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宏偉目標。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就必須立足現實，回眸過去，著眼未來，把握中華文明的豐富歷史內涵，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洗禮中實現中華民族又一次歷史性的“鳳凰涅槃”，以建構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形態。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深邃而豐厚的歷史底蘊。
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就是其連續性。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即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只有中華文明以國家的形式延續至今。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生生不息，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能夠不斷地返本開新。有道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即一方面不斷地回到文明的大本大源，以強化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增進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則追求“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的變通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傳》）的進取。正是在這種經權互補、恒常與變易的張力結構中，中華文明能夠綿延上下五千年而歷久彌新。這恰好應了《詩經》中的那句話，即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數千年的文明史，積淀并濃縮著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化創造，記載并折射著中華民族起伏跌宕的歷史命運，昭示并開啟著中華民族光明博大的文化愿景。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構賴以憑借的底氣所在。
在當代語境中，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子通過新的時代訴求的激活，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建設性的積極作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它既構成中華民族文化意義上的“自我”的主體性歷史內涵，同時又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本身內在的有機組成部分。
作為中華文明的最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然體現著當今時代的新的特征、新的訴求、新的時代質詢及其回應。但是，根深方能葉茂。唯獨擁有豐富、厚重而深邃的文化底蘊，才能行穩致遠。特別是在現代性內在困境日益顯露的今天，我們必須揚棄并超越啟蒙維度，重估自己所擁有的傳統，發現其在后現代性語境中的積極價值。在這一新的歷史參照系中，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越來越得以凸顯。例如，“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對于改造并重建現代技術，以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優化人的生存環境，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用。“以義制利”的價值取向，對于約束人們的貪婪，使其在利益的博弈中達成有序競爭，從而改善人與人的關系，重建社會信任體系，也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所有這些，無疑都構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的中國元素和特有優勢。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批判地借鑒和吸收一切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
從歷史的長時段看，不同的文明總是通過相互交往和借鑒來實現自身發展。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有自身的優長之處，也有自身的局限。已有的歷史證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形態，沒有哪一種文明堪稱千古不變的楷模。承認這一點，正是使各個文明保持自我謙遜、彼此尊重、和平共處的重要條件，從而構成捍衛文明多樣性，以維系人類文明健全格局的必要前提。正像生物多樣性乃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一樣，文明多樣性也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前提。文明的交流互鑒不應該以犧牲文明的個性為代價，陷于文明的同質化，而應當是在各個文明保持自身獨特傳統及其特有優勢的前提下走向更加健全和完備。陷入自我孤立和封閉的文明是沒有前途的，也是缺乏生機和活力的。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從來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常態。歷史上是如此，在當今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民族的、國家的、地域的文明，其孤立狀態逐步被打破，整個地球變成了一個“小村莊”。隨著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人類的普遍交往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這一背景下，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只有通過“世界歷史”基礎上的文明互鑒才能夠實現。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具有包容性的特性和品格。《易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種負荷萬物的品性，是君子人格得以成立的一個基本要件。《中庸》亦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這一特性，造就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宏闊視野和胸懷。在中國歷史上，佛教自東漢時期開始傳入，經過與中國本土文化的激蕩、博弈、契合，逐步融入中土并被中國化，進而變成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內在成分。沒有儒、道、釋之間的分梳與合流，就無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總體面貌及其背后的實質。
在“世界歷史”語境下，由于西歐各國內部的勞資矛盾“溢出”了國家和地域的限度，被“放大”為整個世界范圍內的基本矛盾，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扮演的是“資本家”的角色，而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卻淪為“雇傭勞動者”的角色。因此，中國革命被提上日程。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傳播并實質性地指導中國革命的特定歷史語境。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實現了本土化。這個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化中國”的過程。中國現當代歷史表明，對于中國及其文化來說，馬克思主義早已不再是外在的規定，而是內在地融入并構成中國文化的新的傳統。
今天，在新的起點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求我們必須在保持文化上的自我主體性和自主地位的前提下，一如既往地堅持文化上的開放姿態，充分吸收和借鑒當代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唯其如此，才能在不斷地與他者的對話和交往中實現自我發展、自我超越，推動文明形態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性崛起。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不懈探索，反芻并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功經驗。
文明的建構首先是實踐性的，而不是理論性的。它不僅需要不斷地回眸過去，而且需要朝向未來。實踐所塑造的人的“此在”性，構成由過去到未來的中介。實踐在其本質上是生成性的，而不是預成性的。正是在實踐的能動性建構中，人類成為宇宙中唯一能夠打破它所屬的那個物種賦予其生物學限制的物種。因此，一切非人的動物本質上都是受動的、宿命的存在，只有人的存在才是能動的、超越性的。對于作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來說，實踐是創造性的，是實存先于本質的。這種創造性，決定了人類文明鮮活的生命力。馬克思所主張的實踐的唯物主義，把“改變世界”作為哲學的根本旨趣和訴求。在馬克思看來，一切舊的哲學歸根到底都是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是理論的態度，“改變世界”才是實踐的態度。馬克思把“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同“共產主義者”看作同義詞，并不是偶然的。在馬克思那里，“革命家”同“哲學家”的角色是高度集于一身的。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同樣高度重視“踐履”的功夫。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禮治的社會，而“禮”與“履”是互訓的。“履，足之所依。”引申為走路，亦即實際地行動。《易傳》曰：“履，德之基也。”對禮的踐履，是道德養成的根基。因此，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把“知行合一”作為根本訴求。可以說，在高度重視實踐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同儒家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實踐本身是感性的創造性的活動，它總是向未來敞開自身。這種推崇實踐的取向落實在當下，就意味著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在此基礎上能動地建構起既富有時代感、具有原創性，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國性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可以說，訴諸實踐是使中華文明不斷走向現代化的基本路徑。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需要把今天的中國由一個文化大國建設成為一個文化強國。
文化大國是一個量的概念，文化強國才是一個質的概念。說一個國家是文化大國，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即它必須具有足夠悠久的歷史傳統，其文化成分是多樣的而不是貧乏的，分享這種文化傳統的社會成員人數眾多。說一個國家是文化強國，也必須符合三個條件，即其國民的文化修養必須高于世界平均水準，其在文化上能夠同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平等對話，其語言能夠躋身于世界主流語言之列。從一定意義上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過程，也就是使中國由一個文化大國轉變為一個文化強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我們知道，在經濟學上，一個物品只有具有稀缺性，它才有其經濟意義上的價值。文化問題也帶有類似的特點。文化的稀缺使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格外地凸顯出來。經過幾十年的改革發展，我們的物質文明建設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誰都不能無視的基本事實。但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相對滯后，特別是在國民的文明素質、文化修養等方面，還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
在當今時代，文化問題已經變得格外重要。這是由人類歷史演變的大趨勢決定的。在今天，文化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國家安全和國家戰略不可替代的重要變量。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也到了高度重視文化的階段。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化的重心經歷了經濟、政治、文化的依次更迭。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又重演了這一脈絡。就此而言，高度重視文化問題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突破性進展得以實現的一個關鍵。文化固然是“軟實力”，但軟實力并不軟，它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決定著硬實力。晚清以降，西方列強憑借其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這一挫折固然是硬實力的結果，但離開了西方近代的產業革命、技術革命，乃至科學革命，堅船利炮就不可能被制造出來。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我們今天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高度重視文化建設，盡快實現把中國建設成為文化強國的目標。如此一來，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僅具備扎實的實踐基礎，而且真正升華為一種文化理念層面的規定，從而獲得其充分而豐富的內涵。
（作者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