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指出，“十五五”時期是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作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十五五”時期的發展環境既承接了“十四五”時期的發展成果與積累的矛盾，又直面國際格局變亂交織與國內改革深化的雙重變量。我們要錨定既定目標，保持戰略定力，正確認識世界之變、世界之勢，發揮歷史主動，續寫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新篇章，進一步為人類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
正確認識世界之變、世界之勢
當前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地緣沖突易發多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這既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也暗藏著諸多風險挑戰。
正確認識國際力量對比之變。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減弱，特別是發達經濟體增速放緩，G7國家占全球份額下降，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減弱，西方單極霸權難以為繼，國際規則體系分化，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效能下降。另一方面，全球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雖面臨困難和挑戰，但整體實力增強的大趨勢不可逆轉，“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到2035年，經濟總規模將超過發達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投資中的比重接近60%，對全球經濟影響力日益上升，將加快世界經濟格局調整和“東升西降”的發展趨勢。
正確認識地緣政治沖突與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之變。“十五五”時期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動蕩性將進一步凸顯。俄烏沖突持續、巴以沖突延宕、中東局勢動蕩、亞太地區緊張加劇，沖突外溢效應顯著增強；美國“對等關稅”政策、歐盟貿易壁壘、各國“去風險”“脫鉤斷鏈”趨勢加速，多邊貿易體制遭嚴重沖擊；中美戰略競爭進入關鍵期，俄烏沖突成為影響全球格局的重要變量。地緣政治沖突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催化劑，貿易保護主義又加劇地緣政治緊張。特別是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貿易保護主義及地緣政治博弈持續加劇，美西方國家推動供應鏈“近岸化”和“在岸化”，推進“友岸外包”和產業回遷，深刻改變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格局，也將使我國面臨更多挑戰。
正確認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之變。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呈現以人工智能為主導，與量子科技和生命科學等領域交叉融合、多點突破的發展態勢。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之下，全球爭奪科技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重塑各國競爭力消長和全球競爭格局。然而，美國砌筑“小院高墻”，擴大對我國高技術出口管制范圍，聯合西方盟國限制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設備、零部件及軟件對華出口，并企圖以人工智能為戰略制高點對我國進行降維式打擊。而且，人工智能在推動生產力革命性變革的同時，也將帶來巨大的潛在風險。這迫切要求大國間加強合作，防范制造安全隱患、加大“智能鴻溝”等方面的風險挑戰。
續寫中國奇跡新篇章
“十四五”時期，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經受住世紀疫情嚴重沖擊，有效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深層次問題依然突出，轉型發展面臨諸多挑戰，構成了復雜的國內發展環境。這就需要進一步發揮優勢，以歷史主動精神攻堅克難，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新篇章。
發揮制度優勢是核心保障，為發展穩定提供根本支撐。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在“十五五”時期更需轉化為精準高效的發展動能。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深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進一步提高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同時，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抓手，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通過強化政策連續性與穩定性，營造可預期的發展環境，既為經濟增長注入確定性，也為社會穩定筑牢制度根基。
推動市場與產業優勢疊加，激活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這兩大優勢的深度融合是“十五五”時期的重要發力點。一方面，依托規模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優化消費環境，推動消費向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讓內需成為科技創新和產業轉型的“加速器”。另一方面，以產業升級回應消費需求，加快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培育壯大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醫藥等新興支柱產業，布局人形機器人、量子信息等未來產業新賽道。同時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讓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產業升級提供廣闊空間，讓完整產業體系優勢為經濟韌性提供堅實支撐。
釋放人才資源優勢，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根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根本出路在于人才。“十五五”時期需將教育、科技、職業培訓等整合為“廣義人力資本投資”，設立剛性約束指標，確保人才相關支出增速高于財政收入增速。既要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升基礎研究人才培養質量，培養戰略科學家與原始創新人才；也要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培育數以億計的高技能工匠，構建多層次人才梯隊。同時優化創新生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創新激勵機制，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讓人才創新活力充分涌流。
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穩增長與守底線有機統一。“十五五”時期需強化底線思維，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增強經濟和社會韌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在經濟領域，保障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確保GDP年均增速穩定在合理區間；在社會領域，完善就業促進機制，提高就業質量，健全托幼、養老等公共服務體系，縮小城鄉區域差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同時，兼顧綠色發展與安全保障，加快新能源替代，嚴控環境污染，推進美麗中國建設，讓生態安全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通過構建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又為經濟快速發展創造安全環境，實現發展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統一。
更好貢獻中國之智、中國之力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階段，面對國內外深刻復雜的變化，我國需立足自身發展優勢，以中國智慧破解全球難題，用中國力量注入發展動能，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取得更實在有效的進展。
以普惠包容的中國智慧，重塑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時期，我國可踐行普惠包容的發展智慧，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更合理方向發展。一方面，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積極擴大自主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另一方面，落實全球發展倡議，聚焦發展中國家迫切需求，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在基建、農業、醫療等領域提供務實援助，助力發展中國家突破發展瓶頸。
以創新突破的中國力量，筑牢全球科技合作根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重塑全球格局的關鍵變量，而少數國家搞“小院高墻”“脫鉤斷鏈”，阻礙了全球科技協同發展。“十五五”時期，我國需以科技自立自強的力量打破壁壘，同時秉持開放合作的智慧搭建共贏平臺。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集中戰略科技力量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形成更多并跑領跑成果，以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升級。同時，主動發起國際科技合作計劃，構建跨境創新網絡，為各國科研機構和企業提供平等參與的機會，如拓展“一帶一路”科技合作平臺、共建聯合實驗室等。
以和合共生的中國擔當，維護全球安全穩定秩序。當前世界變亂交織，地緣沖突延宕外溢，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疊加，給全球穩定帶來嚴峻挑戰。“十五五”時期，我國需運用“共同安全”的中國智慧，以實際行動守護世界和平。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積極參與維和、反恐、救災等國際行動，推動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巴以沖突等熱點問題。在大國關系上，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的格局，以大國協調化解陣營對抗風險。在周邊地區，踐行親誠惠容理念，深化與周邊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建設，通過互聯互通項目和人文交流增進互信。
以文明互鑒的中國胸襟，促進人類文明交融共生。文明隔閡與意識形態對立是阻礙人類團結的重要因素。“十五五”時期，我國需以文化軟實力展現中國自信，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一方面，堅定文化自信，通過國際展會、數字媒體等渠道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成果，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和平理念與發展道路。另一方面，落實全球文明倡議，舉辦更多跨國文化活動，推動教育、藝術、民俗等領域的民間交流，消除文明誤解。同時，尊重各國發展道路選擇，反對將自身模式強加于人，支持各國走出符合國情的現代化路徑。
以改革創新的中國力量，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當前全球治理赤字突出，多邊機制效能受抑，亟需注入新的治理力量。“十五五”時期，我國可憑借制度優勢和實踐經驗，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發展。在聯合國框架下積極發聲，推動擴大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參與修訂國際貿易、氣候治理等領域規則。同時以全球治理倡議為抓手，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建議》的說明中強調，要“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立足于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基本定位”。面對復雜環境，唯有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善于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才能充分利用“十五五”這一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續寫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篇章。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