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幸讀到當代中國研究所編的《國史編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每卷多在百萬字以上。雖然只是一項宏偉工程的一小部分，但已顯示出它的幾個鮮明的特點，即嚴謹、翔實、大氣。
嚴謹，這首先要從此書的“凡例”說起。此書采用中國古代史書體裁之一綱目體進行編纂，是極恰當的選擇。俗云“綱舉目張”。“綱”是主題，“目”是敘事，編者心中有數，讀者一目了然。此書以綱文、目文、文獻、注釋、圖片、附錄六種形式（體例）相互配合，使其互相補充，相得益彰，有裨于讀者對所敘史事的了解和認識。綱目體是編年體史書的一種表現形式，而編年體的記事原則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此書在這方面對古代編年體史書有很好的繼承和發展，思考和處置都很細致。而文獻、注釋、圖片、附錄等，則擴大了編年體史書的范圍和容量，使史事更加全面、豐富。其次，嚴謹還反映在各卷的“編輯說明”對資料來源有明確的交待。再次，各卷在“編輯說明”中以很精煉的文字指出該年度的歷史主線或有關重大史事的連貫性，表明編者在紛繁的史事中，力圖把握那些影響更大、更能反映歷史進程之本質的事件。
翔實，這是此書最重要的特點，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編年”作為歷史資料書，最重要的品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豐富，二是信實。此書包含的內容，在全書的“凡例”的第九條（《1952年卷》以后列為第八條）列舉甚明，在各卷編纂內容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涉及新中國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其豐富性和廣泛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時，由于清楚地交待了各卷資料的來源，以及大量的文獻、注釋、圖片和附錄，使此書具有很高的信實程度。追求信史，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可以認為，《國史編年》繼承并發揚了這一優良傳統。
大氣，這主要反映在此書的編纂宗旨方面。這突出地表現在此書“凡例”的第一條，指出此書的編纂，“旨在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提供翔實可靠的史料，同時也為國內外讀者查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資料提供方便”。前者為專業工作者著眼，后者考慮到國內外的廣大讀者，并希望中國史學走出國門，顯示出史學工作者的宏大氣量。這種宏大氣量還反映在編者的自信和對讀者的承諾，這就是“編輯說明”中所表明的：“‘綱文’力求簡明、準確，經得起查對核實。‘目文’敘述事件起因和經過，力求完整和客觀，一律不作與記事無關的描寫和評論。”編者的這種自信和承諾，同當前有些研究領域的浮躁學風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也顯示了此書編者的大氣。
《1954年卷》在“編輯說明”中指出：“兼采編年與記（紀）事本末兩種史書之長”。我以為，在“綱目體”的前提下，這一表述與編纂的實施，是合理的，也是符合此書實際情況的。此書有不少“某日-某日”的記事，甚至是跨越月份的記事。這種記事方法，旨在不割裂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活動的連續性，實則已包含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因素了。但為了體例上的一以貫之，最好不采用“某日－某日”的記述形式，可將后一個日期含在“目文”敘事的最后，如“會議于某日結束”、“某人于某日結束訪問回國”等等。這樣做，不僅體例上一致，而且也便于讀者閱讀。
此書所收圖片，十分珍貴，構成信史的重要部分。當我看到《1951年卷》第405頁居民為抗美援朝購買飛機、大炮而排隊捐款，以及讀者在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前排隊購買《毛澤東選集》的圖片時，內心十分激動，猶如身在其中；《1952年卷》收錄女火車司機田桂英和同學們在一起交流經驗的照片，使人感受到一個“普通人”和歷史的關系，這些都非常有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