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基于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歷史演進、進入新階段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和外部環境變化等因素做出的戰略抉擇，是對“十四五”規劃及此后較長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重大調整完善，是有利于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的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本文在考察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就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目標定位進行闡析。
一、改革開放前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受阻及破冰
新中國自誕生之日起積極參與國際貿易的意愿就極為明確。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一方面提出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只要帝國主義一天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指出：“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然而，新中國自成立起的較長時期內，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禁運，參與國際貿易遭受阻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實施封鎖禁運。美國從多方面進行布局，謀求世界霸權并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美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實施以服務其霸權為目的、以受援國參與其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行動為條件的歐洲復興計劃（又稱馬歇爾計劃），并構建起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以此為基礎，美國致力于構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致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的體系，以維系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發達的優勢，從經濟發展上遏制社會主義國家。先是美國國會于1948年3月通過《〈經濟合作法〉第117［D］條修正案》，“將對西歐國家的經濟援助與西歐國家是否接受美國的貿易管制政策聯系起來”；1949年2月又通過《出口管制法》，以法律形式明確“美國政府應該盡可能與那些同美國締結防務條約的國家合作，制定、改進、實施出口管制；并制定一項所有非共產黨國家都遵守的統一的商業和貿易政策”。美國謀求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發起成立以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為創始國，以及之后加入的盧森堡、挪威、丹麥、加拿大、聯邦德國、葡萄牙、日本、希臘、土耳其、西班牙、澳大利亞17國組成的協商團體，并設立了處理具體事務的機構——對共產黨國家出口管制統籌委員會，通稱巴黎統籌委員會。巴黎統籌委員會明確限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先進技術，到1952年6月，禁運物資總數已高達285種。
新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自成立起就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禁運。1952年，巴黎統籌委員會建立了亞洲分支機構——中國委員會（這里所指的“中國”，并不是僅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除蘇聯遠東地區以外的亞洲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還對中國實行了更加嚴厲的貿易特別禁運清單。20世紀50年代初，巴黎統籌委員會禁止與中國貿易的種類達到295種，比對蘇聯、東歐國家實行的禁運清單項目更多。美國等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妄圖使中國經濟陷入困境，直至經濟崩潰。另外，到20世紀60年代初，由于中蘇關系惡化，蘇聯中止對中國的技術援助。這些都使中國失去了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可能。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既阻隔了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大循環，也失去了其在中國的市場，對其自身的經濟發展亦有不利之處。巴黎統籌委員會各成員國都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封鎖禁運上存在利益矛盾。一方面，從資本主義陣營扼殺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目的出發，要遵循巴黎統籌委員會的約定，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封鎖禁運；另一方面，出于本國的經濟發展利益，尋求擴大國際市場，與社會主義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的動力日益增強。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而日益發展，可以向其他國家提供更廣闊的市場。在這樣一種發展態勢下，中國市場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巴黎統籌委員會成員國為實現自身利益，自20世紀50年代初起就或明或暗地嘗試越過封鎖禁運約定，以多種方式尋求與中國開展貿易合作。
20世紀70年代，中國抓住時機突破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禁運。美國在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陷入滯脹困境。為走出這一困境，美國開始尋求新的市場，為過剩資本尋找出路，因而產生了改變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政策的需求。這與新中國長期尋求國際合作有很大關系，在這個時間節點上開始對接。換言之，美國開始減少對中國的封鎖禁運，選擇與中國合作，不僅僅是出于美國與蘇聯爭霸的需要，也與其國內的經濟因素以及中國的獨特地位相關。中國乘勢主動開展“乒乓外交”，以破除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的堅冰。
從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一方面自力更生謀發展，另一方面為突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做出了極大努力，經歷了極為艱難的歷程。
二、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拓展深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是工業化后發國家推進現代化的歷史。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經歷了日漸拓展深化的三個階段，即由引進含先進技術的成套設備（以下簡稱先進設備）為產業發展打基礎，到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再到全方位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
第一階段，自新中國成立起至改革開放前，圍繞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以引進先進設備為主。新中國成立后的較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向東歐國家出口初級農副產品和礦產原料等，以獲取外匯，用于引進國家工業化發展所需要的先進設備，為國家工業化發展打基礎。但中國的消費品進口較少，加之參與國際貿易的路徑不暢通，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極低，尚稱不上參與國際大循環。中國貨物進出口額，1950年為11.3億美元，1978年增加至206億美元，但占全球份額極低，僅為0.8%。在這一階段，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合作，但均經歷了艱辛和曲折的歷程，此階段又可分為三個小的階段：一是新中國在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禁運的情況下，自成立起特別是自實施“一五”計劃起到20世紀60年代初，接受蘇聯技術援助，成功實施了156項重點工程建設，并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合作，增強了中國的發展能力，工業化快速推進。進入20世紀60年代，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蘇聯中止了對中國的技術援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推進各項事業進一步發展，其中取得的標志性成就是成功研制了反映綜合國力的“兩彈一星”。二是中國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禁運，實施了較大規模的“四三方案”，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了一批所需要的先進設備。三是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引進先進設備。
第二階段，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中國逐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積極開展國際貿易。在經過近30年建設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基礎上，中國抓住了20世紀80年代初到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和世界貿易高速發展的機遇，在繼續引進技術設備的同時，逐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積極開展國際貿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方面引進先進設備，另一方面在以出口初級農產品和礦產資源賺取外匯不能滿足引進先進設備實現產業升級、經濟增長的情況下，通過允許發展“三資”企業，把引進外資與引進技術結合起來，以“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起步參與國際循環，由此獲得外匯，并在外匯短缺緩解后發展到“加工貿易”（境內出口商將進口商提供的原材料、零件加工裝配成工業制成品，出口到國外，以獲得收益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自20世紀80年代起快速發展，到21世紀初在貿易總額中占據半壁江山，之后其在貿易中的比例才下降），再發展到一般貿易（基本利用本國生產的原材料、中間產品等投入品在本國生產向國外銷售）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上，更加廣泛地參與國際產業分工，到2009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2010年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
第三階段，自中共十八大起，基于經濟發展到新的臺階并融入國際產業鏈，中國全方位參與國際大循環。中國積極推進經濟全球化，倡導和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議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積極推進自由貿易區建設，首創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覽會并堅持連年舉辦，主動向世界開放市場、讓各方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中國以開放促改革、促創新、促發展，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高水平“引進來”和大規模“走出去”并進，全面深度融入世界經濟。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1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占世界份額為11.8%，其中出口占12.8%，進口占10.8%。
中國參與國際大循環，實現了雙贏。一方面，中國加入國際大循環，產生溢出效應，促進了產業水平和經濟效益的提升，對提升經濟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加入國際大循環，為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做出了巨大貢獻。一是構建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平臺。以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為取向，倡議和推動共建的“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平臺。二是完善制度促進經濟全球化。中國提出并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不同于強權獨霸、叢林法則與零和博弈，從而開辟了一條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文明發展新道路。在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挑戰的背景下，中國積極踐行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努力為推進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目標
中共中央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決策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做出的，但這絕不是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世界經濟下行的短期選擇，而是有著深遠意義的戰略目標，是基于中國自身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充分考慮經濟全球化和外部環境變化而做出的以調整完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抉擇。
（一）構建新發展格局在于調整完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形成經濟發展新動能
中國自參與國際大循環后的較長時間內，一個重要取向是發展外向型經濟，實施鼓勵出口創匯政策。這其中的緣由主要包含兩方面：一是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在推進工業化快速發展中存在資本短缺問題，需要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實現創匯，為改變技術設備落后狀況創造條件；二是中國仍處于低收入發展階段，盡管居民收入實現較大幅度增長，但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需求增長速度相對較低，需要出口的強勁拉動。受經濟增長路徑依賴的影響，2006年時，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7%。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經濟增長內需潛力釋放，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路徑逐步改變。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過高的外貿依存度不可持續，必然要求對這一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進行調整。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2006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起，中國經濟開始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過渡，經常項目順差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足1%，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有7個年份超過100%；外貿依存度由2006年的67%降為2019年的近32%。中國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是能夠實現經濟新發展預期的。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萬美元，不僅如此，按照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關于發展戰略的安排，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提升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也將顯著擴大。由此，中國必然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可以為發展提供巨大空間。換言之，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擴大內需戰略為基點，暢通國內循環。這樣一種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調整完善，有利于新發展動能的形成。
（二）構建新發展格局在于塑造中國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以勞動力眾多且價格低廉的優勢參與國際大循環。在已有技術積累和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中國致力于創新發展，由跟跑發展為并跑，在一些領域還處于領跑地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創新能力在世界的綜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14位，是前30位中唯一一個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構建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在已有優勢的基礎上，推動形成宏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更好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既滿足國內需求，又有助于提升中國產業技術水平，塑造中國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三）構建新發展格局在于更好地適應國際形勢變化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陷入持續低迷，全球市場收縮，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沖擊，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在如此接連危機的態勢下，西方主要國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上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中國面對國際經濟循環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統籌發展和安全，順勢而為，改變過高的對外依存度，建立自主、可控、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既努力打通國際大循環，又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進而提升經濟發展的自主性、可持續性，增強韌性，以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而立于不敗之地。
（四）構建新發展格局在于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之初，“三來一補”的高質量產品很大一部分用于滿足國外需求，以獲取外匯收入。中國居民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發展而提升，但存在供給與消費水平提升不匹配的問題，導致一段時間內居民消費大量外移，最典型的是曾發生中國居民在日本搶購智能馬桶蓋現象。擴大內需和暢通國內大循環是基于國情和發展水平的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擴大內需戰略為基點，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切實踐行。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有利于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綜上所述，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這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路徑的調整完善，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將形成經濟發展新動能，塑造中國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新優勢，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進而更堅實地把握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供的戰略機遇，促進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奮斗目標的實現。
［作者簡介］鄭有貴，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