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新中國成立75年來的經濟發展與制度革新歷程，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75年在人類發展進程中只是瞬間，但中華民族卻在人均資源匱乏和國際競爭激烈的不利條件下，實現從落后農業大國向先進工業大國的轉變，創造了世界矚目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奇跡。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三個歷史時期一脈相承，接續完成中國經濟從起步到騰飛再到轉型升級的歷史進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撫今追昔，回顧新中國75年創造的經濟奇跡，總結歷史經驗，有助于我們堅定“四個自信”，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保障國家安全以“重器”為先
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迅速恢復。1953年，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受朝鮮戰爭影響，加之保障國家安全需要，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趕超經濟發達國家的“趕超戰略”，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為在低收入條件下實現高積累政策和社會穩定，中國在快速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起計劃經濟體制，從而確保有限資源最大限度支援工業化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推進，使中國在短短20多年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成功研制“兩彈一星”與核潛艇等尖端武器，為和平發展提供堅強保障。在基礎設施方面，新中國自成立伊始就大力興修水利工程，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據統計，截至1978年，全國各地共建成大中小型水庫84585座，建成萬畝以上的灌溉區5249處，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到4805.3萬公頃，較1949年增加3212.5萬公頃。1953—1977年，交通運輸業全民所有制單位基本建設投資累計完成840億元，先后建成青藏公路、武漢長江大橋、京滬鐵路等重大項目，改變了落后閉塞的交通面貌。國家高度重視基礎教育，1978年，全國基本普及小學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5.5%。這一時期取得的成就，為日后改革開放和中國經濟騰飛奠定基礎。
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同時，我們黨沒有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合理發展。1957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專門論述中國工業化道路：“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0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講到農業與工業的關系，當然，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
改革開放推動經濟飛速發展
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突破了“貧困陷阱”，保障了高積累政策下的社會穩定，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保障國防安全、儲備發展要素等方面作出歷史性貢獻。但是，經濟發展的各種積極因素還有待進一步調動，整體經濟效益提升的目標還沒有實現，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得到顯著提升，人均收入和消費水平仍舊維持在較低狀態。強烈的憂患意識堅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新征程。自此，中國迎來活力迸發、財富涌流的時代。
我國積極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充分利用有利的國際形勢，充分激發各方積極因素，大力推動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功構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在招商引資、制度創新等關鍵領域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與市場機制形成協同互補，共同激發資本、勞動力、資源、技術等要素的活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這種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國內國外資源與市場統籌兼顧的方針政策，為中國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奇跡提供了重要保障。
1978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年均增速近10%。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678.7億元，位列世界第11位；1986年，這一數值突破1萬億元大關，國際排名升至第9位；2000年，突破10萬億元，排名提升至世界第6位；2010年，更是突破40萬億元，位居世界第2位。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化深入推進，中國的產業結構也實現持續升級。此外，中國的城市化率大幅提升，從1978年的17.92%增長至2012年的52.57%，城市人口超過農村人口，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創造了經濟發展奇跡。然而，隨著我國工業化進一步推進，以外延型擴張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日益受到資源和環境因素制約。自2008年起實施的需求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保證了經濟平穩增長，但同時引發傳統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桿率攀升等一系列問題。如果繼續放任舊的經濟發展模式，將加劇“脫實向虛”趨勢以及實體企業虧損，可能引發債務違約、破產失業，甚至誘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經濟面臨硬著陸風險。這些問題集中反映為2012年以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現象。
新時代開啟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工業化基本完成，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深刻變化。經濟發展速度換擋、產業結構升級勢在必行，我們必須由高速度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我國經濟邁入新的發展階段。面對經濟發展的“三期疊加”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深刻把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重大變化，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創新為動力、以改革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顯著躍升，達到新的歷史高度。2012—2023年，國內生產總值從51.9萬億元增加到126.1萬億元，11年間增長了一倍多；2012—202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39771元增加到89424元，接近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2020年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徹底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社會保障覆蓋面持續擴大，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13.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0.7億人。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農業現代化步伐加快，糧食安全得到保障；制造業規模和增加值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比重穩定在30%左右，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加快建設并持續完善，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和世界級港口群；中國的發電裝機容量、互聯網基礎設施規模均居世界第一；信息基礎設施加快升級，5G網絡建設全球領先，國家算力網絡加快構建，算力總規模居世界第二。
2020年9月，國家超級計算成都中心正式投入運營，其主機性能卓越，躋身世界前十之列，為我國科研和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算力支撐，顯著推動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與發展。圖為國家超級計算成都中心 視覺中國/供圖
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還面臨諸多困難，但是中國經濟發展所具備的優勢和有利條件大于不利因素和困難。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保中國經濟始終向著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向堅定前行。二是政府與市場“雙輪驅動”的體制優勢，充分利用國內和國際“兩種市場、兩種資源”。三是中國經濟體量大，創新空間大，回旋余地大。四是中國人力資本雄厚，具有重視教育和吃苦耐勞的文化傳統，不僅學習能力強，而且勞動參與率極高。這些優勢都會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發揮巨大作用。
歷史昭示未來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
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依然面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比如市場體系仍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民生保障、生態環境保護仍存短板，等等。為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注重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突出位置，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等重要問題做出科學謀劃和總體部署，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注入強大動能，必將引領中國經濟走向更加光明和繁榮的未來。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新中國成立75年來的經濟發展與制度革新歷程，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依靠勤勞且善于學習的中國人民以及豐富多樣的社會生產力和規模巨大的市場，中國必將把握時代機遇，有效應對各種挑戰，化解各類風險，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關系，充分發揮改革創新兩大核心動力，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勇毅前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歷史評論》202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