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研究必須充分占有資料, 舍此將一事無成, 這是古往今來史學家的共識。恩格斯說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 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 因為很明顯, 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 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 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2卷第39頁)
實踐證明, 充分占有并科學運用資料, 是史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只有把握歷史事實的總和, 才能厘清歷史事實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司馬遷之所以能“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寫出“史家之絕唱, 無韻之離騷”的《史記》, 是因為他善于“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能從“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史料中“擇其言尤雅者”。郭沫若之所以能寫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山之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除了唯物史觀的指導, 就是依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的支撐。既然史實是史學研究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史學家就必須忠實和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 因為歷史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是任何人都無權也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如果要硬行改變, 就會走向虛無、歪曲和閹割歷史的邪路。只有忠實歷史, 才能正確認識和解釋歷史, 透過歷史現象看到本質, 準確地描述歷史進程, 科學地揭示歷史規律, 深刻地領悟蘊含在歷史中的真理。所以, 研究任何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都不能脫離當時的背景和條件, 都要把研究對象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歷史環境之內進行分析, 這就是史學研究的歷史性。尊重歷史性, 是對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 否則, 便會事與愿違, 即使名家、大師也莫能外。
譬如, 春秋時期, 地方諸侯爭霸。公元前632年, 晉楚兩國大戰于城濮, 晉勝楚敗。晉文公以霸主身份號令諸侯會盟, 周天子迫于有名無實, 不得不策命晉文公擁有霸主地位。同年冬, 晉文公再次號令各國諸侯會盟, 并要周天子赴會, 以借此鞏固霸主地位。這一事件的始末非常清楚, 可是, 為了維護“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政治信條的孔子和左丘明, 卻將周天子屈辱赴會改成出游打獵, 這就褻瀆了歷史, 給我們正確認識歷史增添了難度。
歷史事實固然不容改變。但是, 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識和解釋卻可以隨著時代的前進、史觀的進步、理論的創新和資料的豐富不斷改變, 或超越前人, 或超越他人, 或超越自己, 絕不會永遠停留在一個認識水平上, 這就是史學研究的時代性。1924年, 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歷史觀, 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的進步, 人們對于歷史事實的解喻自然要不斷的變動。去年的真理, 到了今年, 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 到了今日, 又不成為真理了。同一歷史事實, 昔人的解釋與今人的解釋不同;同一人也, 對于同一的史實, 昔年的解釋與今年的解釋亦異。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對于史實的知識與解喻, 日在發展中, 日在進步中故。” (《李大釗文集》[下]第718頁,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實踐也證明, 史學研究猶如積薪, 總是與時俱進, 后來居上, 立足當代人對歷史事實的認識高度, 并在這個新的起點上解喻歷史。譬如,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 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 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 造成了農村嚴重的兩極分化: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立錐之地。農民的命運由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地主任意擺布。農民為了求生存, 爭自由, 多次揭竿而起, 拼死抗爭。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 這種天經地義的斗爭, 被誣為“盜”、“賊”、“寇”和“大逆不道”等。甚至到20世紀20年代的大革命時期, 還有人責難農民運動“糟得很”。堅持用唯物史觀觀察和改造社會的毛澤東, 在領導農民運動的過程中, 發現并贊揚了農民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 把長期被顛倒的歷史顛倒了過來。
唯物主義認識論提示人們:世界是無限的。不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審視, 世界都是無窮無盡的。人們認識世界是如此, 認識歷史也是如此。毛澤東指出:“人類的歷史, 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要知道, 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5、326頁,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無數事實證明:人們對任何歷史事實的認識, 都不是一人、一次完成的, 而是經過多人、多次的艱辛探索, 從片面到全面、從膚淺到深刻、從錯誤到正確, 逐步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 作為認識歷史的主體即史學家,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 對歷史的認識必然要受時代的制約, 諸如歷史觀、價值觀、方法論、信息量, 等等。因此, 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能不與時代同行, 并在這一同行中“有所發現, 有所發明, 有所創造, 有所前進”。譬如, 長期以來, 人們用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封建道德看待昭君出塞與西漢的和親政策, 認為這一舉措有失民族與國家尊嚴。20世紀50年代, 翦伯贊在深入研究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基礎上, 以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為出發點, 重新解釋和肯定了這一歷史事件。
筆者主張史學研究要與時代同行, 并非要削足適履, 用當代人對現實社會的認識、用現實社會的需要去任意圖解、剪裁或改鑄歷史, 或者讓古人戴上當代人的面罩牽強地用歷史比附現實, 凡事都要求證“古已有之”;而是呼吁史學研究要堅持歷史性與時代性相結合, 用與時俱進的新認識科學地闡釋歷史, 無限地逼近歷史。歷史中蘊涵辯證法, 辯證法具有歷史性。歷史盡管是迂回的、曲折的, 但總的趨勢是前進的。人類社會就是從舊質態到新質態、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不斷演變發展的。史學研究就是要不斷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為時代、為大局服務。
“潮平兩岸闊, 風正一帆懸。”當前, 史學研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期。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人民群眾已經創造和正在創造的歷史, 以及先人留下的史學研究成果和資料, 為史學家大展宏圖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只要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 踏準時代的節拍, 適應時代的要求, 開發利用豐厚的歷史資源, 就能發揮認識歷史、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