日報》2015年9月23日。
[2]楊潔勉：《金磚國家合作的宗旨、精神和機制建設》，《當代世界》2011年第5期，第22頁。
[3]胡錦濤：《在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7月10日。
[4]饒銀華：《新中國外交思想概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頁。
[5]http：//news.ifeng.com/a/20160621/49203907_0.shtml。
[6]江澤民：《在亞太經合組織第八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0年11月17日。
[7]韓慶祥：《繼往開來，掌舵揚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四大邏輯》，光明網，http：//theory.gmw.cn/2016-01/08/content_18413872.htm。
[8]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 06-28/6330009.shtml。
[9]《劉振民出席〈聯合國憲章〉與戰后國際秩序國際研討會》，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tp/2015/04-14/7207259.shtml。
[10]王毅：《中國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建設者》，《光明日報》2014年10月24日。
[11]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28/6330009.shtml。
[12]《習近平對國際局勢做出五點最新判斷》，中華網，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1014/ 20561675.html。
[13]［德］伊曼努爾·康德：《永久和平論》，何兆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
[14]Robert Skidelsky, After the Crash: The Future of Globalisation, p.10.
[15]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the Rest”, Newsweek, May 12, 2008.
[16]盧靜：《當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