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3~2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共同主辦的以“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的第十五屆國史學術年會在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60名入選論文作者和國史學會代表，圍繞會議主題，從多角度進行了深入研討，現就與會論文和討論交流情況做一學術方面的總結。
“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重大時代主題，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立、發展的實踐源泉和不竭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最主要成果，同時也指導和引領著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我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產生，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保?/span>1］本屆國史學術年會把會議主題確定為“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目的是推動和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深入總結黨領導和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與寶貴經驗，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為深入貫徹“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更好地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與歷史智慧。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認真總結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寶貴經驗。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評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充分肯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認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并初步概括了這條道路的10個“主要點”。［2］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命題，十二大報告回顧和總結了粉碎“四人幫”以來的發展歷程，從7個方面概括了新時期以來勝利實現歷史性偉大轉變的主要標志，做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重要部署。［3］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決推進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做了深刻總結，第一次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并從12個方面初步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4］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報告正式做出“十四年偉大實踐的基本總結”，對黨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和一系列戰略決策做出“鄭重的結論”，強調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和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從9個方面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5］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報告以寬廣的歷史視野，對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改革開放三次歷史性巨大變化，做出“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展望”，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命名為“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6］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對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三年的基本經驗”做出了系統總結，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的指導思想，闡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10條基本經驗。［7］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從新世紀新階段的高度對“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做出了系統概括，總結和闡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8］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做出了十六大以來“十年的基本總結”，并從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歷程的視角，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回顧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概括為“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9］此外，1998年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2008年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都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輝煌成就和基本經驗做出了系統而深刻的總結。這些科學總結和重要論述，為我們加強、推進和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科學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政治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后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這篇大文章上都寫下了精彩的篇章?，F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保?/span>9］（p.114）認真回顧和研究改革開放的實踐歷程，深入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更加深刻地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更加自覺地把握改革開放的規律性，更加堅定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成為國史研究工作者的主要關注點。下面，我從六個方面對本屆國史學術年會取得的成果做一梳理和概括。
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增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定力
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實踐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開拓、不斷前進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接續奮斗。中共十八大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征程，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這樣的新時代，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堅定不移地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把握時代和實踐的新要求，順應人民群眾的新期待，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和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集中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新的奮斗目標提供了基本遵循原則。深入學習、深刻領會講話精神，對于正確認識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進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中共重慶市委黨校張新華的《從習近平的歷史觀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圍繞習近平關于知史愛黨、知史愛國，正確認識改革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等重要講話精神，集中闡述了習近平的歷史觀對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傳承與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方向的指導意義。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楊俊的《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統一性——學習習近平“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述》，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在指導思想、政治前提、基本制度、奮斗目標、歷史主線等方面的內在統一性做了具體分析和闡述。石家莊鐵道大學樊瑞科的《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何以自信》，通過歷史總結和理論探析，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來自于對人類社會發展前景的積極探索、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對當今世界時代主題的科學判定、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和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成就的實踐證明，以及對發展中問題的清醒認識與有效對策。江漢大學劉明鋼的《要倍加珍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中共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關于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精神為依據，有針對性地回答了為什么要和怎樣才能“倍加珍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許爾君的《習近平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思想研究》，著重探討了習近平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認為他對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闡述，順應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的總結與升華。
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入手的，同時也是涉及各個領域的全面改革。黨和國家堅持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從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需要出發，有領導有步驟地推進各方面改革，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和有序進行。中共十八大以來，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定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通過各個領域的改革舉措，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這個總目標，是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舉措的關鍵”［1］（p.26）。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確立，以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深化改革分目標的明確，順應了改革發展進程的客觀要求，體現了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對深化改革規律的把握。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華中師范大學孫澤學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依法執政研究》，系統闡述了中共在這一時期對依法執政的認識和實踐，分析了依法執政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中共江西省委黨校江泰然的《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根據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部署，分析了堅持黨的領導與實行依法治國的一致性和辯證關系，闡述了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中共中央黨校方濤的《論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內在關系——基于中國夢視閾的分析》，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中國夢的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中國夢的可靠保障，二者的相互聯系和辯證關系統一于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之中。當代中國研究所宋月紅的《四項基本原則入憲史研究》和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黨史辦王欽雙的《論鄧小平對中共十三大路線確立和捍衛的歷史貢獻》，從不同的視角研究和探討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的形成與確立，闡述了中共十三大的重要歷史地位。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的《1992?~?2002年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成就》，主要從政治制度健全完善、基層民主不斷擴大、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概括闡述了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劉維芳的《繼承與創新：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多維解析》，著重從協商形式、協商主題、協商效果等方面，對中共十八大后全國政協的“雙周協商座談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雙周座談會”做了比較分析，探討了其中的繼承和創新。華中師范大學張安的《黨內罷免或撤換制度的回顧與反思》和南開大學徐行、魏鵬的《學習貫徹習近平加強干部隊伍管理思想——在依法治國、從嚴治黨背景下堅決治理“當官不為”現象》，從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對建構中國特色的黨內罷免或撤換制度和黨員干部的管理監督問題做了有意義的探討。
三、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相結合，積極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經濟建設持續快速增長，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著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向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方向轉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發展仍處于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階段性特征集中顯現，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面臨不少矛盾和困難。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正確認識和積極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著力推進改革開放，不斷創新宏觀調控，以堅定的決心和有力的舉措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更健康、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總體部署，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新觀點、新論斷，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方向。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于建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回顧與思考》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王德蓉的《新時期“以開放促改革”認識與實踐的發展與思考》，以不同的研究視角全面梳理了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歷程，分析了當前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探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新對策。當代中國研究所武力的《略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和鄭有貴的《新世紀以來中國發展兩大理論創新與兩大布局的歷史邏輯和戰略意義》，著重圍繞新世紀以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深入分析了新世紀以來轉變發展理念、推進改革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及其重要意義。冷兆松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決策演進與戰略意圖》，著重闡述了從允許和支持個體經濟到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再到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理論突破和制度創新。葉明勇的《改革開放前后經濟發展方式及其思考》，重點對改革開放前以國家工業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方式與改革開放后以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的經濟發展方式做了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董志凱的《經濟轉型中的企業投融資方式變遷》，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投融資方式變遷的回顧和總結，著重闡述了在經濟新常態下對企業投融資體制和方式提出的新要求，并對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建立靈活高效的投融資機制等問題做了深入探討。經濟研究所姜長青的《20世紀60年代經濟調整中的物價問題研究》和人民出版社劉偉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理論界關于價格改革戰略的思想碰撞》，分別對兩個時期的物價問題和價格改革做了梳理和研究。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王定毅的《習仲勛與深圳經濟特區的創建——從中央和地方關系維度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陳釗的《深圳“二線關”從建立到撤銷的歷史回顧》和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吳克輝、周耀華的《新形勢下廣東經濟特區的路徑選擇》，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做了有意義的研究。四川外國語大學張勇的《介于城鄉之間的單位社會——三線建設企業性質之探析》，主要從社會學和社會史的視角，對特殊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三線企業性質做了較深入的分析，重點探討了三線企業的“單位社會”特點及其影響。寧夏社會科學院國史研究所廖周的《新中國農墾事業發展的兩條重要歷史經驗》、山東省濟南社會科學院王征的《中國式農村城鎮化的有效路徑——論新型農村社區與農村經濟園區“兩區”共建》和當代中國研究所鐘瑛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土地權益保護實踐與理論問題研究》，分別對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做了各有特點的研究。
四、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在著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和現代化建設戰略方針的高度，強調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綱領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要求，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激勵中華兒女團結奮進、開辟未來的一面精神旗幟，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0］必須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話語權，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國防大學董志銘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道德理論的建設和發展》，系統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對思想道德建設的論述，探討了其中的發展和創新。山西師范大學王黎靜的《當代中國集體主義的重構》，通過回顧當代中國集體主義的歷史發展和演變，重點探討了在新形勢下以人為本的集體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構問題。當代中國研究所劉倉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學習習近平的傳統文化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周艷紅的《中國道路的文化定位》，主要以習近平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講話精神為指導，深刻闡述了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殷瑞航的《鄧小平新時期文藝理論及其歷史地位》、當代中國研究所歐陽雪梅的《胡喬木在改革開放初期對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的貢獻》、魏立帥的《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芻議》和孫丹的《回眸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主要圍繞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和文藝領域的撥亂反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與發展的有關問題，從不同側面做了有意義的研究和探討。西南大學高帥的《試論社會治理機制現代化轉換中的文化治理向度》，著重研究了文化建設與社會治理的關系，探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更新觀念、崇尚科學，培育法制意識、民主意識、競爭意識、公平意識，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健康向上道德風尚等方面對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作用。陜西師范大學徐賜成的《改革開放以來歷史教育的發展及理路分析——以“歷史教科書”問題為中心》，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和討論、爭鳴，做了有重點的回顧與研究，從歷史觀、歷史知識、歷史內容、歷史課程等方面對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學問題做了較有深度的探討。當代中國研究所曹光章的《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文化史研究的進展》和吉林大學梁大偉的《構建高校群眾路線教育“人本話語范式”的長效機制研究》，闡述了作者對當代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設有關問題的看法和觀點。
五、創新和諧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切實提高和增進人民福祉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利益關系和組織形式愈益多樣化，各種社會矛盾和資源環境等問題逐漸凸顯。黨和國家積極順應社會發展新變化和人民群眾新要求，確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不斷完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創新社會治理，加強資源環境保護，把和諧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把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環境保護的關系擺上更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通過推動勞動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同步提升，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深化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有效解決群眾后顧之憂；加快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使其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中共中央黨校沈傳亮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決策思想的民本導向分析》，主要從樹立民本導向的決策理念、健全執政為民的決策機制、決策前調查研究求教于民、決策中加大公民參與力度等方面闡述和分析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決策導向上的體現。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文的《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新趨勢和新挑戰》，以較為豐富的資料和數據，從人口與家庭的結構性變化、人口流動和遷移、職業分類和階層分化、收入分配與社會分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以及由此給社會治理帶來的新挑戰。華南農業大學王建的《依法治國視域下的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根據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和特點，闡述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維護人民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保障社會和諧的重要意義。重慶郵電大學鄭潔的《全面深化改革視域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探析》，系統闡述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維護經濟利益公正、政治權益平等、文化資源共享、民生服務均等的重要意義。曲阜師范大學李培挺的《政府主導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變遷機制研究》，主要探討了當代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成就以及面臨的問題和缺憾。當代中國研究所王蕾的《改革開放以來西藏基層治理的演進軌跡、主要特征和問題探討》和王丹莉、武力的《外生力量、資源動員與鄉村公共品供給方式的再探索——基于西藏6地1市干部駐村的問卷調查》，基于對西藏自治區基層調研的一手資料做了梳理、歸納和分析。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勝的《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破”與“立”》，主要探討了農村合作醫療的曲折發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取得的成績和面臨的問題。當代中國研究所徐軼杰的《新中國環境保護區域協作的先導：官廳水庫水源保護工作初探（1972~1975）》、王瑞芳的《改革開放以來黃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段娟的《十六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回顧與思考》以及龍巖學院王連芳和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把增強的《生態學路徑：京津冀生態環境協同發展的未來路向》，通過對不同時段、不同區域的實證性研究，探討了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和生態文明建設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觀點和思考。
六、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來自于對內改革的強力推動，也源于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所創造的有利外部環境。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發展繁榮也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和對外交往愈益擴大，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逐漸進入深度磨合、調整適應的敏感時期。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世界格局、國際關系和外交戰略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按照親、誠、惠、容的理念奮發有為地拓展周邊外交，全方位推進發展中國家外交、多邊外交和各個領域外交工作，不斷完善外交總體布局。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對外開放戰略，是符合時代發展和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保?/span>11］
本屆國史年會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洛陽理工學院牛建立的《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系統研究了中國自1962~1965年從西方國家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背景、決策和項目實施情況以及由此取得的經驗和產生的影響。當代中國研究所孫翠萍的《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回顧與思考》，著重研究了打破中美外交關系僵局、實現中日關系重大突破、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等外交戰略調整及其對中國周邊環境、國際關系格局產生的深遠影響，深入總結了其中的重要經驗。黃慶的《中國發展伙伴關系外交的舉措及意義——以中俄發展伙伴關系外交為例》，集中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與俄羅斯建立伙伴關系的發展歷程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影響。葉張瑜的《改革開放以來中非教育合作與交流》，系統闡述了中國同非洲國家從互派留學生到發展多層次、多領域的教育交流與合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深入分析了其對增進中非友誼和互信、發展中非友好合作產生的積極推動作用。任晶晶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外交的戰略轉型》，從貿易外交、金融外交、投資外交以及“一帶一路”綜合性經濟外交戰略的角度，闡釋了中國經濟外交的“雙重轉型”以及這一戰略轉型對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性意義。王巧榮的《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南海政策》和黑龍江大學郭淵的《〈領海及毗連區法〉的制定及對中國海洋權益的維護》，分別闡述了中國南海政策的積極變化和《領海及毗連區法》的制定及其對維護中國海洋權益、加強海洋資源開發產生的重要影響。國防科技大學劉祖愛的《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加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集中闡述了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強軍目標和強軍夢，堅持以戰斗力為標準，積極穩妥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曾對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系做了深刻闡述，指出：“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們說堅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讓我們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p.22）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接續奮斗，也需要國史研究工作者在扎實深入、高屋建瓴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提供有益的歷史智慧、歷史經驗和歷史借鑒。希望與會同志們在本屆學術年會的基礎上，進一步關注和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科學總結和認識改革開放的歷程和經驗，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為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出更加積極的努力與貢獻。
［ 參 引 文 獻 ］
《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9~844頁。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頁。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頁。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3頁。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頁。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
《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頁。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頁。
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頁。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
［責任編輯：鄭?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