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100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100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100年。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同時在黨史學習教育中推進新中國史研究繁榮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中國研究所）、中共上海市委黨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于2021年7月3—4日在上海聯合舉辦了主題為“建黨百年與新中國史研究”的第二十一屆國史學術年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姜輝對會議高度重視，研究確定了會議主題和選題指南；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李正華在開幕式上致辭，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曾峻主持開幕式并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朱佳木在開幕式上做主旨報告，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育長羅峰主持閉幕式，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宋月紅做了學術總結。來自中央國家機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黨校系統、軍隊系統等單位的80多位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研討，取得了多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這一百年來開辟的偉大道路、創造的偉大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必將載入中華民族發展史冊、人類文明發展史冊”。在本屆學術年會上，姜輝認為，黨的百年發展史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繼十月革命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又一成功范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21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的引領旗幟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中流砥柱。朱佳木在《從新中國史看我們黨對初心的不渝堅守》的主旨報告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生機勃勃、發展壯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終不渝地堅守初心和使命。堅定理想信念、弘揚革命精神、增強斗爭意志，為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堅守初心提供了堅強的思想保證。李正華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新中國的繁榮富強”，“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進行了研究闡釋。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李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不斷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接力賽，使現代化的內涵不斷豐富、系統和完善。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張瑜從《中國共產黨章程》演進的視角，梳理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冷兆松分析了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發展、新創新及其內在邏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史系的陽宏潤考察了中國改革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及其價值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的劉志明認為，中國共產黨百年來之所以能夠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其原因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領導核心，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堅持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善于運用制度優勢戰勝風險挑戰。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吳超認為，新中國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鐘瑛研究分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立論依據。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劉倉考察了1949—1978年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在本屆學術年會上，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張偉、趙朝峰分析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的理論、價值、實踐和政治因素。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劉蓉以抗擊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為案例，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號召力。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周敬青考察了黨領導制度體系建設演進的內在邏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高曉晨闡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維護中央權威思想的發展歷程及其啟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楊俊考證了“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的歷程。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姜丹溪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來關于建黨紀念話語建構的演進、范式、特點和功能。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王懷樂考察了從西柏坡至中共八大這一階段黨內的政治生態建設。中共上海市普陀區委黨校的郭璐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事件和主要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要堅持以我們黨關于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在本屆學術年會上，宋月紅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及其經驗，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辯證統一起來，彰顯了黨和國家前進的方向與道路、進程與前景、成就與經驗，蘊涵著普遍聯系、實事求是、辯證分析等國史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邯鄲學院的魯書月考察了黨史百年視域下兩個《歷史決議》對中國社會歷史進程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飛躍的意義與作用。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的王濤認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全黨共同研究黨史的政治成果，是黨史學習教育的根本遵循。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徐子杰探討了深化“四史”研究服務于“四史”的學習、教育和宣傳的著力點。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易海濤考察了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成立過程、人員組成、主要工作及其對黨史、新中國史研究的主要貢獻。
深入研究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歷史經驗
本屆學術年會圍繞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歷史進程、成就和經驗進行了研討。
（一）關于新中國政治和法治建設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郭強考察了西柏坡時期毛澤東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以國營經濟為領導的多種所有制結構、維護黨中央集中領導等制度的構想；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張金才從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等方面，分析闡述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顯著特征；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馬艷從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弘揚各民族優秀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反對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勢力斗爭等方面，考察了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間民族工作的成就；等等。
（二）關于新中國經濟建設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鄭有貴認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經濟理論；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龔浩將新中國財政史劃分為高度集中財政、公共財政、現代財政三個階段；揚州大學商學院的朱高林把新中國居民消費史劃分為計劃經濟時期消費不足階段、雙軌制時期消費擴張階段、市場經濟完善時期消費提質階段；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的楊興山梳理了1978—1992年商品流通體制改革的歷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王瑞芳考察了新中國成立70余年治理黃河、根治黃河水患問題；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刁成林探討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從進藏公路到青藏鐵路、再到新時代川藏鐵路的建設歷程；南京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李沛霖分析了新中國成立至“一五”計劃末中國郵政網路的恢復、發展及其影響；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段娟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探索出一條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并重、治沙與治窮共贏的中國特色荒漠化防治道路；洛陽理工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牛建立考察了20世紀60年代洛陽地區“三線”建設項目及其積極作用；等等。
（三）關于新中國文化建設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張星星梳理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歷程，提出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經濟、文化與市場、文化與大眾、文化與科技、文化繁榮與政府監管、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等關系；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歐陽雪梅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主要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引領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通過制定文化發展戰略來實現文化使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推動文化創新發展；唐山師范學院的李閻考察了1978—2012年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社會思想背景；當代中國研究所的蘇熹梳理了1949—1986年中國高技術研究發展戰略的演變；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石佳考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女性文學的歷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孫丹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回答了繁榮網絡文藝的根本性、方向性、戰略性重大命題，為網絡文藝的發展提供了指導方針；《六盤水師范學院學報》的張俊英考察了西柏坡精神的提出過程、思想基礎、科學內涵和當代價值；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王慧斌梳理了科學家精神提出的過程；等等。
（四）關于新中國社會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史系的胡小冬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劃分為提出和發展、加強和提升、深入推進、全面推進四個階段；廣東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李永芳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經驗，認為鄉村社會治理的根本前提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基本目的是保障和發展民生，價值理念是堅持公平正義，科學方法是循序漸進，重要保障是依法治理；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王蕾從政策、資源、人力、項目、質量、保障等方面考察了新中國脫貧攻堅的歷程；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的任國征通過梳理《人民日報》省委書記專欄文章，分析了各地扶貧攻堅的實踐和經驗；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章舜粵考察了1950年黨和政府領導的寒衣勸募運動的經過、成就及其意義；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孫欽梅分析了1949—1950年在旱、凍、蟲、風、雹、水等災害背景下黨和政府開展節約救災運動的歷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李二苓對2020年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中的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疫情防控等問題做了述評；等等。
（五）關于新中國外交事業和國防軍隊現代化建設
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王巧榮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始終做世界和平的維護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的建設者；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周進分析認為，黨始終為人類進步事業做貢獻，捍衛世界和平正義事業，倡導國際秩序新理念，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河南師范大學世界和平與發展研究院的席來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歷史貢獻表現在許多方面，集中體現為三大突出特點，即維護世界和平的內在原動力、促進合作共贏發展的巨大推動力、發展模式及中國道路的積極影響力；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林凡力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和新中國國際身份的變化；當代中國研究所的陳秋霖考察了新中國成立70余年醫療援外事業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價值邏輯；當代中國研究所的胡榮榮分析了1964年中國政府就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有關香港、澳門地位問題的宣傳解釋等工作和政策；空軍預警學院的徐光順考察了毛澤東、鄧小平的國家安全觀和習近平新時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航天工程大學的陸云峰探討了中共中央關于發展導彈事業的戰略決策、實施和成效；等等。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面向“兩個大局”，深入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和“四史”宣傳教育，新中國史研究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國道路，闡釋中國理論，總結中國制度，創造中國文化，宣傳中國價值、中國理念和中國主張，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新中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和學理支撐，修史、資政、育人、護國。（果實）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