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斷創造新的勝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不斷發展進步中的世界第一大黨的研究，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呈現出日益繁盛的局面。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推進新時代黨史研究學術創新，我們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黨史研究中的若干問題，采訪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金沖及研究員。
一、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實現救亡圖存
《歷史研究》：金先生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進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的腐朽，中國的近代化道路被打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救亡圖存，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曾作過各種努力，但均告失敗。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被視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對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金沖及：你們說，“為救亡圖存，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曾作過各種努力，但均告失敗。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被視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很對，沒有共產黨，也就不會有新中國。
遠一些的就不說了。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十年，發生了辛亥革命。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和它的前身興中會，倡導“振興中華”，謀求實現民主政體，從而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變化。但它有三個根本性弱點。第一，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甚至沒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清政府一被推倒，便以為革命已經成功，革命組織迅速走向潰散以至分裂，反對袁世凱軍閥統治的“二次革命”很快就失敗了。第二，同盟會主要由一批愛國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新軍、會黨等也做了一些工作，這是他們能取得一定程度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它并沒有深入中國底層社會，發動并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群眾起來革命。這樣，就沒有形成強大且堅不可摧的力量。當兇惡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反撲過來時，就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抗，因此很快便陷于失敗。第三，它在革命中沒有形成一個由共同理想和嚴密紀律形成的核心力量，各行其是，實際上是一盤散沙。當時有句流行的話形容這種局面，“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怎么可能領導革命取得成功呢？
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有著三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特點”。第一，它有著人類最優秀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又不斷深入考察并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既看得很遠，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種種險惡情況下能夠心明眼亮，不迷失方向，找到解決問題正確方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第二，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著這樣大的力量，只要萬眾一心，什么困難都能克服，什么常人難以做到的事情都能做到。這自然不是夸張的大話。最近，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脫貧攻堅、改善生態環境等取得的巨大成績，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第三，中國共產黨由具有共同理想和嚴守紀律的先進分子組成，并且始終重視黨的建設。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核心，人口如此眾多的中國很容易各行其是、四分五裂，很多大事是難以辦成的，更談不上長治久安。
人的認識總是在實踐中不斷向前推進的。辛亥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相隔只有10年。中國共產黨內年長的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朱德等都曾是同盟會會員，年輕些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等也都曾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他們都從辛亥革命中受到愛國和民主的教育，后來又看到同盟會的嚴重缺陷，從而繼續向前探索，終于成為堅定不移的共產黨人。歷史正是這樣一棒接一棒地向前跨進的。
《歷史研究》：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諸多苦難和曲折，多次面臨生死關頭的考驗，卻能夠不斷化危為機，不斷取得新的偉大成就，您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金沖及：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確實面對過多次危機甚至失敗的考驗。其中，最嚴重的失敗有兩次：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兩次，中國共產黨都處于生死關頭，當時有不少人以為共產黨再也翻不過身來。事實恰恰相反，如此千難萬險的處境，不但沒有使革命陷入萬劫不復而終結，倒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汲取沉痛的教訓，得到嚴酷的磨煉，從而闖出一條新路，開創一個嶄新局面，大踏步地向前進，直到取得最后勝利。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令許多人意外的奇跡？根本原因可能有兩條。一條是中國共產黨人具有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撓的意志力量。1927年國民黨當局背信棄義的突然襲擊，使生氣蓬勃的中國大革命被葬送，黑暗的中國掩蓋了光明的中國。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如果沒有這樣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意志，根本不可能從沉重的打擊中重新站立起來，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另一條就是切切實實地總結失敗的原因，下最大的決心，堅持黨的獨立性，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深入實行土地革命，使歷史的災難變為歷史的巨大進步，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通過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為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提供了保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能夠做到這兩點的，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能夠不斷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從而探尋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革命道路。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我們能夠不斷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就的基本保證。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前一任務是后一任務的必要前提。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共28年，她的第一個偉大成就，就是實現前一項歷史任務，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共72年，就是為實現后一項歷史任務而奮斗。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已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并在向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邁進，這又是一個28年。可以預見，中國共產黨將帶領中國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不斷取得新成就，將為人類社會進步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二、深化新時代黨史研究
《歷史研究》：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智慧，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加強黨史研究和教育具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金沖及：習近平總書記歷來將歷史研究和教育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他響亮地提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這是一句令人難忘的名言。
為什么歷史教育能起這樣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大家也熟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可以說是人類實踐記錄的總匯。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正反映了中國人民這100年來實踐記錄的總匯。
回想一下，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中華民族曾長期處于深重的苦難中，多少先進分子進行過這樣那樣的艱苦思索和奮斗，都沒有成功，都無法改變中華民族的悲慘處境。歷史告訴我們，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以后，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才建立起今天這樣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這樣一個獨立、富強、正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國家。這是100年前的先人們所無法想象的。
百年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正如之前總結的，她有正確的理論作為指導，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能夠在極端復雜的艱難環境中起到核心作用，堅忍不拔地奮斗。當然，中國共產黨在這100年內也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又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沿用，難免會有錯誤和曲折。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中國共產黨總能依靠自身力量，勇敢地站立起來，批評并糾正自己的錯誤，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黨史研究和教育，就是要把這些真實而活生生的歷史告訴人們，使廣大黨員明白并理解，立志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的忠實傳人，永葆黨的生機活力，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這是我們繼續大踏步前進不可缺少的精神動力。
最近，中共中央作出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的重大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學習黨的歷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慶祝我們黨百年華誕的重大時刻，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的關鍵節點，在全黨集中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正當其時，十分必要。”此時此刻，作為史學工作者、特別是黨史工作者，自然更應該刻苦而深入地學習黨史、力求更高質量地研究黨史，以多種方式宣傳，以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
《歷史研究》：感謝您90高齡還為去年創辦的《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提供新作，對第一次國共合作提出新論。您的許多成果在學術界、社會上產生很大反響。建黨百年之際，回望過去，展望未來，您對深化黨史研究有哪些思考？
金沖及：這是一個大問題。現在，黨史研究空前繁榮，有許多優秀的著作和論文，這是過去沒有的。如何深化黨史研究，需要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探討，在這里我著重講其中一點。
就我近年的研究體會而言，覺得增強問題意識，對深化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義。過去，我常把問題意識看作學術研究的方法問題。現在越來越體會到，應該將問題意識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因為有問題，才需要去研究。研究過程也可以說是尋求問題答案的過程，問題解決了，研究也就有了成果。
問題有大有小，提出的問題越重大，研究成果的價值就越高；提出的問題小，研究成果的價值就會受到一定限制。如果頭腦里沒有問題，只是把既有資料條理化一下，那對不熟悉這段歷史的人或許有用，但只能說是做了資料整理工作，還不能說做了多少研究工作。例如，蘋果從樹上掉下來，大家都看到，但沒有發現有什么問題。牛頓看到就發現了問題：為什么蘋果不是橫著飛出去，也不會往上升，而總是往下掉？他抓住這個問題一直研究下去，發現了地心引力，又發現萬有引力，以后在力學方面發現了一系列重大原理。他是大科學家，能夠提出常人沒有提出過的問題，將科學向前推進一大步。
我的老師周谷城教授講過，如果能提出一個好的問題，文章就成功了一半。我自知資質平平，提不出什么大問題來。但如果想寫研究文章，總得要在頭腦里有一個或幾個中等問題，努力去尋求答案。例如，20年前我對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經歷的三次“左”傾錯誤提出了一些問題。三次“左”傾在教科書里講得夠多了，幾乎已是常識。我提出的問題是：第一，通常說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為什么中國革命當一次“左”傾錯誤剛得到糾正時，會接著發生又一次“左”傾，并且一次比一次嚴重？第二，為什么這些錯誤發生時，能為黨內不少很有水平的領導者所接受和支持？第三，這三次“左”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特點？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就得盡可能地掌握較多可靠的原始資料，努力按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原則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且從總體上連貫起來進行考察和比較。我就此寫成一篇論文，發表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東方學報》上。當然，這篇文章說得不一定對。如果有學者作了重要補充，或寫文章將它駁倒，使我頭腦中的問題得到更好解決，并將黨史中這方面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這是好事。將原來還不是很清楚的問題弄清楚了，這本來就是我們從事研究工作的目的所在。
《歷史研究》：人物研究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您長期的學術生涯中，不斷推出新成果，其中對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認為應如何把握好歷史人物評價問題？
金沖及：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忽視個人（特別是重要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毛澤東來說，鄧小平在與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談話中講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因此，研究黨史不能不對毛澤東和他重要戰友的曲折經歷，以及他們的智慧和頑強毅力，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否則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和她的歷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領導人民戰勝反動勢力，建立新中國。我結合編寫《周恩來傳》等工作經歷，簡單談談對于黨史上重要人物研究的一些體會。
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期間，我有幸能有20多年集中力量投入編寫毛澤東和他的幾位重要戰友傳記的工作。我領受的第一個任務，是主編《周恩來傳》。周恩來同志是我極尊敬而且感到十分親切的領導人。他是在怎樣的環境和經歷中成長起來的？為什么能夠作出這樣多常人難以企及的貢獻？他面對無數極為困難的問題是如何思考和處理的？他怎樣待人接物？他是不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如此等等，這項工作對我產生強烈的吸引力。
寫黨史人物傳記和在黨史中講到這些人物的經歷和貢獻，兩者自然密不可分，但又有所區別。寫人物傳記，主體是寫人，是要寫出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一生中的經歷和發展。我在《周恩來傳》上卷日譯本序言中寫道，本書的目的之一是要寫出周恩來為什么能成為“周恩來”。這就不能把他和其他戰友一起，寫成“千人一面”。
通過閱讀大量文稿、講話記錄和有關檔案，傾聽了許多曾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共事的老人對他們經歷的敘述和分析，他們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日益具體、生動、活躍，我對他們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也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加深了對人物傳記寫作的認識。撰寫黨史重要人物的傳記，我認為需要處理好幾對關系：傳主和背景的關系、思想和行動的關系、正確和失誤的關系、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性格和事件的關系、敘述和議論的關系。
我也意識到，我的認識仍有不少局限，對各地區黨的活動情況、對重要歷史事件的某些細節等，都沒有其他黨史工作者了解得多，只能通過多學習不斷彌補。同時，我既往的研究和工作體會又告訴我，研究黨史人物，不能將眼光局限于人物，還要跳出具體的歷史人物，打通歷史的前后聯系，融合運用不同史學領域的理論方法。
一則歷史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延續發展的過程。毛澤東同志說過：“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拿中國近代歷史來說，越多了解些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歷史，越便于理解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原因和歷史意義，從而有助于理解中國共產黨其后的發展軌跡。如果對中國的昨天不了解，或只有一點粗枝大葉的了解，那么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也不容易產生更為深刻的認識。只有對中國共產黨歷史有了清晰的認識，才能對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予以清晰定位。
二則史學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不管對古代還是近代、對中國還是外國，在研究方法上總有許多共通之處。歷史是一個由多種合力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一切分析判斷都必須在盡可能掌握可靠事實材料的基礎上來進行，知識面要盡量寬一些，并且力求可靠，文字表達需要盡可能準確、鮮明。我做過近代史研究、文物考古編輯和黨史研究工作，這些基本訓練在進行黨史重要人物研究和傳記寫作過程中都發揮了作用。
三、寄語《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歷史研究》1954年創刊，至今已67年，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本刊的支持與厚愛。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后，在《歷史研究》編輯部基礎上組建了歷史研究雜志社，《歷史研究》成為中國歷史研究院院刊。新時代如何讓這份刊物辦得更好，希望能夠得到您的指導。
金沖及：我同《歷史研究》有著很不尋常的關系。《歷史研究》是1954年2月創刊的，我在史學方面所寫的第一篇文章刊載在《歷史研究》1955年第2期，而最近一次在《歷史研究》發表文章是在2015年，前后跨度正好是60年。這樣的作者，大概已不多了。
我很欽佩《歷史研究》編輯部的勇氣。1955年，我只有24歲，在復旦大學講中國近代史這門課只有兩年。當時這門課的內容只是講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本來，根本輪不上我這樣的年輕人來開課。但教育部在上一年規定，綜合大學都要開這門課，而當時老教授很少有專門研究這一段歷史的，于是，這個擔子就由比我高三年級的老同學胡繩武和我擔了起來。這門課在好幾年內沒有現成的教材，學生看的主要是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但范老的書只出了上冊，只講到義和團運動。所以，我和胡繩武便將重點放在當時研究還比較薄弱的辛亥革命上。我發表的《對于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的意見》，是同胡繩同志這樣的大師商榷。那時和今天不大相同，史學方面的大型專業刊物只有《歷史研究》。在它以前還有過《中國科學院第三歷史研究所集刊》，只發表所內同仁的作品，出了兩三期就不出了。此外，史學專業刊物還有天津的《歷史教學》和河南的《新史學通訊》，篇幅不長，都不足100頁。所以，《歷史研究》竟會發表我這樣年輕人的文章，實在出乎我的意料。這對鼓舞我的研究熱情，起了很大作用。當時，史學界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極少，學者往來同樣很少。復旦大學不算閉塞，但我第一次參加全國性的史學學術討論會，還是1961年在武漢召開的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許多以后的老朋友，大多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見面。但因為《歷史研究》發表了那篇文章，和史學界朋友的多種形式的交往便多了起來。可見《歷史研究》這樣的刊物，對一個青年史學工作者的成長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
以后，我在《歷史研究》發表的學術論文不算很少。作為老作者和老讀者，同《歷史研究》一直保持著很親近的關系。
改革開放后，史學界的活躍是以前不敢想象的，史學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也是過去難以想象的。記得10多年前我同《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兩位負責同志說：“你們對史學界走向和青年學者成長所起的作用，要比領導機關的文件和前輩學者的叮囑要大得多。”這是大實話。因為無論評職稱還是其他的學術評價，都要看你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了多少文章，并且要考慮這些刊物的聲望和影響，這就促使青年學者們關注在這些刊物上發表的是什么文章，是怎樣寫的。這種不聲不響、潛移默化的作用，自然要比許多別的因素更大。
現在，《歷史研究》創刊已經近70年了。在中華民族邁向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我深信，《歷史研究》和其他史學刊物一定能對新時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
《歷史研究》：您對百年黨史中重大問題的見解，使我們很受啟發；您對新時代黨史研究的思考，令我們受益匪淺；您對刊物的寄語，使我們深受鼓舞。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