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大學》里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后，則近道矣。”講的都是學習歷史與追求真理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要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講話精神，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應該對世界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有一個比較全面正確的認知。
一、此路不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失敗
從17世紀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在英國誕生到19世紀末，是資本主義國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的階段。對于這些少數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是“我為刀俎、人為魚肉”的殖民主義擴張階段。在歐洲18世紀工業革命前，受生產工具和交通條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紀中期，由于科技的發展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起，“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蠻的民族卷到文明中來了。資產階級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發展必須以市場需求為前提，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為加速積累，只有廣闊的國外市場，才能使資本家盡可能壓低工人工資和消費而又不至于導致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開拓海外市場和尋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導向”，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普遍特點。在19世紀上半期之前，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處于主導地位，廣大的世界其他地區還可以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提供豐富的資源和市場空間，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供給大于需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世界市場和資源）的矛盾還不突出。但是19世紀下半期到20世紀初，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完成和資本主義擴張，世界市場已經被瓜分完畢，而此時崛起的德國、日本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和資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愈演愈烈，直至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整個19世紀，如果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沖突，那末隨后的60年里，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政府對資本主義采取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戰略，無奈這種移植技術、不變制度的戰略卻導致了國家不斷衰落和解體，陷入困境。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前的50多年間，中國面對內憂外患，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下，試圖將發展近代工商業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體制之內，采取了“官辦”、“官督商辦”、限制民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對于政府經濟職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維持整體的政策，其標志就是洋務運動。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第二次工業革命使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國力大增，資本主義開始進入由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資源和市場瓜分完畢并不斷重新瓜分的階段。這種以戰爭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為掠奪對象的重新瓜分，導致由局部戰爭演化為世界大戰，而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不到20年（如果從1919年巴黎和會算一戰結束，從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時間和死亡人數都大大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間還爆發了嚴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經濟危機。這些都充分暴露出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病，“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的結論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二、歷史的選擇：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救中國
當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即依靠武力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的時候，社會主義作為制止這種資本主義災難的一種新生力量應運而生。如果從世界范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在少數國家取得勝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工業化只是在少數幾個國家得以實現，而大多數國家仍然處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剝削和奴役下，國內的資本主義經濟沒有處于主導地位，資產階級也沒有獲得統治地位，一句話，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還沒有在這些落后國家建立起來。在這種狀況下，當帝國主義國家發動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世界大戰后，因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又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代表，因此，無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還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對和否定資本主義的因素，這也是列寧為什么將帝國主義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將帝國主義時代的民主革命納入社會主義世界革命范疇的原因，這一點也被歷史事實所證明。
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就自然被社會主義革命者所利用，從而掀起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就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利用俄國戰爭期間國內矛盾的激化和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后的社會動蕩和人民不滿，迅速進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說，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雖然內部條件是人民對沙皇的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的拋棄，但是從整個大背景來看，卻是廣大人民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失去了信心，認為這是一個“惡”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這種制度。同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新產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來的國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被侵略、被壓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其說是因為資本主義充分發達基礎上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如說是因為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受害者，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形成浪潮，即反映了這種現象。
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是那些作為帝國主義受害者的國家和人民的另一種選擇，即在許多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對另外一種擺脫帝國主義奴役的發展道路的選擇。因此，除了選擇時的預期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上看，20世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是產生于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相反，卻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宣告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念和政策的破產。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則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和不愿意全面徹底學習資本主義。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名義上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但是這個政權卻把持在帶有封建性質的軍閥手中。以巴黎和會中國政府“喪權辱國”為標志，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資產階級“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這種背景下，俄國的十月革命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也最終促成孫中山“以俄為師”和國共合作。
在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正是帝國主義列強發動戰爭、重新瓜分世界的時代。由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腐敗，其獨裁統治不僅遭到了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工人和農民的反對，也遭到了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對，因此在抗戰勝利后爆發的內戰中，貌似強大的國民黨很快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被趕出大陸。歷史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
三、突破“貧困陷阱”：社會主義必由之路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蘇聯的誕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則是導致了一個強大的歐亞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以及眾多國家的獨立。對于戰后這種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戰”和局部“熱戰”以遏制共產主義蔓延；另一方面，則不得不在國內推行改革。對于中國來說，在戰后，美國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采取了支持腐敗的國民黨政策。隨后又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派軍隊進駐臺灣，明確表示阻止新中國政府解放臺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封鎖和戰爭威脅，使得剛剛建立的新中國需要建立起保障國家安全的現代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經過百余年戰亂、經濟上貧窮落后的國家，資金非常匱乏。因此，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以內部積累為特點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戰略的蘇聯創建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對新中國就具有了非常強的吸引力。另外，從政治上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基于過去的歷史經驗和蘇聯的成功，我國也是毫不猶豫地站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而朝鮮戰爭則加劇了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這種敵對，使得本來就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務完成以后，迅速選擇了向社會主義過渡。
從經濟上看，舊中國強大的官僚資本為新中國建立強大的國營經濟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政府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敵產，控制了金融、重工業、現代交通通信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另外，在建國初期，受戰爭和國民黨長期通貨膨脹的影響，市場混亂，為了保證供給和穩定市場，國營貿易企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并控制了主要工農業產品的流通；在對外貿易方面，西方的封鎖和貿易重心轉向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是國營外貿企業在“統制外貿”后形成壟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投資方面，政府也成為現代工業和基礎設施的主要投資者，這一方面是因為可能成為投資主體的農民太窮、資產階級元氣大傷、外資不能進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發行“公債”、控制信貸和限制資產階級的結果。
至于當時在國民經濟中占很高比重的小農經濟（五億農民，一億多戶），不僅因為規模小、經營分散，無力與市場和國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實行的無償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動搖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來中國傳統社會這個觀念就很薄弱），已經將國家的權力和意志鑄入了農民的私有土地。特別是人數眾多的、在農村掌握基層政權的貧下中農，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者，在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面前，不僅無力，也不愿意反抗。
從發展預期看，迅速改變中國經濟落后的面貌，實際上是實現中國強大的根本。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的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困、資金極為短缺的現實，要趕上歐美和周邊的日本和蘇聯，必須要加快發展速度。而要加快發展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安全，因為對中國人民來說，近代以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太深刻了。
而要加快工業發展速度，就必須加快重工業的發展。此時，對于中國這個大國來說，依靠對外擴張來獲取資源和市場顯然不可能，蘇聯的援助也很有限。實際上新中國面臨著與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所面臨的幾乎完全一樣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1922年，列寧針對蘇聯需要迅速發展重工業的情況說：“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補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補助，那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采取了堅決的步驟。”[1]
新中國成立之初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人口眾多是基本國情之一，決定了中國人均資源的相對稀少。由于中國歷史悠久，人口與耕地的矛盾由來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口與農業資源的矛盾，形成農業的過度開發。新中國成立時，中國有5.4167億人口，其中4.8402億是農民，靠傳統農業吃飯，而當時中國的人均耕地僅2.65畝，人均糧食僅209公斤，尚不能解決溫飽。
1953年中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后，資金和物資立即捉襟見肘，要么放慢工業發展速度，按照市場化配置資源，這在今天看也未嘗不可，甚至可能從長期看經濟發展速度并不慢，但是當時根據歷史經驗和理論（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卻擔心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中國再次成為“魚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業化速度；要么盡可能地將剩余拿到國家手里，壓低消費，并采取行政辦法配置資源，使投資向重工業傾斜，加快工業化步伐；而后者就是蘇聯的辦法。因此，中國在50年代選擇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實行計劃經濟。
四、柳暗花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由于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使得原來的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再依靠原來的對外擴張和重新以武力劃分世界市場來推進本國的發展，不得不將其發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國內和依靠技術進步來占有世界市場。這種外部環境的變化，一方面使得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將擴大內需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從而也能夠緩解國內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興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戰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經濟上推行凱恩斯主義和擴大社會保障和福利，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保證了社會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由于對外受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對抗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制約，原來依靠武力來任意壓迫和剝削落后國家的條件已經喪失（甚至在50年代至60年代資本輸出的風險也大大增加），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去依靠技術進步和優化經營管理來從經濟上進行競爭，以保持和擴大在世界市場和資源方面的份額。這種經濟發展路徑的變化，導致了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加速，而國內經濟運行機制的改善、政治體制的進步和政府經濟職能的調整，又反過來促進了科技發展和社會穩定。特別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戰的結束、科技的迅速發展以及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中國的經濟轉軌，以資本跨國流動和打破貿易壁壘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迅速推進，使得資本主義全球化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在戰后，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改革和世界環境的變化，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現在，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依靠戰爭來重新瓜分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條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這種變化畢竟是逐步的、漸變的過程，因此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也自然是一個基于列寧帝國主義論逐步隨著世界變化而發生變化的過程。
其次，社會主義制度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即它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戰爭和民族壓迫的結果。因此當外部環境和條件發生變化后，它也必須隨著經濟發展和外部環境變化而與時俱進，作相應的制度變革。
由于社會主義制度和陣營的產生，不僅是與資本主義全球化同步進行的，也是相互制約的，從全球來看，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而是與資本主義制度并行發展、相互競爭的，它們之間不是替代的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來講，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發展的結果，但是在實際上，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誕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資本主義發展受到阻礙，而不能順利發展國家的產物（當然，這種阻礙有的來自國內，有的來自國外，俄國、中國都是如此）；也是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帝國主義階段的糾偏和制約。而一旦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同時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依靠高度集權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和產業，那種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因替代市場而取得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高積累優勢，就完全被計劃經濟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改革和放棄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成為必然，問題只是改革的目標和步驟怎樣確定，這種變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順利進行。
在20世紀后半期，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對內沒有解決好三個問題：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導致了經濟衰退和黨脫離了人民；在對外方面，也沒有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中蘇分裂）；二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冷戰）；三是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侵略阿富汗）。因此蘇聯內外交困，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初解體失敗了。
1978年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來說，一開始是對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弊病的糾正。這種糾正是由于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壓力和誘導：一是開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壓力；二是人民生活貧困的壓力；三是建國以來自己的經驗教訓和整個世界市場化趨勢。這些都使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本質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問題。
1953年中國之所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因為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實現工業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可以比資本主義創造出更快的經濟發展速度。毛澤東在50年代末就曾經說：我就不相信，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結論真是這樣的話，那就請蔣介石回來。[2]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革”期間“四人幫”的破壞，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1977年1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喬伊斯時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么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3]1978年9月16日，在聽取吉林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么優越性？”[4]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礙改革開放的論點都失去了合理性。當然，這也得益于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對“文革”錯誤的反思這個大背景。
僅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識，對開放來說還是不夠的。還有一個如何認識國際形勢的問題。從列寧1917年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起，戰爭的陰霾就籠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也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邊界戰爭，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國長期處于戰爭的威脅下，50年代至60年代威脅主要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脅則主要來自蘇聯。當然，這也與我們自己的某些“左”的錯誤政策有關系。實際上，從6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運動的興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歐洲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來越大，世界性的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破了西方長達20多年的敵視和封鎖，1975年越南戰爭的結束，都說明中國的國際環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轉變。能否正確認識這種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從列寧、斯大林時期就形成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積極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來加快發展，是馬克思主義能否與時俱進的關鍵所在。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再次作出了重大決斷，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世界主流的觀點。
正是根據上述兩個重要認識和判斷，認識到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流，認識到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才使得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實現了經濟轉型與和平崛起。
[1]《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寧論新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頁。
[2]轉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協作區辦公廳主任座談會上的講話（紀要）》（1959年6月10日）。
[3]《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
[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