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研究的學科定位和學科建設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有公開發表的文章，更多的則是在學術會議上以及學術同仁間進行的思考與交流。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中共黨史研究》當此之際組織關于黨史學科性質與建設的討論，可謂恰當其時。借此機會，筆者擬從三個方面談些看法：一是對黨史學科性質的探討做一個歷史回顧，目的在于評估一些觀點出現的歷史背景及價值，為今天的思考提供借鑒；二是如何提高時代站位，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出發審視中共黨史學科及其建設；三是基于上述對歷史和時代的分析，提出新時代黨史學科建設的一些設想。
一、關于中共黨史學科定位與性質的認識回顧
中共黨史作為課程是在延安時期首先進入黨校教育中的，新中國成立后則作為政治理論課進入高等學校。20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拓展，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亦拉開帷幕。黨史學界借助政治上強調“實事求是”的大氛圍，在黨史研究與教學中彰顯“實事求是”原則，努力求真求實，還黨史以本來面目，科學評價重大黨史事件與人物，一時頗為人矚目。顯而易見，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是由政治促動的，歷史地看，也是政治優先的黨史工作發展的邏輯結果。何以這樣講？我們知道，中共黨史首先是歷史，這本來是無須贅述的常理，僅是名稱就能說明問題。然而，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最初出現的“中共黨史”稱謂、對黨史的回顧與省思均源于黨內，出于政治考量。更進一步講，無論是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等領導人講黨史，還是延安時期黨內學習和研究黨史并最后作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是出于黨內在革命路線戰略策略乃至方針政策上統一思想的需要，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1]。
無論是在黨校還是高校的教學中，中共黨史的政治教育功能都是第一位的。問題出在為政治服務最后變成了為極左政治服務，黨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隨意歪曲、編造，尤其是形成了路線斗爭化的敘事結構。物極必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還黨的歷史以真實面目，就成為撥亂反正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撥亂反正的集大成者，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是圍繞這個決議的宣傳并由此出發的以求真為目標的黨史研究開啟了學術化進程。尋求歷史本相，當然需要遵循歷史學的規范和方法。在富有治史傳統的中國，歷史學的基本原則早就是成熟的存在，只是用不用、用到何種程度而已。于是，黨史研究的歷史學意識日趨凸顯，中共黨史屬于歷史學逐步成為黨史學界的共識[2]。但是，我們必須馬上指出的是以下兩點。其一，中共黨史屬于歷史學這一認識，主要表達的是黨史研究的學術化追求，而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建制”意義上的學科。進一步言之，20世紀八九十年代黨史學人談論中共黨史屬于歷史學科之際，主要關注的是像歷史學那樣史料優先、求真優先、客觀評價優先，研究成果要更像或者就是歷史學成果。而我們今天談論“學科”時，主要涉及科研、教學、人才培養、學科體系結構、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以及學科在理論方法話語方面的獨特性等重要維度，而這些“建制性”內容在當年是很少有的。其二，伴隨改革開放而來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術化進展，并不意味著黨史學人傾向于將中共黨史研究純歷史（學）化，實際上很多黨史學人甚至可以說多數黨史學人在肯定黨史研究與教學必須實事求是、弄清歷史真相的同時，認可并大力提倡黨史要充分發揮資政育人功能，要注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要注重史論結合。
有意思的是，伴隨著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黨史研究隊伍逐步分為兩支力量并在新世紀后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第一支隊伍主要由高校承擔中共黨史或相關政治課教學的教師、黨校黨史教員、黨史研究部門業務人員組成，人數多，力量大[3]。作為體制內的一支重要力量，發揮黨史資政育人功能是這支隊伍的主要任務。換言之，講政治優先、把政治性與學術性有機統一起來，是他們遵循的主要原則。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黨史基本著作，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等系列領袖人物傳記，可以視為上述宗旨的典型體現，產生了巨大的學術與社會影響。第二支隊伍主要由高校和社科院系統尤其是高校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專業教學與研究的人員構成。這部分學者主要遵循歷史學規范，以求真為鵠的，致力于還原或重建歷史真相。由于受到各種復雜現實因素的制約和影響，這支隊伍在新世紀之前人數較少。但進入新世紀后人數漸多，特別是很多年輕學者加入進來。此外，個別從事社會學、政治學的年輕學者也加入進來。這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學術質量較高，尤其是創新性、啟發性較強，學術影響力很大，尤其受到黨史、歷史及相關專業研究生的熱捧。
當然，上述兩支隊伍的劃分只是邏輯上的、典型意義上的，實際情況要復雜得多，存在大量的交叉、流動與合作，尤其是高校從事黨史及相關公共政治理論課教學與研究的教師，其研究成果呈現復雜的類型結構，如更突出一般歷史學研究的規范，積極嘗試“新革命史”“新制度史”“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等。總之，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都是明顯的，學術成果的質量是在不斷提高的，因而成就也是顯著的。
與黨史學術研究不斷進步、黨中央高度重視黨史研究與宣傳、社會各界對黨史懷有極大興趣和期待相比，中共黨史作為高校的一門學科卻面臨著不少現實問題。這其中的原因耐人尋味，問題亟須解決。要厘清解決之道，就需要先厘清問題的來龍去脈。
回顧改革開放40余年的歷史，中共黨史學科先后面臨兩次危機或“準危機”，但其內涵與意義完全不同。第一次發生于90年代，嚴格說來算不上危機，只不過是經濟社會轉型帶來的較為普遍的問題，與所謂“史學危機”甚至整個人文學科危機是連帶在一起的。進一步言之，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劇烈社會轉型，使包括黨史在內的一些學科風光不再，無論是社會關注度還是人才尤其是后備人才隊伍等均大幅收縮。歷史地看，這實屬正常。此外，在90年代，黨史學科在建制方面并未遇到真正的危機。盡管“中共黨史”作為高校政治理論課自1985年起已逐步被“中國革命史”取代，但作為學科最主要支撐之一的人才培養體系和學位點并未因此受到實質影響。中共黨史碩士和博士學位授予點尤其是碩士學位授予點在迅速增加。公共課調整了，但并未因此設立中國革命史學位授予點（除了中國人民大學招收中國革命史專業本科生外）取代中共黨史或與中共黨史并列。中國革命史教研隊伍主要來自中共黨史專業和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畢業生。90年代末，“中國革命史”又改為“毛澤東思想概論”，這次公共政治課調整對中共黨史學科有一定影響，畢竟課程從歷史轉到了理論，但實質性影響也不大。因為毛澤東思想與中共黨史有著親密“血緣”關系，況且黨史和革命史教研歷來重視“史論結合”甚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概括勝于歷史過程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并不存在以“毛澤東思想”命名的學位授予點，也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位授予點。“毛澤東思想概論”課的師資主要還是來自中共黨史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類學位授予點。
對于黨史學科而言，真正的考驗源于進入新世紀后的學科調整和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改革。自2005年開始，國家設立新的一級學科“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下設六個二級學科和學位授予點，包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原來與中共黨史同樣作為二級學科且隸屬于政治學一級學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成為一個得到極大加強的一級學科，而中共黨史在學科地位上卻依然故我。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兩個二級學科，將中共黨史教研隊伍的大部分吸納進來，黨史學科因此面臨隊伍分離分散、學科空間萎縮等一系列問題。接著，自2008年開始，高校政治理論課新方案開始落實。與中共黨史關聯度最密切的有兩門課：一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后改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一是“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關鍵是這兩門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內部都已經有了自己的二級學科支撐和人才培養平臺，再無需要假手黨史學科。
于是，我們看到在學科建制的意義上、在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上談論中共黨史學科屬性和定位的問題出現了，并一度成為黨史學界的熱門話題。《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6期發表丁俊萍《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建設之斷想》一文，歸納了學界在黨史學科屬性問題上的幾種意見：一是仍然作為政治學一級學科內的二級學科，二是歸入歷史學科，三是歸入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四是成為獨立的一級學科。她本人贊成黨史學科成為獨立的一級學科。翌年，丁俊萍又與宋儉合作，在《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發表《關于中共黨史學學科建設問題的思考》一文。該文進一步發揮前文中的有關想法，集中論證了“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作為一級學科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實際上，他們的意見反映了大多數黨史學者的看法。2010年中央召開黨史工作會議，給黨史學界新的振奮。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通過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向上級機關提出設立“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一級學科的設想方案。2010年8月16日，著名黨史學家張靜如在《北京日報》發表《中共歷史學應提升為一級學科》的文章。然而，學界的呼吁與建議未見采納，黨史學科在2017年又迎來更嚴峻的考驗，那就是黨的建設學科獨立且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
黨的建設作為一個二級學科獨立設置，是時代的要求。作為高等教育為黨的治國理政服務、為“全面從嚴治黨新的偉大工程”服務的重要體現，黨的建設學科理應加強。2011年之前，黨的建設是包含在黨史學科里的，學科目錄為“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在2011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編寫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一級學科簡介》中，中共黨史屬于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一個學科方向，名稱為“黨的建設與黨的歷史”。黨的建設不再被括弧，且置于中共黨史之前，但黨史與黨建仍然是在一起的。2017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見》，提出“支持有條件的高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下設置黨的建設二級學科”。之后，教育部召開數次專家會議，研討黨的建設學科，并決定先在一些高校和中央黨校等教研單位進行學科建設試點，自2018年起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至此，黨史與黨建的分離落下帷幕。
中央決定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進行高校政治理論課改革、增設黨的建設二級學科，都是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舉措，取得了明顯成就。與此同時，中央對黨史也是高度重視的，2010年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出關于加強和改進黨史工作的“10號文件”，其中特別提到中共黨史要為中國近代史公共理論課教學提供學科支撐。然而現實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蒸蒸日上、黨的建設學科摩拳擦掌之際，中共黨史學科在高校卻處于不利地位。為什么會出現這一困局？原因在于高校學科建設需要課程依托、需要人才培養平臺，而這兩者是按學科進行的。
先說課程，中共黨史最初是作為政治課進入高校的。黨史學科的兩個大發展時期分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正是黨史或革命史作為政治課奠基和恢復的時期。后來的逐步萎縮，也是因為黨史和革命史退出政治課體系。這里特別需要指出，高校的學科建設與本科生的課程設置密切相關。除公共政治課以外，中共黨史作為高校中共黨史本科專業和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專業的專業課一直是存在的，但是黨史專業本科生只在中國人民大學、湘潭大學、延安大學、井岡山大學等單位招生，影響力有限。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諸多高校均招生，但是并非所有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專業都開設中共黨史課程。再說人才培養平臺，如果公共政治理論課程調整不涉及學科調整、不影響已有人才培養體系和結構，那么，黨史學科危機還不會多么嚴重。問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等課程都有了從碩士到博士的人才培養體系，而這兩類人才的培養過去主要在黨史學科，不斷的分家造成中共黨史這一母體的日趨衰微。歷史表明，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平臺作為中共黨史學科興衰的兩個關鍵因素亟待加強。在高校教學與研究高度專業化、學科化的今天，沒有學科支撐的研究與教學猶如流浪漢，不要說發揮作用，就是贏得尊重都很難。
二、強化看待中共黨史學科的新時代站位
中共黨史學科面臨的問題和不足幾乎是高校黨史學人的共識，由此產生的焦慮是持續的。《黨史研究與教學》2019年第3期發表王炳林的文章《中共黨史學科是否應該成為一級學科？》，引起黨史學界的普遍關注，因為文章反映了高校黨史學人的共同心聲和長久期盼。無論是前述丁俊萍、宋儉的文章還是王炳林的文章，他們關于“中共黨史黨建”作為一級學科的必要性論證均很充分，關于學科體系建構的主張亦有很大的可行性。筆者無意重復他們的觀點，在此需要著重強調的問題是，對于黨史學科的性質與定位一定要站在新時代高度來加以審視和思考，不僅僅是盯住黨史學科本身，不僅僅是看其內部結構，而且需要跳出學科看學科，更要看到外部環境變化，看到社會發展需要。換個角度講，學科的存廢與調整，從來不是僅僅出于學科自身的發展邏輯，而是同時取決于國家與社會的需要，有的時候后者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就中共黨史學科而言，我們至少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共黨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應該居于何種地位、發揮何種作用。回顧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中國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兩次凱歌行進，無不與中共黨史的研究與學習密切相關。延安時期，黨史學習和研究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促進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認同，帶來了黨內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統一，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改革開放啟動之際，黨史研究與學習更是有力地推進了撥亂反正的政治進程，推動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和鞏固，推動了通過改革開放探尋社會主義建設新路的偉大事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如何評估中共黨史的地位與作用，關系重大。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過革命、建設和改革，黨帶領人民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背后的核心密碼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有深入了解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共黨史，才能深刻理解“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4]，黨史國史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修課”“教科書”“營養劑”“清醒劑”。什么是新時代站位？這就是新時代站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最大的制度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的是完善黨的領導這一根本領導制度，“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5]。什么是新時代站位？這就是新時代站位。學界有言：“歷史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數學。”由此，我們也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共黨史既是解讀“中國奇跡”的密碼，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乃至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等眾多學科的“數學”。不懂中共黨史，很難把涉及當代中國的問題說清楚。什么是新時代站位？這就是新時代站位。筆者以為，只有站在這樣的新時代高度，思考中共黨史的學科定位、學科性質、學科建設，才能得出符合時代需要的結論。
其次，進入新世紀以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逐漸成為學界共識，尤其在黨的十八大之后更成為討論熱點。2016年5月17日，中央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長篇講話，集中論述了哲學社會科學對于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提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時代任務，表達了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其中，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就是強調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努力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中共黨史及其相關學科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不僅不能缺席，而且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基礎。著名學者費正清曾指出：“中國是不能僅僅用西方術語的轉移來理解的，它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生靈。它的政治必須從它內部的發生和發展去理解。”[6]從學科起源上講，中共黨史的中國本土特色無須贅言。從學科發展看，與社會科學中諸多源自西方的學科相比，中共黨史在理論預設、方法論、基本概念與范疇、話語方式等方面沒有那么強的西方依賴性甚至不可分割性。當然，必須馬上指出，這樣講絕不是說中共黨史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實際上恰恰相反，要真正做到體現中國特色又能國際通行、做到政治正確同時學理性很強或達至“用學術講政治”的化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因為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所以存在大有可為的空間，同時因為存在諸種問題或缺陷影響作用的發揮，所以需要在學科問題上有頂層設計。習近平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特色、風格、氣派，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7]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史及其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為中共黨史學提供了廣闊空間和豐富素材；中共黨史學科經過幾十年的建設，也應該邁上一個新臺階了，而新臺階的重要標志就是學科定位與學科體系的科學認知和建構。
最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圍繞中國共產黨和中共黨史展開的重要論述，是我們思考和定位新時代中共黨史及其相關學科建設的根本遵循，這里有如下幾層意思。其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思考問題提供了時代立場、觀點和方法論指導，有利于提高我們的認識水平，促進新結論的得出。其二，習近平圍繞中國共產黨展開的重要論述、得出的重要結論，如關于黨的地位與作用、關于黨的理論創新、關于管黨治黨等等，為開展黨史研究開闊了視野、拓展了新領域。也就是說，不僅僅是黨的歷史而且包括黨的現實，不僅僅是實踐而且包括理論，均應納入學科建構視野中來。近些年，海內外學界有人力倡“中共學”，這一叫法是否嚴謹暫且不論，但是它對于我們思考學科建設有所啟發。換言之，圍繞中國共產黨展開的研究，領域是廣闊的，問題是綜合的，學科是交叉的。其三，習近平關于黨史的重要論述和創新性見解，對于我們進一步深化黨史研究以及創新中共黨史及相關學科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知識體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特別是他的“大歷史觀”極富方法論意義。例如，習近平經常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和評價，經常以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來言說和評價新中國歷史，經常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中華民族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經常講黨的十八大以來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化，這些對于我們思考中共黨史的歷史階段演進和黨史分期問題并因此深化一些認識或得出新認識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啟發。再如，習近平經常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走出來”，經常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來概括中國共產黨歷史，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改革開放的啟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三大里程碑，還有他對中國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概括等等，為中共黨史深化主線主流與本質的闡釋、構建新的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帶來了新任務。又如，習近平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500年的概念，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與活力的結論，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徑等等，為把中國共產黨置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中、置于戰后全球發展與國際比較的歷史中深化研究提供了新視野新指導，等等。[8]總之，習近平在中共黨史理論與方法、重大問題與重要人物等方面的論述，為新時代黨史研究教育宣傳提出了新任務。這一任務的達成離不開學科建設，離不開學科的定位、學科體系的建構。
三、關于中共黨史學科性質與學科體系建構
清楚了中共黨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歷史，提高了學科建設的時代站位，我們也就能夠有的放矢地討論學科建設和發展問題了。筆者的主張和觀點很明確，以中共黨史為基礎，以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骨干構建新的一級學科。
中共黨史學科發展的歷史、學科發展面臨的困境、新時代的要求，均說明只有設立一級學科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在200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下發的《關于學科目錄的修訂方案（征求意見稿）》中，曾把“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設為獨立的一級學科[9]。遺憾的是這一方案未被實行。在2005年前后有關單位討論設立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時，很多人為黨史黨建學科究竟是放在哪個一級學科——政治學一級學科或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或歷史學一級學科“而各執一說，難以達成共識。這一事實本身也說明，黨史黨建學科就其整體來說，確實很難歸屬于這幾個一級學科中的任何一個學科，而是一個跨多個一級學科的、具有交叉性、綜合性的相對獨立的一級學科”[10]。
學科的設立和發展，一方面要遵循學科建設的客觀規律，一方面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現代學科發展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學科分化在加速，二是學科之間的綜合在加強。這兩種看上去矛盾的趨勢，在一些交叉學科、新興學科上卻得到辯證的統一，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就是如此，中共黨史也應該如此。僅從學科角度言之，中共黨史既以歷史學為基礎又是政黨學、政治學的關注對象，既注重史實陳述又必須熟諳馬克思主義理論，既要精通黨的歷史又要關注現實、關注實踐最新動向，既需要歷史學、政治學的功底又必須具有社會學、經濟學的知識積累，這樣的學術體系、知識體系結構最適合設立一級學科。下面，筆者談些具體看法。
首先，作為一級學科的名稱問題。以中共黨史為基礎設立新的一級學科，需要有一個包容性強的學科名稱，以便構建二級學科或學科方向。筆者認為新的學科名稱可以叫作“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或者“中共黨史黨建”：前者意在表明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全方位容納，類似“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叫法；后者突出學科的基礎與主干。究竟哪種學科名稱更好，可以再研究。但正名很重要，古人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其次，最重要的是二級學科的設置。這里，首先需要圍繞中國共產黨這個學科對象進行分析。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中共黨史包括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奮斗史、黨的理論發展史、黨的建設史“三位一體”，這已經成為黨史學界的學術共識。從現實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尤其是最新成果、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最新發展等，都是中國共產黨研究的重中之重。概言之，“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建構，需要充分關照歷史、理論、實踐三個方面，當然也要充分考慮已有基礎、未來發展和現實需要這樣三個因素。由此出發，二級學科的設計可以有不同方案，但是主干不能丟。況且黨史學界在已有的各種設想中，在以下二級學科上已取得了高度共識：一是中共黨史，二是黨的建設，三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共黨史作為二級學科，已經形成了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養體系。目前招收本科生的院校有中國人民大學、湘潭大學等四所高校，擁有招收黨史博士研究生資格的學科點共18家，擁有招收黨史碩士研究生資格的學科點有83家。黨的建設作為新設立的二級學科從201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目前正式批準的有11個學位點，實際招生或正在準備招生的學位點要遠遠超過此數。學界的基本共識是，黨史與黨建雖不同，但是兩者不可分。黨史是黨建的基礎，不懂黨史很難把黨建研究搞好，甚至會硬性套用西方政黨理論與制度，導致南轅北轍。從最初“中共黨史（含：黨的學說與黨的建設）”到“黨的建設與黨的歷史”的學科名稱就很能說明問題。況且，目前從事黨建研究的骨干力量大多數來自中共黨史專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自2005年以后作為獨立的二級學科開始招生且發展極為迅速，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博士和碩士學位點都會招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原來就是中共黨史的一個重要方向。不懂黨的歷史，很難準確而有深度地解讀黨的創新理論成果。傳統黨史學與歷史學黨史研究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史的高度重視。胡喬木曾指出，“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首要的就是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系”以及應用于中國的歷史[11]。目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科的生力軍，相當多的來自中共黨史專業，黨史學界也一直關注黨的理論創新并發表大量研究成果。這三個二級學科，基本上能體現黨的奮斗（史）、理論創新（史）、管黨治黨（史）的三位一體架構，且有基礎，比較成熟。
除上述三個主干學科外，可以考慮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為二級學科納入。原因很清楚，國史學科與黨史學科在處理學術研究與政治性要求的關系上，在理論指導、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在研究時段和重大問題上高度疊合，這是同屬一個學科的最重要基礎。實際上，國史研究者最主要的學術交流對象也是中共黨史學者，傳統歷史學界基本上不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放在歷史學門類中國史一級學科內并非最佳選擇。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當代中國作為領導一切的最高政治力量、作為中國政治的最主要特色，決定了國史與黨史的特殊密切關系，兩者同處一個一級學科內更有利于在諸多領域形成合力和優勢，更能促進學科發展。另外，隨著改革開放歷史的延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得到愈來愈顯著的驗證，中國經驗、中國道路愈來愈引起海內外關注，改革開放史從中央領導層到學者乃至普通民眾都越來越重視、越來越感興趣。改革開放史與中共黨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重疊，但是又有獨特價值，將改革開放史作為一個學科方向無疑是有意義的。還有，在一級學科的構想中，許多學者均主張把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納入。這一點無論從“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學內容上看，還是從中央文件要求上講均無問題。道理很清楚，只有具備深厚的中共黨史學素養，才能正確回答歷史選擇了革命、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改革開放等中國近現代史上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總之，設立“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一級學科，符合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內在要求。無論是中共黨史還是黨的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研究對象——中國共產黨。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中共黨史屬于哪一個學科門類——法學還是歷史學。從前述學科歷史回顧、時代需要、學科結構看，作為法學門類的一級學科更合適。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中共黨史屬于歷史學的共識可以棄之不顧，而是在充分遵循歷史學規范的基礎上向著更高的目標前行，注重“整體性”研究、做有理論關懷的歷史學和有歷史縱深的理論研究。
也許有些學者擔心，設立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一級學科會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這種擔心實無必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現有七個二級學科，其中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政治教育四個二級學科關系密切度較高，而黨的建設、近現代史基本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其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關系密切度遠低于與中共黨史的關系。另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可以考慮新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或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新的二級學科，一方面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另一方面也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提供學科支撐。更重要的是，學科設立不是畫地為牢，而是尋找學科發展的最佳途徑。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學科，加上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可以構成一個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的學科群，在這個學科群的層面上進行頂層設計，更能促進學科發展，更能引領中國特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知識體系的建構。
最后，從振興中共黨史的角度，還需要談談作為公共課和專業課的中共黨史課程問題。在高等學校振興黨史，需要進行學科整合，即設立新的一級學科，以聚合力量、整體謀劃、科學布局。同時，中共黨史要在高校獲得應有地位和影響力，真正發揮資政育人作用，還需要恢復其在公共政治理論課體系中曾經持續20多年的原有地位，可以考慮以“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為課程名稱，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黨的建設有機統一起來。一個學科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學科的主干課程在高校課程體系中的位階。從學科歷史上看，對于中共黨史而言，是否被納入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程至關重要，這就涉及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的改革與調整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大體上每十年左右就會有一次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調整，以適應時代需要。目前實行的是2008年方案，一般說來可以調整了。更重要的是，目前高校正在陸續開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如果高校公共政治理論課門數不變，那么課程調整勢在必行。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筆者認為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與“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論”合并為一門課——“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將黨的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和黨的建設有機融合在一起，系統講授給學生。同時，借助這門課程，能夠更好地整合高校黨史資源，提高公共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這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就共同構成了富有新時代特點的公共政治理論課體系。
就高校本科生專業課設置來說，除了幾所招收中共黨史專業本科生的高校外，需要進一步落實教育部的最新培養方案，把中共黨史切實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必修課普遍開設。同時，根據2010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的文件精神，鼓勵歷史學、政治學等專業開設中共黨史課。在黨的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專業的研究生培養中統一設立中共黨史研究課。在有條件的高校，鼓勵設置獨立建制的教學與研究機構，適當擴大中共黨史人才培養規模。
總之，設立“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一級學科，既是學科發展的需要，也符合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需求。在中國共產黨迎來100周年誕辰之際，解決黨史學科定位和學科建設的頂層設計問題尤為迫切、意義尤為重大。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400頁。
[2] 其實，如果我們放寬視野就會發現，改革開放之初，在整個歷史學領域也存在“讓歷史學回來”的問題，即改變過去結論先行、以論代史甚至大搞影射史學的做法，讓歷史學回歸正常軌道。對史料學的重視、對實證史學的強調、對“乾嘉學派”的贊賞等史學思潮就是證明。中共黨史學的“求真”取向雖然主要源于歷史決議，但也不是對史學思潮無感，尤其是歷史學意識的持續和強化顯然與整個歷史學的發展動向密切相關，雖然其反應要慢一些、間接一些。
[3] 根據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國人民大學于2014年7月所作的調查，不計高校、黨校和社科院系統，全國黨史部門在編業務人員8949人。根據2020年最新統計，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已超過10萬人，如果粗略按公共政治理論課的配比計算，大致上有2萬人左右從事與中共黨史密切相關的課程教學與研究。
[4] 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5] 習近平：《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求是》2020年第14期。
[6] 〔美〕費正清、麥克法夸爾主編，王建朗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15頁。
[7] 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
[8] 參見楊鳳城：《習近平黨史觀與中共黨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1期。
[9] 丁俊萍：《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建設之斷想》，《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6期。
[10] 宋儉、丁俊萍：《關于中共黨史學學科建設問題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3期。該文與王炳林《中共黨史學科是否應該成為一級學科？》一文，共同就中共黨史黨建研究不能簡單地劃歸歷史學、政治學或馬克思主義理論等一級學科作出了充分論證，此處不贅。
[1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4、237頁。
（本文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