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敢于涉險灘”，改革這篇文章在中華大地上越寫越深入、越寫越出彩。國際學術界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具有戰略影響的重大事件，意味著中國的改革將迎來多重寶貴機遇。作為國家改革道路上的里程碑時刻，此次全會以令人滿意的答卷莊嚴宣告：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作為新征程上的綱領性文件，將為中國改革翻開嶄新的時代篇章。為解讀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系列謀劃、部署與決策的意義，本報記者近日專訪了日本拓殖大學海外事務研究所教授富坂聰（Tomisaka Satoshi）。
制定中長期發展路線圖與時間表
《中國社會科學報》：二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被視為中國政治日程表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您如何解讀此次全會有關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則、主題與方向？
富坂聰：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在當今西方發達國家面臨通脹高企、中國經濟連續多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的背景下，此次全會備受矚目。外界認為，通過闡述未來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次全會讓世界走近中國，知曉中國下一步的改革重點。作為了解中國改革的重要契機，全會事關中國戰略全局、長遠愿景、前途走向。在對過去曾經實施的政策進行評估的同時，全會為未來的改革舉措提出一系列新的指導意見，這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的部署產生深刻影響。通過列出截至2035年要完成的一系列改革目標，全會為中國制定了中長期發展的路線圖與時間表。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歷屆三中全會都聚焦改革議題，“改革”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主題由來已久。從字面含義看，“改革”二字涉及“改進”與“革新”。對于近年來的中國而言，相比于“改進”，“革新”似乎成為一個更為重要的主題。中國充分意識到，當前的改革迫切需要適應國際國內環境的多重變化，并作出相應調整。這些變化包括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人民群眾新期待等。在《決定》中，“進一步”“全面”“深化”的字眼，彰顯出中國面對新形勢，不斷適應新狀況的決心。
此次全會提出，“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決定》強調，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這些論述是中國努力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結果。對于今日中國而言，民生的著力點發生了明顯轉變。民生的目標不再只是物質層面的溫飽問題，而是關乎幸福感、滿意度與獲得感的生活品質問題。過去，中國通過消除貧困等舉措在民生福祉領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今，這一重點轉向了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經濟體制改革是關鍵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會強調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的重要性。外界認為，經濟體制改革仍是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方向。您對此作何評論？
富坂聰：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的信號表明，經濟仍是改革的主旋律。作為一個新興崛起的經濟大國，中國被寄予厚望，即以出色的能力為世界經濟創造新的發展機制。中國充分認識到，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將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核心，并對各領域的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在闡述總目標時，《決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作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的論述。這體現了中國對于自身所走的經濟道路的深刻認識。
中國也認識到，在經濟決策部署方面須注重把握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從而使國內市場經濟和投資環境達到國際一流標準。例如，在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引入市場因素的混合經濟，即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結合，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成功，助力中國經濟實現了巨大飛躍。
然而，隨著經濟發展達到某一個特定階段，曾經創造大幅經濟增長的人口出現消退趨勢，老齡化等問題隨之出現。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中國需要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探索新的經濟模式，也需要不斷為新形勢下的經濟發展創造新動能。這在中國所追求的經濟現代化理念中得到了強調。這一過程必然伴隨或多或少的“陣痛”，但“陣痛”往往能夠激發出更大的勇氣與力量。《決定》提出“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等要求，即是中國用行動證明這一點的體現。
此外，《決定》多次提及“平衡”二字。近年來，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舉措強調平衡性，例如，采取相關措施縮小不同人群間的收入差距。如今，資本主義社會陷入困境的一個因素，是少數利益集團為攫取財富造成了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為走出這一困境，當前的美國和日本都以形成“厚實的中產階層”為前進目標，但從現狀來看，離目標的達成還差很遠。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國提高個人致富的積極性與保障社會財富分配的均衡性，二者并不矛盾。在穩步推進實現長期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過程中，中國始終具備高度的調整、平衡能力。這一點在《決定》所傳達的信息之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
《中國社會科學報》：《決定》強調，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系統”也成為《決定》的關鍵詞之一，對此，您如何解讀？
富坂聰：在中國，改革無疑是一項具有長期性、總體性的系統工程。全會在總結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時，反復強調“系統”對于改革的意義，提到了“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實現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
而在西方國家，如此具有系統意義的政策通常很難制定與實施。在國家層面部署長期戰略并不斷賦予其連續性和可持續性，是西方國家缺乏的能力。在一些西方國家，選舉過程中作出的相關承諾通常是短期的，內容往往與為企業減稅或其他誘人的政府“施舍”措施相關。然而，許多承諾最終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空談，不僅未能解決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反而帶來了一系列后果，如財政緊縮。此外，為了強調與其他競爭對手的不同，突出自身執政的新穎性，一些西方國家的現任政府經常會否定前任政府的工作，從而導致長期持續的國家政策的制定難上加難。
堅持向世界敞開大門
《中國社會科學報》：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二十屆三中全會也強調了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您如何看待這一點？
富坂聰：我注意到，《決定》中傳遞出關于高水平對外開放的信息，這一信息對于世界而言意義深遠。“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等，都是中國堅持向世界敞開大門的積極信號。
值得贊賞的是，中國在強調自身振興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與其他國家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堅持向世界開放的優秀典型。通過開放、合作、團結、共贏，中國成功打造了一個聯通多國的龐大經濟區。此外，在強調利用龐大國內市場優勢的同時，中國始終把擴大進口作為使命之一。這一使命以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重大國際性會議為標志，并取得了實際成果。
近年來，中國國內電動汽車的生產與銷售迎來了黃金時代，難能可貴的是，中國依舊對美國電動汽車敞開懷抱。事實上，這并未沖擊中國的本土產業，反而為國內電動汽車產業的蓬勃發展帶來了新契機。就此而言，近期美國和歐洲采取的貿易關稅壁壘措施，反而給其國內產業帶來了風險。
在百年變局中贏得戰略主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談及風險，在《決定》中，“安全”成為一個高頻詞。改革與安全相伴，成為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新現象。對此，您如何評價？
富坂聰：中國改革開始重視國際安全的重要性并非偶然。“開放”總是與風險聯系在一起，國際環境中的“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可能隨時發生，許多國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地緣政治沖突的洪流中。在這樣一個充滿風險的國際環境中進行改革，安全無疑是一個重要主題。為此，中國尤其需要應對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蔓延，特別是在西方國家蔓延帶來的負面影響。正如《決定》提到的那樣，“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如今，一些西方國家中存在不樂見中國崛起的勢力。這些勢力通過發起輿論戰、制造國際分歧等方式，想方設法動搖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發展前景的信心。其使用的手法也在不斷變化，呈現出“新花樣”。尤其是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對中國抱有很大戒心，用零和思維看待中國，并將一些西方盟友卷入其中。為了維持霸權，美國正在破壞全球供應鏈，由此造成的后果對世界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固有的內在瓶頸。發達國家對經濟增長乏力感到不滿，并將其歸咎于政治，這往往導致國際合作以慘痛的政治代價為成本。另一方面，在信息與新聞鋪天蓋地的今天，有關中國資料的誤讀與錯讀時有發生，這導致了外界對于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不足與認知偏差。比起“報道正確的事情”，一些西方媒體更重視“銷售成功”。
中國的改革道路依舊任重道遠。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前進道路上必然會遇到各種矛盾和風險挑戰。中國意識到，為國內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因素，克服國際形勢不利因素帶來的重重障礙，是保持改革進程行穩致遠的先決條件，也是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重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