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以下簡稱《國史稿》）是第一部經(jīng)過中央審定、批準出版的國史著作。書名為何叫《國史稿》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據(jù)介紹，這表明了編寫人員的慎重態(tài)度，他們想通過出版來聽取大家的意見，以便對書中可能存在的不周到、不周全甚至不準確之處做修改，為把這部史稿最后作為信史重新修訂。
盡管目前出版的內(nèi)容只截止到1984年，但《國史稿》已有5卷，可謂卷帙浩繁。本文僅以第三卷為例，就《國史稿》中的新材料、新觀點、新內(nèi)容作一簡單梳理。
◆始末
《國史稿》編撰的三階段
當代中國研究所從1992年開始啟動《國史稿》的編寫工作。這項工作大體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1992年到2007年，主要由編委會和當代所的編寫人員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擬定編寫大綱，分工撰寫初稿，以后又經(jīng)過多次的討論、修改、調(diào)整、充實，到2007年，形成了一個內(nèi)部討論稿。
第二階段是從2007年到2009年，編委會邀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軍事科學院等單位的30多位領導和專家，審閱內(nèi)部討論稿，并提出修改意見。在充分吸收領導和專家審閱意見的基礎上，經(jīng)過各卷編寫人員反復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送審稿。
第三階段，從2009年到2012年，中央組織和協(xié)調(diào)了中央和國家機關30個部委，兩次審讀送審稿，對書稿的觀點、結(jié)構、史實、文獻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和補充建議。2012年，中央又組織18個部委，第三次審讀了送審稿，國家統(tǒng)計局還專門審核了書中大部分數(shù)據(jù)。當代所和《國史稿》的編委會對中央各部委的審讀意見非常重視，在分頭修改的基礎上，對各卷進行了全面的審改。最后，到2012年經(jīng)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審定，正式印制出“送審稿”報送中央。
◆內(nèi)容
《國史稿》史料有哪些新發(fā)現(xiàn)？
“八大鋼座談會”史料首次披露
5月，整頓的重點轉(zhuǎn)到鋼鐵工業(yè)。早在全國工業(yè)書記會議之前，為扭轉(zhuǎn)鋼鐵生產(chǎn)被動局面，在一位國務院副總理領導下，冶金工業(yè)部召開了“八大鋼座談會”（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出席會議的鞍山、武漢、包頭、太原、本溪、首鋼、攀枝花、馬鞍山八大鋼鐵企業(yè)，占全國鋼產(chǎn)量的50%、鐵產(chǎn)量的65%。1975年1、2月全國產(chǎn)鋼288萬噸、鐵304萬噸，比計劃欠產(chǎn)鋼95萬噸，鐵86萬噸。其中八大鋼欠產(chǎn)鋼63.6萬噸，鐵85.6萬噸。抓好八大鋼對完成全年計劃具有決定作用。“八大鋼座談會”分析了鋼鐵欠產(chǎn)的情況和“上得慢”的原因，增強了“三月份趕上來，二季度要大上”的決心，逐個分析了領導班子的狀況，提出了解決辦法，明確了措施。會后，各大鋼鐵企業(yè)都有一定的進展，太原鋼鐵廠尤為明顯，但整個鋼鐵工業(yè)沒有改變欠產(chǎn)的狀況。日產(chǎn)量7萬噸都突破不了，老是在6.5萬噸至6.6萬噸之間。其中鞍山、武漢兩大鋼鐵企業(yè)欠產(chǎn)最為嚴重，要完成全年2600萬噸的計劃，5月起日產(chǎn)量必須達到7.9萬噸至8萬噸。而鋼鐵如果上不去，什么都被拖住，農(nóng)機、軍工、基建，統(tǒng)統(tǒng)都談不上。（《國史稿》P245-246）
這段在“煤炭、鋼鐵的整頓”中所寫的“八大鋼座談會”一節(jié)，是別的書未曾寫到的。是我們到冶金部（現(xiàn)稱冶金工業(yè)局）查閱檔案的成果。在我們之前也沒有人去查閱和利用過這次會議的檔案。
是“照過去方針辦”
而非“按既定方針辦”
在9月30日國慶座談會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這篇講話全文僅200字，沒有提“批鄧”，也沒有提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新華社關于這次座談會的報道，卻依然突出宣傳要遵照“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報上登了發(fā)言的群眾代表和其他領導人的照片，卻唯獨不登華國鋒講話的照片。“四人幫”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明目張膽地否定華國鋒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
10月2日，華國鋒審閱《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lián)合國大會十一屆會議上的發(fā)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謂“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囑咐”，立即警覺起來。本來，“照過去方針辦”是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晚聽華國鋒匯報情況后對華國鋒講的。當時他寫下了三句話，這是其中第二句。當天華國鋒即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毛澤東追悼大會后，“四人幫”在9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拋出了一個“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隨后即連篇累牘重復宣傳。《人民日報》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揚這句話的文章有82篇。他們企圖用這個偽造的“臨終囑咐”制造他們才是“正統(tǒng)”，才是毛澤東的合法繼承人，并用它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編撰人員在采訪耿飚時，就獲得了與此有關的一些重要史料，收獲很大。他講了華國鋒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lián)合國發(fā)言的稿上仍寫“按既定方針辦”一事問他怎么辦？耿飚告訴他，北京與紐約有13個小時時差，讓韓念龍發(fā)電報去糾正，來得及。華還講了如有重大事件發(fā)生怎樣同他聯(lián)絡。華說，最近有事，我親自打電話找你，秘書打電話不算。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一次重要談話。（P300）
體現(xiàn)汪東興在
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和地位
華國鋒同葉劍英、李先念及汪東興等反復研究，認為同“四人幫”的斗爭是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黨內(nèi)矛盾和黨內(nèi)斗爭的范圍。應采取果斷措施加以解決，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會動亂。他們經(jīng)過慎重考慮和反復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數(shù)同志的同意，決定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措施。（《國史稿》P299）
這里就涉及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對汪的歷史評價問題。《歷史決議》中沒有提汪，有當時的特定背景。《國史稿》第三卷中出現(xiàn)汪東興的名字，從敘述中表現(xiàn)汪的作用。書中對華、葉的“決定作用”未作評定，對汪也未作一言評定。以后可以加上。
毛澤東看過電影《創(chuàng)業(yè)》是誤說
采訪的作用，不僅了解史實，還能得到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得到材料。舉例來說：訪問西南三線副總指揮錢敏，了解了三線建設的情況（如上海工廠的搬遷，攀枝花的選址），還了解了有關彭德懷“文革”初期的情況。
采訪廖漢生，了解了粉碎“四人幫”前針對上海第二武裝可能發(fā)動反革命叛亂作出的軍事部署。書稿上本來寫了一段話：對于“第二武裝”的大本營上海此舉（指反革命武裝叛亂），葉劍英、華國鋒等早就料到，已經(jīng)作了周密部署。在（1976年）10月6日解決“四人幫”之前，就已布置東海艦隊從海上監(jiān)視，駐鎮(zhèn)江的六十軍向無錫、駐浙江的一軍向上海“拉練”，從西、南兩面形成鉗制上海之勢。可惜后來刪掉了。
訪問唐由之了解了毛主席做左眼手術的經(jīng)過，澄清了《創(chuàng)業(yè)》批示是毛主席看過《創(chuàng)業(yè)》電影的誤說。（最初出自《毛澤東論文藝》中為《創(chuàng)業(yè)》批示寫的題注）唐說：毛主席23日做手術，24日取下蒙眼的紗布，重見光明，很高興，看文件，眼痛，又蒙上，怎么可能允許他看電影呢？看電影是后來的事。看的電影是《戰(zhàn)火中的青春》。
訪問蘆荻，明確關于《水滸》談話是8月13日而非14日（有整理的記錄稿為證）。
聽龔育之談科學院匯報提綱，他指出，不能說要用科學院匯報提綱來指導上層建筑以至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整頓，不是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嗎？
當然， 以上所說口述史料、檔案資料等往往需要綜合起來考察和運用。如第十章寫到的南京事件，就是例子。一般經(jīng)過，在南京大學查了檔案；中央名義發(fā)電話通知壓制后，南京街頭于4月3日又刷出15條大標語及其內(nèi)容來自江蘇的檔案；3月31日，南京汽車廠制泵分廠職工在新街口東側(cè)，貼出一條大標語：“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直接點明斗爭目標。是筆者當場看到的。（P287-288）
◆觀點
《國史稿》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提法？
稱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為
戰(zhàn)略思想而非理論
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指稱問題，是理論，還是戰(zhàn)略，還是思想，還是主張，還是戰(zhàn)略思想？胡喬木接受鄧小平交的任務，組織撰寫的文章，稱理論，題目是《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中說“關于劃分三個世界的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原則”（《鄧小平選集》第二卷第P160）又說：“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zhàn)略思想，并且親自開創(chuàng)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同上，P172）《毛澤東傳》稱“主張”（P1688）、“思想”（P1690）。《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大事記》稱“思想”。（P114）
《國史稿》第三卷采用“戰(zhàn)略思想”的提法，第七章第五目的標題為：“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zhàn)略思想的提出”。不說“理論”但兼顧及“理論”。
鄧小平主持1975年整頓而還不是全面整頓
“鄧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頓”，是否是“全面整頓”？《國史稿》分析了整頓的三個階段：重點整頓，整頓的全面展開和深入發(fā)展，全面整頓的部署和整頓的中斷，說明鄧小平部署了全面整頓而還沒有來得及搞（準備今冬明春進行）就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而中斷了。故第九章第二節(jié)的標題為“鄧小平主持1975年整頓”（P241）。這同黨史二卷的“鄧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頓”的提法是不同的。后來，在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九十周年時黨研室編輯出版的大事年表沒有再用“全面整頓”的提法。用的是“對全國各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整頓被迫中斷”。（P115）在評價歷史時，局部、全局，各方面、全面，程度是有區(qū)別的。要在一個水平面上用。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是局部而非全局的錯誤，1975年整頓說是全面整頓，尺度就不一致，就擺不平了。
此外，關于整頓中斷的歷史必然性。我們運用恩格斯關于社會悲劇的論述（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在事實上不可能實現(xiàn)）分析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分歧，說明1975年整頓中斷的歷史必然性。分歧有三個層面：一、現(xiàn)實層面：肯定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二、路線層面：三項指示為綱還是階級斗爭為綱。三、理論層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認同粉碎“四人幫”是
中國“進入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說法
對粉碎“四人幫”的歷史評價問題。我們采用了《歷史決議》第25節(jié)的提法。第十章最后一段寫道：“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結(jié)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xù)十年的內(nèi)亂，使人民共和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P303）
“進入新的歷史發(fā)展時期”這句話，有些學者不愿意說。為什么？他們認為粉碎“四人幫”后“文化大革命”極“左”的那一套還沒有肅清，還在延續(xù)；不承認這兩年主流是前進，而只說是徘徊，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jié)束，把此后的兩年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講。列寧指出：“無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余。”怎么能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沒有肅清而否定粉碎“四人幫”以后的根本性的改變呢？
四五運動不能等同于天安門事件
四五運動與天安門事件的關系問題牽涉到這兩個概念的運用。天安門事件不能涵蓋四五運動，但有其獨立性，有時一定要說天安門事件（如天安門詩抄，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現(xiàn)在采用的提法是“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四五運動”。（P290）
《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一文
導致提前對“四人幫”采取行動
如何看待《光明日報》10月4日發(fā)表的梁效文章《永遠按毛主席既定方針辦》？
這篇文章導致提前對“四人幫”采取行動。
有一種意見認為，這篇文章是9月份就約的，不是針對華國鋒10月2日批語寫的，不能看做“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信號。我們主張動機與效果統(tǒng)一，要看文章的后果怎樣，文章發(fā)表后歷史是怎樣發(fā)展的，而不是以主觀動機來論定。
關于此事，《國史稿》第300頁和301頁在敘述梁效文章要點（其中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決然沒有好下場的。”）后，主要寫了兩段話。一段是：“‘梁效’是‘四人幫’的重要輿論工具，這篇文章的矛頭所向，引起了華國鋒等人的高度警覺。加上‘四人幫’這一段時間活動的種種跡象，表明他們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另一段是：“10月4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華國鋒住所，商量對策。葉劍英提出改變原定國慶節(jié)后準備十天視情況再定動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動，‘先發(fā)制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華國鋒決定‘至遲后天動手’，請葉劍英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本來還有一句說文章雖然是9月就約的，但在這時發(fā)表出來如何如何的話，定稿時刪掉了。從大處著眼，這里的確不需要拖泥帶水，為當事人開脫。
◆體會
《國史稿》編撰有哪些值得重視的經(jīng)驗？
十分重視檔案史料的查閱、搜集、整理
《國史稿》項目啟動之初，當代中國研究所就十分重視查閱檔案、資料。這項工作得到中央各相關部門的支持。比如，為寫“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三卷，我們除在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以外，還在中央辦公廳、國家經(jīng)委、鐵道部、冶金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一些地方查閱了大量檔案，還查閱了林彪、“四人幫”兩案審理的部分材料。老同志（如胡喬木、鄧力群）保存的檔案材料也十分寶貴。大量查閱和研究檔案材料，使《國史稿》第三卷具有不少新材料、新觀點。
舉例來說：“文革”中經(jīng)濟方面的材料大量是從經(jīng)委來的；第五章第三節(jié)《規(guī)模空前的三線建設》，曾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錢敏同志提供了許多材料；第九章1975年整頓是建立在許多檔案資料基礎上寫成的，有不少新材料、新觀點。
在利用檔案方面，應該指出，到檔案館查檔固然是重要途徑，但還有方便的重要途徑不要忽視，甚至應該首先利用。1.要十分注重重要出版物（傳記、年譜、文集選集、資料匯編等）中已經(jīng)利用和公布的檔案。2.還要重視重要會議的紀要、簡報（如：廬山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包括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理論務虛會等）。毛主席與外賓談話也很重要。有同志從中整理了一個專題資料：毛主席的經(jīng)濟思想，值得一讀。3.同時也要注意報刊文章中公開的材料。
十分重視口述史料的采訪、搜集、整理
《國史稿》項目啟動之初，鄧力群同志系統(tǒng)講解了他親歷和了解的新中國發(fā)展過程中的要人大事。當代所創(chuàng)辦之初，進行了國史大討論，順著歷史發(fā)展，把各個時期的重要事件和主要問題討論了一遍，又就各卷的編寫提綱討論了一遍。鄧力群同志主持，他的講話，由秘書處呂玉生同志等整理印發(fā)。后來編印成鄧力群《國史講談錄》，一共七本，主要內(nèi)容就是國史大討論中的講話、談話、插話。
袁寶華（經(jīng)委）應邀來所作了系統(tǒng)的關于經(jīng)濟工作的系列報告。來所作專題報告的還有李淑珍（中聯(lián)部）、俞雷（公安部）、袁木（國務院）、劉吉（國家體委）等部委的負責人和吳仁寶（華西村書記）、秦振華（張家港市委書記）、王偉成（江陰市市長）等基層負責人。他們都提供了寶貴的口述歷史。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力安同志親自帶領訪問了宋任窮、陳錫聯(lián)、李德生、吳德、賽福鼎、楊貴等領導同志。還帶隊到江蘇、浙江進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調(diào)查，到山西進行大中小學國史教育現(xiàn)狀調(diào)查。
我們還訪問了汪東興、耿飚、廖漢生、錢敏、房維中、龔育之、唐由之、周海嬰、謝鐵驪、鐵瑛、曹鴻鳴、王敏生等同志。
心里掛著問題，時時處處留心、聯(lián)系
毛主席寫批語推薦的徐寅生的《怎樣打乒乓球》，其中一個重要方法就是把日常遇到的事情同打乒乓球聯(lián)系起來，從中受到啟發(fā)，改進、提高打乒乓球的技術。
做好國史研究編寫工作，道理也是一樣的，而且更加重要些。讀書看報，時時留意，有用的史料、好的文章和語句，包括別人的觀點、自己的閃光的思想，隨時記錄下來。還要搞剪報，搞摘記，長期積累。例如，音樂家傅庚辰在一次發(fā)言中談到，夏衍告訴他，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是1979年文代會前，夏衍在列席政治局會議時提出的，沒有解釋，夏衍說：我不能給政治局講課啊！再如，讀到列寧的一段話，對于怎樣評價粉碎“四人幫”后的兩年有指導意義，記下來備用。還有，究竟怎樣寫歷史算是做到了“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這兩年，我就注意收集實例，胡喬木論中國為什么選擇社會主義，胡繩論中國為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這兩篇分別從現(xiàn)狀和歷史進行分析，做得較好。
本版文/程中原
（作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副主編、第三卷主編，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