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人們通常用這句話來感懷前輩們開創的基業。胡喬木是新中國多個機構首任負責人或創始人：新華通訊社第一任社長，人民日報社第一任社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第一任署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任主任，等等。改革開放后，胡喬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事業非常關心，他晚年還倡導成立專門的國史編研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與此同時，他還對國史研究提出了相應的指導性意見，從而推動了國史事業的蓬勃發展。
一、倡導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
2020年是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30周年。也許有人會問，1977年，胡喬木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為什么到1990年才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這就不能不涉及當時的歷史背景。用一句話概括，當代中國研究所是在必然性與偶然性相結合的情況下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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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改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任院長、黨組書記，鄧力群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對于新組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設想用八年左右的時間建設五六十個研究所，為此，他親自起草了《八年內擬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其中第五個研究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
1978年1月11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制定科研規劃的動員會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現在還沒有人認真地進行研究，要趕快著手研究”。2月，他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選題一百例”，其中就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9月13日，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胡喬木又對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提出了指導意見。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盡管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計劃未能實施，但胡喬木并沒有放下國史研究工作。1982年5月，他在全國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做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部專著。為落實這一倡議，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所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提出方案，準備編寫、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大型叢書——《當代中國》。中共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部務會議決定積極貫徹執行胡喬木的指示，并立即著手組織落實，于11月9日向中央提交了報告。當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中宣部關于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并指示中宣部轉發。
1989年11月11日，胡喬木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負責同志胡繩、逄先知、馬洪、沙健孫、李慎之談話，把組織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設立正式的國史編研機構提上日程。胡喬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多年了。我們應當對共和國的歷史進行研究，編寫共和國的歷史。這個問題，我說了一年多了。我準備找力群同志談這件事情。要就這個問題向中央、國務院寫出報告。我想，中央會贊成的。”因此，建立國史研究機構從必然性來看是遲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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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胡喬木越發意識到開展國史研究、宣傳和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再次提出建立專門的機構開展相關工作。1990年6月，當代中國研究所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務就是“研究、編纂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搜集和編輯有關國史資料，參與國史的宣傳與教育，聯系與協調各地區、各部門的國史研究工作”。在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成立過程中，胡喬木委托中共中央書記處原書記鄧力群負責籌辦。可以這樣說，整個過程體現了胡喬木與鄧力群幾十年的戰友情誼，他們都是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創始人和國史事業的奠基人。
為順利開展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籌建工作，胡喬木與鄧力群有過多次交流。1989年11月25日，在上海休養的胡喬木給鄧力群寫信說：“對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確實開張營業的時間，以及能立即專門著手調查研究整理資料部署工作的專職人員的調集就位，希望能早日決定了。而且還需要向中央、國務院正式報告請示。我常想，這一輩子實在沒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該做而未做的事現在得抓緊些，否則后悔自責晚矣。如能下定決心，盼與胡繩同志懇談一次，以期落實?！睆闹锌梢钥闯觯@封信明確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敦促鄧力群“早日決定”籌建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有關事項，以便正式向中央請示；二是希望老朋友“下定決心”，抓緊時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胡喬木的建議下，鄧力群加快了籌建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步伐。1990年4月，鄧力群約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中宣部副部長郁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曲維鎮開會，專門研究此事，他們一致同意籌建研究、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6月2日，鄧力群向國務院總理李鵬呈送《關于籌建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需編制問題的報告》，得到原則同意。
與此同時，胡喬木在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內部進行了協商溝通。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都對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胡喬木這位黨史權威和“黨內第一支筆”非常尊重，實際上，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日常工作也是由胡喬木負責。因此，胡喬木關于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提議得到了楊尚昆、薄一波的大力支持。
1990年6月14日，胡喬木起草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關于建議設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報告稿，由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胡喬木、薄一波聯名報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內容如下：
我們建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行政上和日常工作由社會科學院代管，由鄧力群同志代表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負責組建和指導。同時建議，任命鄧力群同志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
我國建國已四十余年，建國以來的歷史已占黨的歷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對于建國以來國家和黨的歷史的研究工作都極為薄弱。亟須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地予以加強。考慮到鄧力群同志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一直領導編輯《當代中國》叢書……該叢書所出中央各部門行業卷和各省市自治區地方卷，一九九○年將可出版近一百卷，已積累了可觀的資料并收集培養了一定數量的編輯研究人才，故我們認為當代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機構和研究工作，由鄧力群同志負責組建和指導，較為適宜。當代中國研究所現擬要求五十人的編制，此點李鵬同志已原則同意。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研究，與同一時期國家歷史的研究不可分，故建議增補鄧力群同志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增補后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成員如下：組長，楊尚昆；副組長，胡喬木、薄一波、鄧力群。
從上述可以看出，胡喬木等對于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以及對鄧力群的任命可謂深思熟慮。1990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圈閱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分別于6月23日、7月3日、6月22日、6月19日、6月21日圈閱同意。當代中國研究所即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從此有了正式的專門研究機構。
胡喬木原本考慮，建立國史研究機構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所以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由社會科學院代管”；第二步是條件成熟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館（以下簡稱國史館）。這個想法，楊尚昆在紀念胡喬木的文章中有著清楚的交代：“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開展國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請力群同志指導，一方面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方面為將來建立國史館做準備”。
還有一個情況需要解釋，就是胡喬木為什么重視國史研究？或者說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黨史為什么不能代替國史？究其原因，簡言之，中國一直有重視修史的傳統，“史筆如鐵”是歷朝歷代的共識，從《尚書》《春秋》到《史記》等二十四史使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得以完整記錄。從今天來看，當代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偉業，不僅要寫好黨史，也要寫好國史，二者缺一不可。
二、為國史研究提供理論指導
胡喬木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對于其淵博的學識和多方面深厚的造詣，錢鐘書、季羨林、胡繩、任繼愈、林默涵、呂叔湘、穆青等都曾予以高度評價。朱镕基在回憶胡喬木時說得更為深刻：“他很能夠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們的思想還要開放。我想，這一個特點就使喬木同志的文章能夠經常抓住時代的脈搏”。這也是胡喬木思維超前和建樹過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喬木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本人填寫的學術職務是“黨史學者”。的確，從《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和中國共產黨的兩個“歷史決議”，到他的收官之作《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胡喬木的一生與黨史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胡喬木關于黨史研究的論述，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也為國史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僅兩年，胡喬木就去世了，但他關于黨史國史研究的文章、講話等諸多論述，至今仍對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不抓緊國史研究就愧對歷史和后人
1983年2月，胡喬木在《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上指出：“我們需要有當代中國的歷史，建國以來的各方面歷史的著作，以便于將來寫出更帶綜合性的歷史著作”?！拔覀儾蛔鲞@些工作，對不起過去的人，對不起現在的人，也對不起將來的人”。
第二，要把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人民
1983年2月，胡喬木指出：“按人口來說，中國在世界上將近占到四分之一。這樣一個大的國家三十多年的歷史，沒有敘述，沒有系統的報道，卻流傳著種種的奇談怪論，如果我們不加以糾正，把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錯誤”。
第三，國史研究要有計劃地逐步推進
1983年2月，胡喬木指出：“我們現在是三十三年，書寫起來，大概至少到三十四年，也許到三十五年，才能分門別類地寫出。這樣的書如果每個部門都能陸續地編寫成功并出版，那么，我們就有可能修一部大部頭的、完整的現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拔覀儸F在的工作，可以為將來更進一步的工作做準備”。1989年11月，當代中國研究所籌備組建時，胡喬木提出先搞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并談了具體意見。
第四，研究歷史要有科學的歷史觀
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歷史科學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基礎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曾經多次講過，馬克思生平有兩個偉大的發現，第一個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有了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學才真正成為科學”。“我們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不可不首先弄清楚那個問題的歷史。”
第五，寫歷史要有理論的力量
1979年12月13日，胡喬木在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組成員談話時指出：“寫歷史不能靠抄襲，抄襲家不能成為歷史學家”?！皩λl生的問題要作一種理論上的評論，不是簡單的說個是非功過”。1980年5月16日，他又講道：“要講理論，不要陷到一件一件歷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歷史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說了許多歷史，反而看不到歷史”。1988年8月9日，他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談話時指出：“光看檔案資料寫歷史，那根本不是歷史研究”。
第六，寫歷史要搞清楚黨與國家的關系
1980年9月21日，胡喬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指出：“《歷史決議》里講到黨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有一部分講到黨和國家的關系。我認為，我們應該確定，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應該有明確的規定”；“關于黨與國家的關系，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說明”。
第七，寫歷史要處理好科學與政治的關系
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在我們的時代科學是不能同政治脫離的”，“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科學為政治服務”，“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歷史科學違背歷史科學的真實，篡改客觀事實，那樣將不僅破壞歷史科學，也將破壞社會主義的政治”，“如果要做應聲蟲，那就不需要科學”，“歷史學家是歷史的研究者，同時也應當是歷史的促進者”。
第八，寫歷史要有扎實的基本功
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研究歷史是一件艱苦的工作，這方面的基本功，是不能排除、不能貶低、不能忽視的，必須狠下功夫”。“任何科學研究都不能滿足于第二手、第三手的資料，必須掌握原始資料，在這個方面，確實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叭绻f，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向導，而路則是要我們自己走的，究竟能走多遠，要看我們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第九，寫歷史要講求科學方法
1986年10月25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一編的修改發表談話時指出：“一般地說，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瀾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老是從頭到尾平鋪直敘地寫下去，就很難吸引人讀。一段或幾段開頭，要有很精彩的話把事情提綱挈領地提出來。毛主席常常對我說，寫文章要善于提筆，要有提神之筆”；“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辟議論，動人的描寫，有大開大闔的章法”。
第十，寫歷史要客觀公正
1980年7月7日，胡喬木在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員談話時指出：“要對歷史負責，把歷史描述得很公正、很準確”；“歷史是非常復雜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時候保持客觀態度，就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1988年9月8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談話時指出：“這本書，要盡量寫得客觀、求實，不抱有任何偏見，按照歷史原來的面目寫出來”。
第十一，寫歷史要有廣闊視野
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提出：“我們要研究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還要研究政治制度史、政治生活史，等等”。7月7日，他在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成員談話時指出：“不能用一種簡單的顏色，比如說黑色來描述‘文化大革命’”，“我們要有比較廣闊的視野，用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分析歷史”，“歷史是個復雜的整體”。
第十二，寫歷史要脈絡清楚
1988年8月9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談話時指出：“你們書稿的主要缺點是沒有思路”，“主要是在這一塊與那一塊中間，在聯接的地方，在轉軌的地方，把脈絡搞明白，把關鍵點清楚”。20日，他在談話時又提出：“全書要有一個統一的布局”，“把歷史的脈絡寫清楚了，書就容易看下去，所以要在這方面多費一點力”，“這本書的篇幅很大，但是還要給人看到是一以貫之的，是一氣呵成的，觀點是一貫的”。
第十三，不要用會議文件來解釋歷史
1987年6月12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談話時提出：“有些不那么重要的會議，情況寫多了，引述了一大堆會議的文件、材料，讀者讀起來沒有多少興趣，像這樣的內容就不要寫了”。1988年8月9日、9月8日他又先后提出：“不要用會議的決議、文件來解釋歷史，要用歷史本身來解釋歷史”?！霸鯓訌奈纳綍５母窬种凶叱鰜?，這樣才能使讀者一方面感到輕松，另一方面感到是老的歷史，新的探索，新的見解，新的表述，這樣就會對書有新的評價”。
第十四，歷史要寫得栩栩如生
1985年11月4日，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對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動、具體的描寫，不然歷史就變得枯燥、單調，讀起來沒有味道”；“黨史要有許多名言軼事，有人物描寫。像司馬遷的《史記》，將劉邦、項羽的形象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之流傳下來。這樣的歷史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第十五，寫好注釋同樣重要
1988年8月20日，胡喬木就《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書稿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談話時指出：“注釋可以成為書中一個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說的，可以在注釋中說，注釋里可以提出一些見解。看了注釋等于看了索引”；“注釋的情況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寫作的水準。注釋得好，說明我們對有關的事情有一種尋根究底的態度”。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胡喬木離開我們28年了，但他精辟的論述仍歷歷在目。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30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1949—2019）》《新中國7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叢書》等高質量的編研成果陸續面世，這既是奉獻給當今時代的厚禮，也是對胡喬木最好的紀念。
［作者簡介］邱敦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原局長。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