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習近平致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賀信精神筆談
［編者按］2022年12月8日，推動新中國史研究事業繁榮發展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大會在當代中國研究所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信，向學會全體同志、向全國廣大國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熱烈祝賀和誠摯問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李書磊在會上宣讀了賀信并發表重要講話。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高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朱佳木，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李正華先后發言。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立意高遠、思想深邃、內涵豐富，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充分肯定國史學會成立30年來取得的成績，明確指出新時代新中國史工作的重點任務和發展方向，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中國史事業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為新時代新征程新中國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精神，切實將賀信精神落實到新中國史研究、宣傳和教育全領域各環節，推動新中國史事業繁榮發展，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貢獻，本刊特邀部分專家學者撰寫了學習體會，以饗讀者。
研究國史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
辛向陽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向學會發來賀信：“希望國史學會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進一步團結全國廣大國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握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不斷提高研究水平，創新宣傳方式，加強教育引導，激勵人們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這指出了國史研究的立場觀點方法，為新時代國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我這里著重談談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
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國史研究就必須遵循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
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就要切實防止用抽象超歷史的、主觀片面的、孤立靜止的觀點來研究歷史、看待歷史。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明確指出：“黨中央認為，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看待和研究國史也必須遵循這一要求。
所謂具體歷史的觀點就是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的評價必須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不能離開歷史條件去抽象談論歷史問題。70多年的國史，波瀾壯闊，重要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眾多，進行研究時必須放到其具體的歷史環境下進行分析。例如，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原因時就指出：“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于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于戰爭和激烈階級斗爭的環境中，對于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斗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這一分析是實事求是的， 是符合具體歷史條件的結論。
所謂客觀全面的觀點就是對任何歷史事件要掌握全貌，不只是管窺一豹，只看到一面而不及其余。歷史事件的客觀性包含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歷史資料的真實性，包括檔案資料的真實性；二是歷史過程的真實性，能夠準確反映歷史事件的演進過程。全面就是要把握歷史事件的全過程，把握歷史變化的全貌，把握歷史影響的全方面。例如，2020年我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光榮！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要理解這一重要論斷的深刻含義，我們就要回顧中國共產黨為消滅絕對貧困的歷史過程，特別是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人民披荊斬棘、櫛風沐雨，發揚釘釘子精神，敢于啃硬骨頭，攻克一個又一個貧中之貧、堅中之堅的奮斗歷程。
所謂聯系發展的觀點就是看待任何歷史問題要放到歷史運動中、歷史演變中去看待和研究，不能用一成不變的眼光來分析歷史問題。例如，研究共同富裕問題，不僅要研究我們現在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還要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推進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理論與實踐。只有從新中國7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從發展變化中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到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實現共同富裕，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就是促進共同富裕。
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國史研究就必須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警惕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堅決抵制、反對黨史問題上存在的錯誤觀點和錯誤傾向。同樣，國史問題也存在著不少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必須堅決予以反對。
國史問題中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就是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對立起來，或以前一個時期否定后一個時期，或以后一個時期否定前一個時期。2013年1月，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正是這些科學論斷使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避免了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
國史問題中歷史虛無主義也體現在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與改革開放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對立起來。例如，有的人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來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但事實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是具體歷史條件的產物，帶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的，這一體制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如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個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從這個決議中可以看出，我們今天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改革得來的。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先是強調“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市場調節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接著我們強調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使商品經濟發揮出更加積極的作用；在這一基礎上，在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國史問題中歷史虛無主義還體現在把一個時期出現的個別情況當作社會主義制度問題。例如，有的人把黨的十八大以前存在的特權現象和特權問題當作黨的本質問題，有的國內外輿論甚至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官僚資本主義”。顯然，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其與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是水火不容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屢次告誡全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提出堅決抵制黨內的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江澤民指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胡錦濤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行使權力就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決不能把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強調反對特權問題。2013年1月，他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設，必須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共產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個問題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涉及黨和國家能不能永葆生機活力的大問題。要采取得力措施，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2018年1月，他又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領導干部要堅決反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指出：我們持之以恒正風肅紀，以釘釘子精神糾治“四風”，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
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國史研究就必須以史料為基礎，把握真實的歷史
國史研究應當同其他歷史研究一樣進行艱苦細致的史料研究。恩格斯曾指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恩格斯強調真正的科研工作必須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沒有這樣的資料，研究工作就容易陷入片面性和虛假性。這里有三個關鍵詞：一是大量的歷史資料，不是個別孤立的某個歷史案例或者歷史“橋段”；二是批判地審查過的歷史資料，也就是對歷史資料要有一個認真梳理的過程，要認認真真地對待歷史資料，不能以個人好惡來進行判斷，特別是對國史上的人物的評價尤其如此；三是充分掌握了的歷史資料，也就是不能被歷史資料牽著鼻子走，而是從歷史資料中跳出來。不僅如此，恩格斯還直接指出了對歷史文獻的把握應當放到社會的物質動因中去，也就是說歷史資料的研究要與歷史事件的研究特別是歷史事件背后的經濟原因結合起來。以二月革命的歷史為例，他指出：“二月革命把我們黨推上了政治舞臺，因此使它不可能進行純科學的探討。雖然如此，這個基本觀點卻像一根紅線貫穿著黨的一切文獻。在所有這些文獻中，每個場合都證明，每次行動怎樣從直接的物質動因產生，而不是從伴隨著物質動因的詞句產生，相反地，政治詞句和法律詞句正像政治行動及其結果一樣，倒是從物質動因產生的。”
可見，國史研究一方面要掌握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以史料為基本依據；另一方面要分析這些真實史料背后的經濟發展的背景、社會變遷的基礎，這樣才能夠得出科學的結論。
國史研究要遵循列寧指出的歷史演進邏輯的分析。1919年，列寧在《論國家》中指出：“在社會科學問題上有一種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養成正確分析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致淹沒在一大堆細節或大量爭執意見之中所必需的，對于用科學眼光分析這個問題來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因此，國史研究需要把握住歷史現象的產生與起源、階段與變化、特征與本質。
例如，我們要研究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一主要矛盾轉化對全局工作的影響，就要研究10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以及這些社會矛盾經歷的變化過程。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根據當時的歷史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時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以解決這個主要社會矛盾為根本，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后來認識出現偏差，把社會主要矛盾確定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但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點并沒有完全被取代，而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始終發揮著一定作用。改革開放后，根據實際，中國共產黨強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我們全力抓住這一矛盾，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盡快擺脫貧困、使人民富裕起來。到黨的十八大，這一主要任務就完成了。因此，黨的十八大之后，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作者：辛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研究員。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