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筆談
［編者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好、完善好、發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問題。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是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召開的一次具有開創性、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擘畫了“中國之治”的宏偉藍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為深入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共中央做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部署，本刊特邀請部分專家、學者撰寫了學習體會，現刊登如下。
“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站在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和戰略高度，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專門研究審議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問題，從堅定制度自信和推進制度創新的結合上系統回答了“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第一次集中概括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機聯系、相輔相成、匯聚整體的顯著優勢，系統闡述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構成的層次清晰、全面系統的科學制度體系，明確提出了推進我國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總體目標、戰略途徑和重大舉措。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豐富發展，為成功實現“中國之治”提供了深厚的制度基礎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新時代“怎樣治理中國”
社會主義是實踐、理論、制度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政黨通過革命掌握政權后，國家建設、改革和治理的問題成為擺在執政黨面前突出的重大任務。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進程，同時也是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中國共產黨是具有高度制度自覺和卓越治理能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長期實踐探索中，總是把開拓正確道路、發展科學理論、建設有效制度有機統一起來，及時把創新的理論原則、成功的實踐經驗轉化為系統的制度成果。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建立并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和發展了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斷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為實現黨的綱領和目標、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提供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深厚的制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以廣闊的世界歷史眼光思考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問題，明確提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全新社會”這個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課題。蘇聯國亡政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最終留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筆。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積極探索“怎樣治理中國”這個問題，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改革開放前，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認真探索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使當代中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處于新的歷史方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把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完善國家制度、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有機統一起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明確要求“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47、549頁。）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遠的歷史眼光，把我國制度建設進程劃分為“前半程”和“后半程”：“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頁。）黨的十九大做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中，明確提出了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的具體目標。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既體現堅持戰略部署的一貫性和連續性，又根據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對實現“后半程”的歷史任務做出全面規劃和戰略部署，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制度成果。具體地看，既準確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方向和規律，又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明確了前進方向和指導原則，又提出了總體要求和重大任務；既講清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十三個顯著優勢”，又指明了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主要途徑；既提出了“三步走”總體目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又規劃了“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重大任務；既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總之，《決定》創造性地回答了“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豐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具有全局性、開創性、里程碑標志的重大意義。
二、“中國之治”的制度奧秘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798頁。）一種社會制度優劣與否，是否管用有效，不能靠單純的主觀判定，而是要由實踐來檢驗和證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管不管用、有沒有效，實踐是最好的試金石。”（《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經過70年的探索發展，我國形成了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體系。實踐檢驗的最集中體現，就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從宏觀層面概括的“兩大奇跡”：即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這“兩大奇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威力的實際展現。古往今來，大多數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原因最終都可以歸結為沒有形成有效的國家制度以及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中國的“兩大奇跡”交相輝映、相輔相成，共同鑄就了“中國之治”的豐碑。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極為罕見，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不會否認這個事實。許多國外人士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能夠取得偉大成就，“無不得益于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和發展模式”。（《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為世界提供新鏡鑒》，《人民日報》2019年11月2日。）中國能創造這樣的奇跡，“源于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背后的支撐”，“為執政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制度基礎”。（《中國奇跡源于國家制度優勢》，《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年10月21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時曾指出：“我們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科學概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涵蓋了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各領域各方面，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韌性、活力和潛能，形成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最大優勢為統領、各方面優勢各展其長、整體優勢匯聚彰顯的“制度優勢群”。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和無比優越性，表明我們黨對“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治理強則國家強。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范圍內的制度競爭更加復雜、更加激烈，“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不愿意看到我國崛起和強大，把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視為對西方制度模式的挑戰，對我國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竭盡歪曲污蔑、遏制打壓之能事。比如，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把我國崛起發展丑化為“新帝國主義”，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實踐歪曲為“新殖民主義”，并發起貿易戰、打壓我發展高新技術等，其根本目的就是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阻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對此，我們必須頭腦清醒，保持戰略定力，絕不自失主張、自亂陣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發展，我們的制度必將越來越成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顯現，我們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我國發展道路對世界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僅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制度保障，也為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在社會制度建設上提供全新選擇，不斷豐富創新著人類制度文明。
三、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必然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更加完善、不斷發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頁。）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做到堅定制度自信與推動制度創新的有機統一，既要堅持好、鞏固好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的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又要完善好、發展好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開辟“中國之治”的嶄新未來。
第一，必須牢牢把握正確的前進方向 正確方向就是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完整含義，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組成了一個整體，前一句話，規定了根本方向；后一句話，規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鮮明指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完善和發展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要堅持方向不變、道路不偏，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黨和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走過的道路、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不照抄照搬他國制度模式，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第二，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 馬克思曾指出：“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4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其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要始終著眼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要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制度建設和國家發展。
第三，必須推進全面系統的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對改革頂層設計的要求更高，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更強，相應地建章立制、構建體系的任務更重。”（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解決好體制機制問題，而且要解決好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全局性和戰略性問題。實現總體目標，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全力推進以實現總目標為主軸的所有領域的改革，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已有制度體系建設的基礎上提出“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全面性安排，是我國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建設的頂層設計，是新時代“中國之治”的整體性布局和系統性建構的宏大工程。
第四，必須借鑒世界優秀制度文明成果 我們根據本國國情和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建立和完善國家制度，選擇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不亦步亦趨地照搬別國模式，但從來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國發展進步的其他國家治理經驗，而是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204頁。）他國制度文明和治理經驗有其制度性質、階級屬性和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但也有一定的規律性和共性。當今世界，各種社會制度密切聯系、相互影響，在融合交流中比較競爭。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能脫離世界文明發展的軌道，不可能在自我封閉中獨善其身，要尊重制度文明發展的多樣性，學習借鑒各民族創造的優秀制度文明成果，使我們的制度博大深厚，引領時代，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第五，必須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個顯著優勢”中，首要的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十三個堅持和完善”的戰略安排中，居于首位的是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在《決定》的各個結論和各項要求中，根本的是加強黨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領導。所以說，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徹底貫徹了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和全面領導的根本要求，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制度是具有統領地位的根本領導制度。必須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唯有如此，才真正抓住了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的關鍵和根本。
作者：姜輝，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責任編輯：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