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屆國史學術年會總結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聯合舉辦，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當代史”創新團隊承辦，以“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主題的第十八屆國史學術年會，已經基本完成大會各項議程。受會議主辦單位的委托，我主要圍繞本屆年會主題，就與會論文和討論交流情況做一學術方面的總結。
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深入總結改革開放成功經驗做出重要闡述。2017年10月25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首次提到“2018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指出：“4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生活實現了小康，逐步富裕起來了。我們將總結經驗、乘勢而上，繼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定不移深化各方面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開放，使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我堅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得以實現。”（《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強調新時代要有新氣象更要有新作為中國人民生活一定會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6日。）11月2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過去幾年來改革已經大有作為，新征程上改革仍大有可為。各地區各部門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要注意把握蘊含其中的改革精神、改革部署、改革要求，接力探索，接續奮斗，堅定不移將改革推向前進。”會議指出，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必須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定改革方向，繼續統籌推進各領域各方面改革。最為關鍵的是，無論改什么、改到哪一步，堅持黨對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不能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不能變。（《習近平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強調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定不移將改革推向深入》，《人民日報》2017年11月21日。）2018年1月1日，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指出：“2018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一八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8年1月1日。）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講話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成果，也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繼續，必須一以貫之進行下去。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回看走過的路、比較別人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們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很多問題才能看得深、把得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1月6日。）3月20日，習近平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來。”（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3月20日）》，《人民日報》2018年3月21日。）3月28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后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改革將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制度體系的變革，改革的復雜性、敏感性、艱巨性更加突出，要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統籌領導，緊密結合深化機構改革推動改革工作。”（《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統籌領導緊密結合深化機構改革推動改革工作》，《人民日報》2018年3月29日。）4月10日，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高度評價和充分闡釋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眾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今天，中國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說，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人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啟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在歷史前進的邏輯中前進、在時代發展的潮流中發展”。
“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量。”（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8年4月10日，海南博鰲），《人民日報》2018年4月11日。）第十八屆國史學術年會確定以“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主題，其目的就是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深入研究和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偉大成就和成功經驗，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和歷史智慧。
我主要從六個方面對本屆國史學術年會取得的成果做一梳理和概括。
一、緊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題，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指出：“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果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力保障。”（《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0頁。）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又指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3頁。）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輝煌成就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產生，也必將在全面深化改革偉大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即是這一發展的最新成果。深入研究和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可以為宣傳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深厚的歷史支撐。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中共中央黨校柳建輝的《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思想理論創新發展的基本歷程與啟示》，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線、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歷史進程，深入探討了不斷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一切從中國實際和創新實踐出發等重要歷史啟示。北京物資學院劉耀京的《改革開放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軌跡》，概要回顧和梳理了從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和理論軌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以下簡稱當代中國研究所）張星星的《黨的基本路線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統一》，著重從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堅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從“兩手抓”方針到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四個方面，分析和闡述了黨的基本路線與唯物史觀的科學統一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張竑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理論來源和理論基礎——〈德意志意識形態〉理論質點的成功運用》，集中圍繞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寫、第一次比較系統闡述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重點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與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兩個前提的理論及歷史淵源。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許爾君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歷史地位》，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為根基、以當今中國與世界現實問題為思考、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基礎、以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和世界和平發展為目標等方面，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及其歷史地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楊明偉的《改革開放事業與人民主體地位的關系特性辨析——兼談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人民觀》，依據習近平關于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改革開放是人民的要求和黨的主張的統一、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事業的實踐主體等重要論述，深刻闡述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與人民主體地位的關系。中共廣州市委黨校黎明澤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主要從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求真務實的思想路線、科學嚴謹的思維方法三個方面，概括和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精髓。中共江西省委黨校江泰然的《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五個著力點》，強調應著力從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文化自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五個方面，理解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曹子洋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論析》、四川文理學院文茂群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和北華航天工業學院呂健的《論建國以來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及應對》，分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歷史性變化，以及這一變化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當代中國研究所武力的《略論研究改革開放史的幾個問題》，著重從世界視野、歷史眼光、發展觀點、突出重點四個方面，特別是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社會財富創造與分配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區域均衡發展、對外開放度與經濟安全的關系等，闡述了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應關注的重大問題。
二、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黨和國家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毫不動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有領導有步驟地推進改革、擴大開放，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關鍵是我們把黨的基本路線作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始終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14頁。）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規定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通過各個領域的深化改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習近平強調指出：“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這個總目標，是貫徹落實各項改革舉措的關鍵。”（《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26頁。）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正華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40年》，系統回顧和總結了新時期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發展歷程和主要成就，強調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既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改革開放取得歷史性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證。南華大學唐旭旺的《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政治發展的進程、特點及其經驗》，分三個階段回顧和總結了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概括了人民性、獨特性、協調性、務實性、開放性等五個主要特點，闡述了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必然性和科學性。當代中國研究所張金才的《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法治建設的歷程與經驗》，分三個階段回顧和梳理了新時期中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歷程，主要從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以抓好領導干部為重點、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與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把立足中國國情與借鑒外國經驗結合起來五個方面闡述了法治建設的歷史經驗。劉維芳的《改革開放40年國家強化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歷程及啟示》，著重從簡政放權、政務公開、權力監督、司法監督、法律法規約束、發展黨內民主、完善黨規黨紀、強化黨內監督等方面，梳理了對權力制約和監督不斷強化的實踐過程，分析了監督主體多元化、監督對象全覆蓋、監督內容廣泛性等特點。中國延安干部學院郭建明的《改革開放40年來的國家治理與國家自主性建設研究》，著重圍繞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政治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做了有一定特點的歷史回顧和系統分析。中共伊春市委黨校孫宇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改革開放的起步》，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思想、政治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等方面，分析了偉大歷史轉折的實現和改革開放的起步。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鄔思源的《略論〈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貫徹落實》，以較為翔實的資料回顧和總結了1980年《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學習教育、貫徹落實情況及其取得的成效。溫州大學蒯正明的《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共產黨推進從嚴治黨的基本經驗探析》，著重從持之以恒的執著精神、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抓“關鍵少數”和管“絕大多數”相統一、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等方面，概括總結了從嚴治黨的基本經驗。中共重慶市委黨校姜天麗的《改革開放以來基層黨組織發揮政治功能的歷史考察》，集中研究了基層黨組織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發揮政治功能方面的實踐歷程、重要舉措和基本經驗。張新華的《從“六項規定”到“八項規定”——習近平關于黨的作風建設思想研究》，概要梳理和研究了習近平黨風建設思想和實踐的發展歷程。當代中國研究所孫翠萍的《試析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發展》、胡榮榮的《中共十八大以來“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新發展》和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吳明剛的《改革開放與兩岸關系發展》，分別從不同方面總結和闡述了“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對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促進香港、澳門繁榮穩定和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重要意義以及在實踐中的豐富和發展。
三、積極貫徹新發展理念，不斷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經濟建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逐步向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階段性特征集中顯現，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認識和積極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提出和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不斷創新宏觀調控，著力推進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實現更加健康、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著力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繼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當代中國研究所鄭有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民、資本——基于改革開放40年跨越發展經驗的探討》，著重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多種所有制資本服務人民和社會主義、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市場經濟融合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不動搖提供了保障，進而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促進全社會形成跨越式發展合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董志凱的《探索質量與管理體制、發展速度的辯證關系——從陳云經管歷程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以歷史與現實結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圍繞質量與速度、管理的辯證統一關系，對新時代如何實現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做了深入探討。當代中國研究所邱霞的《國有企業改革40年歷程評析》，從理順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社會、企業與市場、企業內部關系四個層面，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做了系統研究，并從歷史評析中總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經驗。王丹莉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演進與透視》，分三個階段梳理和探討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發生的變化及其內在邏輯，以及與政府職能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建設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轉變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張林鵬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1949~2018）》，圍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研究探討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當代中國研究所鐘瑛的《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與農村合作制改革——馬克思主義合作制理論中國化的實踐探索》、王瑞芳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改革的宏觀考察》、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謝濤的《中共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邏輯、現實觀照及時代意蘊——以中共中央1號文件為中心的考察》和安徽大學李嘉樹的《略論陳云對農村改革的重要貢獻》，分別探討了從毛澤東農業合作化思想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鄉村振興戰略等重大決策及其歷史經驗。湖南師范大學尹紅群的《從農村教育經費籌措看改革開放40年縣公共財政改革》，以農村教育經費籌措方式的演變為切入點，研究了從多渠道籌措到“以縣為主”、從分散到統一的縣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當代中國研究所陳東林的《開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影響》、王蕾的《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的歷程與啟示》和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張鵬的《習仲勛對廣東改革開放的探索與貢獻》，從不同研究視角重點闡述了對外開放政策的前奏、形成和發展及其對新時期經濟建設產生的重要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李斯佳的《雄安新區設立的現實背景、決策過程與歷史意義》，分析了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基本出發點，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設立雄安新區的決策背景、決策過程和重要意義。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徐建剛的《從“后衛”到“前鋒”：上海改革開放的階段特征和實現路徑》、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沈開艷的《浦東開發開放與中國國家戰略推進的關系》和歷史研究所張秀莉的《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的工業改組與技術改造》，以豐富翔實的數據資料，介紹和闡述了上海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和巨大成就以及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創造的寶貴經驗。
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活力，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著力推進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把精神文明建設提到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和現代化建設戰略方針的高度，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綱領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時代要求，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激勵中華兒女團結奮進、開辟未來的一面精神旗幟，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3頁。）要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華北電力大學黃曉霓的《鄧小平領導的意識形態工作及其當代價值（1979~1989）》，系統闡述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堅定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歷史地位、正確開展意識形態領域斗爭、領導制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等方面的思想和實踐及其當代價值。空軍軍醫大學李興選、張立、高琦的《改革開放40年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經驗及啟示》，從七個方面概括和闡述了改革開放以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歷程和基本經驗。當代中國研究所歐陽雪梅的《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系統梳理和闡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泰山醫學院張峰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建設理論的確立與實踐邏輯》，以習近平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導，概括闡述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地位、主要任務、指導方針、工作方法等理論觀點和實踐要求。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闞延華等的《習近平新時代對外輿論宣傳思想及重要意義》，主要從對外輿論宣傳地位作用和面臨的挑戰，對外輿論宣傳的核心內容、基本原則和重要方式，關注互聯網輿論斗爭等方面梳理和概括了習近平的相關論述。中國礦業大學王靜靜的《新時代“改革疲勞癥”的重申與警惕：一種理性思想的梳理》，以較強的問題意識分析了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改革質疑和畏難情緒增多、改革動力和創新活力的減弱等“改革疲勞癥”及其在新時代的反映。當代中國研究所曹光章的《政府和文化市場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的認識和實踐進展》，回顧和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對文化市場以及政府與文化市場關系認識和政策的發展演變，分析了文化市場的兩重性，認為正確處理政府與文化市場的關系是我國文化改革與發展的核心問題。劉倉的《探索中國特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之路——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非遺”保護工作述略》，記述和分析了中國加強“非遺”保護的頂層設計，逐步構建“非遺”保護政策框架和法律體系，建立健全“非遺”保護工作指導機構，形成“非遺”保護基本制度等方面奠定的基礎和積累的經驗。魏立帥的《紅色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從理論與實踐結合上分析了紅色文化與傳統文化、紅色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紅色文化與文化自信的關系，對傳承和弘揚紅色文化、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做了有意義的探討。安徽新華學院卓愛平的《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軍隊傳承紅色基因的自信自覺》，著重闡述了人民解放軍傳承紅色基因對堅持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實現強軍目標的重要意義。邯鄲學院魯書月、黃楠的《胡喬木晚年對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思考》，梳理和概括了胡喬木晚年對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領導的思考，探討了這些思考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的啟迪作用。當代中國研究所牛冠恒的《建設具有民族特色、時代特征的孝老愛親文化》，依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探討了建設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的孝老愛親文化的主要內涵、基本途徑和重要意義。
五、創新社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改革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利益關系和組織形式愈益多樣化，各種社會矛盾和資源環境等問題逐漸凸顯。黨和國家積極順應社會發展新變化和人民群眾新要求，確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不斷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社會治理，加強資源環境保護，把和諧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環境保護的關系擺到更突出的位置，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深化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改革，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加快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使其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文的《改革開放40年來的民生福祉增進：成就和階段性特征》，通過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巨大變化，探討了40年來民生福祉增進由數量滿足型向品質追求型、均衡發展型遞進的階段性特征及其發展趨勢。姚力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理念與地方實踐》，以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市涪陵區為案例，深入研究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縮小城鄉差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中共廣州市委黨校李萍的《改革開放以來廣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實踐探索——以“羊城論壇”為例》，通過具體解剖廣州市人大主導打造的社會治理交流平臺——《羊城論壇》，探討了營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途徑和方法。當代中國研究所李成武的《繼承與創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族工作》，分四個階段回顧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民族工作的撥亂反正、改革完善、豐富發展和創新推進，概括了各階段民族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創新發展。吳超的《西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發展歷程、經驗和路徑》，在梳理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概括總結了具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治理經驗，探討了打造西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的路徑和方法。馬艷的《改革開放以來我黨民族宗教政策的演進》，系統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宗教政策的發展歷程，分析了統一戰線理論中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顯著標識。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崔鈞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進程及成就》，集中研究了中共十八大以來加快健康中國建設、推進健康中國戰略，在指導思想、制度框架、人口政策、能力建設、中醫藥以及全球健康治理等領域進行的重大變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廣州中醫藥大學樊學慶的《20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共領導集體發展中醫藥事業的實踐與經驗》，著重研究了這一時期高度重視中醫藥地位，堅持中西醫并重方針，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利用現代科技推動中醫藥創新發展，取得的重要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鄧鴻麗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研究》，系統梳理了養老產業恢復、改革和發展取得的成績，以及福利社會化、舉辦社會養老機構、發展老齡產業等政策的日益完備。當代中國研究所段娟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進程與經驗啟示》、徐軼杰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保護臭氧層國際合作的貢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郭賽飛的《環境管理的確立與強化：1979~1989年的環境保護事業》，從不同視角、不同時段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程和成就，總結了經驗教訓，提出了新時代更有效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若干對策建議。河南大學范刻心的《1978年以來當代中國治江方略研究述評》，重點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長江治理方略研究取得的新進展。
六、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中央軍委適應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和國家安全需要，從開創中國特色精兵之路到形成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積極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中國的和平外交、對外開放和發展繁榮，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和對外交往愈益擴大，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逐漸進入深度磨合、調整適應的敏感期。中共十八大以來，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積極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按照親、誠、惠、容的理念拓展周邊外交，全方位推進發展中國家外交、多邊外交和各個領域外交工作，不斷完善外交總體布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指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是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的有機統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對外開放戰略，是符合時代發展潮流和國家根本利益的戰略抉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本屆國史學術年會這方面的主要論文有：軍事科學院陳傳剛的《改革開放40年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偉大成就與啟示》和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袁周、劉鵬的《改革開放40年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述評》，分別研究和闡述了新時期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革命性重塑。陸軍軍醫大學張亞斌、路緒鋒的《改革開放以來黨探索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關系的歷史回顧及啟示》，系統回顧了從國防建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到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融合發展的探索歷程，深入總結了其中的寶貴經驗。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朱之江的《改革開放40年中國武裝力量運用述論》，分四個階段回顧和分析了中國武裝力量運用的原則和方法的演變及其現實啟示。中共淮北市委黨校廖鋒的《從“消腫”到“重塑”——改革開放40年中國陸軍轉型發展的回顧》，集中探討了中國陸軍從以“消腫”為中心大規模裁軍到以信息化為中心的轉型重塑。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楊曉丹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武器裝備國產化道路探索》，系統梳理了中國武器裝備發展從忍耐、讓路，到引進與創新穩步推進，在新時代跨越式發展的探索歷程。蔡宏俊的《改革開放以來我軍現代后勤的主題演進與歷史啟示》和汪紅偉的《改革開放40年：中國軍事外交的實踐探索與理論創新》，分別圍繞不同選題研究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有關問題。國防大學政治學院仲華的《歷史轉折關頭的全軍政工會解析》和白純的《推進新時代先進軍事文化建設首先必須強化軍魂意識》，著重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軍隊政治工作的發展演變。軍事科學院徐金洲的《“文革”結束后軍隊干部的年輕化》和濟南大學王眾的《優化與整合：改革開放以來退役軍人就業安置制度創新》，分別研究了軍隊干部年輕化和退役軍人安置問題。北京大學張靜的《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根基、戰略抉擇與話語建構》，研究闡述了中國從傳統價值觀念和歷史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謀求和平發展的基本國情，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以合作共贏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話語構建。當代中國研究所王巧榮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美關系：歷程、特點及經驗啟示》，回顧了中美關系40年來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重點分析了兩國戰略互信不足對中美關系的影響和威脅。張勉勵的《試析中國援外改革發展的歷史階段》，深入研究了中國對外援助改革的漸進式逐步提升的發展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比較顯著的階段性特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曉東的《40年來改革開放背景下海權戰略認識與實踐》，論述了中國從“近海防御”戰略到海權戰略醞釀、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演進。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頁。）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接續奮斗，也需要國史研究工作者提高政治站位、樹立歷史眼光、強化理論思維、增強大局觀念、豐富知識素養、堅持問題導向，在扎實深入、高屋建瓴的學術研究基礎上，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寬廣視角，對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把握，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歷史智慧和歷史借鑒。希望與會同志們在本屆學術年會的基礎上，進一步關注和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深入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闡釋中國道路、彰顯中國經驗、講好中國故事做出更加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6期
［責任編輯：鄭 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