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探析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王毅
202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努力開創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關于如何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明確指出：“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敝R、理論、方法是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素。治史亦離不開與之相對應的三要素——史料、理論、方法。史料提供事實依據，理論提供解釋框架，方法提供研究路徑。無理論則史料散漫無歸，無史料則理論流于空疏，無方法則不能駕馭材料、貫通古今。
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史研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在史料整理、專題研究、學科建設等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仍處于持續完善階段，在理論闡釋、方法創新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唯物史觀基礎上形成的大歷史觀，主張將具體歷史事件放到長時段歷史進程與宏闊時空格局中審視，在歷史連續性中把握發展階段性，從整體脈絡理解局部史實，可為推進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提供科學的方法論指導。當前學界圍繞其學科建設、敘事體系等問題探討了大歷史觀對新中國史研究的價值，也對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作了相關探索，但將大歷史觀與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進行整體性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基于此，本文擬從研究視野、理論建構、史料運用三個維度，探析大歷史觀視域下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路徑。
一、以整體和貫通的眼光，打通黨史、新中國史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歷史連續性，旗幟鮮明提出樹立大歷史觀這一具有標識性的重要論斷。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思政課教師的歷史視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會主義史，要有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斗爭史，要有中國共產黨近一百年的奮斗史，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發展史，要有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史，要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2023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边@些重要論述接續并升華了貫通式治史傳統，為打通黨史、新中國史的時序壁壘，開展長時段系統研究提供了重要遵循。
大歷史觀不僅意味著視域的廣袤，更在于立意的宏遠。錢穆曾言：“中國史則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貫下來，永遠是一部中國史，通體是一部中國史?！必炌ü沤?、匯通源流的治史傳統綿延數千年影響至今。司馬遷著《史記》、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均為此治史傳統的典范。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并將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而推陳出新。1924年5月，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指出：“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的生活。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庇纱丝梢?，貫通連續、整體統一是中國史學一脈相承的核心精髓，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的基本準則。
反觀當下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是黨史與新中國史的深度融合。盡管學界承認二者融合很有必要，但在研究中難免劃分畛域。過去一段時間內，史學研究中存在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兩大關鍵節點機械切分歷史的傾向，人為割裂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整體性。此外，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各有敘事邏輯，不同歷史時期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存在差異，這些都強化了歷史階段的區隔。受此影響，相關研究陷入時段窠臼，不是“連續看”，而是“對著講”，片面強調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甚至對立，由此導致完整連貫的歷史敘事無從構建，歷史發展的傳承脈絡亦被忽視，片面化、絕對化的評價時有出現。
黨史與新中國史有著不同的學科邊界，學界對此亦有充分的討論。新中國史研究起步階段，對其與黨史進行區分有正本清源之效，可以防止其淪為黨史的簡單附庸，也可以回擊西方語境中故意混同黨與國的謬論。然而，隨著研究深入，卻又出現另一種傾向，即過于強調黨史與新中國史的不同，反而忽視歷史本體的有機統一。歷史從來不是簡單按照學科分類來展開的，學科邊界的劃定是出于學術研究的需要，但這種需要不應凌駕于歷史本身的邏輯之上，甚至導致雙方陷入各自領域，直至越行越遠、自說自話。例如，對于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黨史研究側重于政策制定過程，新中國史研究側重于農村社會變遷。兩者“涇渭分明”，難以形成統一的歷史圖景。因此，打通黨史與新中國史研究，不僅具有認識論的意義，而且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當研究者秉持貫通思維去考察新中國某一政策時，既從黨史視角去理解政策的制定過程，又從新中國史視角去梳理政策在基層社會的落實效果，往往能獲得遠比單一視角更為豐富的認識。又如，研究土地改革，既需要梳理土地改革政策的發展演進，也需要考察農村社會的實際變遷。只有將政策意圖與基層實踐緊密結合、對照分析，才能更加深刻理解這場社會變革的歷史意義。
事實上，國內權威史書編纂已在貫通思維上作出了示范。例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就有整體史編纂的意涵。在這之前，大多黨史著作都只寫到1949年，少數寫到1956年，個別寫到改革開放。因此，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早就有意盡快寫出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該書跳出1949年的歷史分界，把根據地政權建設、經濟探索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制度創設連貫書寫。這一編寫思路后來被2012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吸收采納。
貫通思維不僅體現于史書體例與敘事框架的搭建，更貫穿于歷史評價中。針對割裂看待1978年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錯誤傾向，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边@一重要論斷從政治高度正確定位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為破除分期割裂、片面評價歷史提供了基本遵循。循著這一邏輯延伸審視，新時代偉大變革同樣也是接續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實踐的持續探索。
貫通黨史與新中國史，關鍵是構建互為表里的敘事邏輯。誠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黨史與新中國史在主體與內容上雖有區別，但二者之間聯系密切。黨的領導是新中國發展的前提與保證，新中國發展是黨的領導在方方面面的體現。黨的領導是貫穿新中國的內在主線，新中國史的展開離不開黨的領導。離開對新中國歷史進程與成就的考察，黨史容易流于空泛；脫離黨史去談論新中國歷史的發展，新中國史難以探明本源。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不單是黨內政治生活的產物，也充分體現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制度安排與運作過程。只有堅持政黨執政與國家治理的貫通理解，才能賦予新中國史更完整的骨架與更深層的解釋。
此外，黨史與新中國史研究的深度融合還需要研究范式的更新。有研究者指出，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構建了“中華民族復興史范式”，為超越傳統“革命史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對立提供了新思路。以大歷史觀審視，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正是從中國社會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進程來理解百年黨史的。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開研究，黨史與新中國史的貫通獲得了理論依據，二者不再是割裂的敘事板塊，而是統一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連續譜系。
具體來說，以整體貫通思維推進黨史與新中國史的深入融合：一是在時間維度上，堅持歷史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辯證統一；二是在空間維度上，將二者置于世界歷史的宏闊坐標中考察。新中國歷史的展開，既有國內各種因素相互作用，也有國際環境變化的深刻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冷戰格局、全球化浪潮、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起伏密切交織。在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新中國史研究更需要具備世界眼光。堅持大歷史觀，在時空貫通中加快構建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新中國史研究才能擺脫既有知識的局限，獲得普遍性的解釋力。
二、立足本國實踐，打造本土化研究理論
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這一重要論述意味著要立足本國歷史實際探尋規律、提煉理論，摒棄套用外來理論框定中國歷史的錯誤路徑。這回答了新中國史研究必須解決的原點問題，即“理論從哪里來？”
以我為主的理論自覺其實早有萌芽。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指出：“史學家固宜努力以求記述歷史的整理，同時亦不可不努力于歷史理論的研求?！?942年3月，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明確提出“古今中外法”，主張“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美國學者柯文也曾呼吁“在中國發現歷史”，認為要從中國內部觀察中國歷史，反對過度依賴西方敘事模式與理論。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歷經百余年奮斗與自身建設，淬煉形成走在時代前列的政黨品格。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實踐歷程與偉大成就，迫切需要我們“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具體到新中國史研究，反思以西方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已逐漸成為近年來學界的研究熱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加強對外交流的同時，也加大對現代化理論、公民社會理論等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學習與引進。這些學說理念的引入，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學習借鑒在特定階段有其特殊的積極意義，起到開闊研究視野、催生研究新成果的作用。但若長此以往，便可能造成研究者的路徑依賴，習慣于用外來理論剪裁中國實踐，用中國經驗佐證西方理論。中國歷史最終可能被寫成西方理論的注腳，遑論產生獨立的理論認知。為此，學界呼吁，提升建構新中國史研究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自覺與理論自信。如何構建？依然是立足中國歷史本身。有學者提出，新中國史敘事體系應當“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立場”“以中國為方法”。三重定位層層遞進：以中國為中心確立研究對象，以中國為立場明確價值取向，以中國為方法構建分析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要破除非此即彼的認識，本土化的理論探索不是畫地為牢。學術自覺與理論自信，一個重要的體現是有能力與不同話語體系進行平等對話，在對話中檢驗和發展自己的理論，在充分理解他人后實現超越。
以現代化理論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土理論生長的脈絡。羅榮渠從唯物史觀出發，提出“一元多線”發展觀，打破了現代化理論“西方中心論”的窠臼，將現代化從“資本主義化”“西方化”的理解中剝離出來。當然，現代化理論的探索仍有空間，可以進一步推進理論本土化的完善，真正實現從“照著講”到“自己講”的轉變。這些以我為主、從本土歷史發現理論的研究，可以為理解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提供更圓融的分析框架。若進一步追溯，1933年《申報月刊》發起“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比西方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早約30年。這一事實說明，現代化思考蘊于中國本土歷史中。從借鑒到超越，本土化理論根源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實際，更深植于近代乃至更長時段以前的中國思想土壤之中。
在此基礎上，還需進一步推進話語體系建設，即從中國實踐中提煉概念、構建命題，形成獨具特色的學科話語?！暗诙€結合”的提出為新中國史研究打開了新的問題空間：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如何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互相激蕩？“大同”理想如何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產生共鳴？依托“第二個結合”的理論框架，可以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資源，對接新中國發展實踐與理論創新，持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進而提煉出生長于中國本土歷史上的新概念、新范疇、新理論，為加快構建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筑牢學理根基。進一步說，本土化理論的構建具有跨學科的特質，需要歷史學的實證，也離不開其他學科的研究。話語體系建設需久久為功、多方發力，未來的任務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形成更加系統、更具解釋力的理論框架。
三、加強史料整理，完善新中國史實證研究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是一切史學闡釋與理論建構的本源。脫離扎實的史料整理與實證研究，再宏大的視野、再精妙的理論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此，加強史料整理、完善新中國史實證研究，便成為加快構建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又一關鍵環節。然而，史料不等于史學。史料蘊含的內涵及意義需要研究者解讀才能顯現。只有深度解讀史料，才能將零散的史料整理成有條理的史實，發現并建構其中的因果聯系。解讀離不開研究者的主體性參與。如何選擇史料、如何解讀史料、如何建構新知，都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理論素養密切相關。在大歷史觀指導下，研究者解讀史料時可以超越表象、把握本質，在長時段與整體性的歷史框架中為各類史料找到合理的坐標，實現具體考證與宏大敘事的有機統一，最終構建起真實、立體、科學的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隨著新中國歷史不斷展開，相關史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多元。這給研究帶來了便利，也產生了新問題：海量史料帶來篩選困局，篩選有時比搜集更為緊要；史料闡釋復雜，同一事件的不同類型史料往往呈現不同面相。例如，檔案文獻呈現制度設計和政策意圖，而民間文獻和口述史料則反映基層社會的實際運作。當二者出現矛盾時，研究者不應簡單地作出判斷，而是要充分理解制度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把握宏觀政策與個體經驗的差異。這些正是歷史的一部分。換言之，新中國的發展變化，既體現為國家制度的迭代與戰略政策的推進，更根植于億萬民眾的生產生活與民間社會。由此出發，處理史料時不能偏于一端而忽視另一端。若限于局部個案，可能過度放大微觀經驗而消解歷史的主流本質；若固守宏大敘事，則可能忽視歷史細節，使歷史敘事空洞化、概念化、抽象化。
實現“大”“小”兼顧，可以依托大歷史觀。從大歷史觀出發，既能堅持宏觀視野，厘清個體記憶、局部事件在新中國整體進程中的位置與價值，避免對微觀史料解讀的片面化與主觀化；又能以微觀史料印證、豐富宏大敘事，體現歷史的真實與立體。此外，大歷史觀為史料的篩選、考證與闡釋提供了評判標準。面對海量繁雜、真偽交織、充滿張力的史料體系，在大歷史觀指導下，研究者可以正確區分歷史主流與支流、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對于各類存在偏差甚至矛盾的史料，不再孤立地評判其對錯優劣，而是結合時代背景、歷史大勢、社會變遷進行整體性研判。這樣一來，不管是帶有政策宣傳屬性的報刊史料，還是存在記憶偏差的口述史料，抑或是反映個體悲歡的基層檔案，都能在長時段、整體性的歷史框架中找到合理的解釋。
以三線建設研究為例，其史料豐富但相對分散。其中三線企業檔案呈現了國家戰略決策與資源配置的邏輯，近年來大量涌現的職工口述史料和民間文獻則從微觀視角反映了政策落地中廣大職工的生存狀態與情感體驗。兩類史料既各有所長，也各有局限。依托大歷史觀，將微觀個體記憶置于國家戰略與時代變遷的整體脈絡中加以審視，才能實現兩類史料的互證互補，完整呈現出國家戰略落地、社會基層變遷與個體人生選擇相互交織的立體歷史圖景，構建起既有宏觀骨架又有血肉肌理的三線建設史敘事。簡言之，史料整理絕非單純的技術性工作，而是與研究者的史觀密切相關，大歷史觀為處理復雜多元的史料體系提供了根本性的方法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大歷史觀對數字化時代史料學的發展也大有裨益。伴隨著數字化手段的迅猛發展，許多史料從生成之日便呈數字化形態，對其原始面貌的辨別難度加大。此外，借助大數據與人工智能處理、解讀史料，是否會出現模式化、同質化的傾向，尚需進一步觀察。大歷史觀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提前破題，即依托整體歷史脈絡搭建數據解釋框架，使技術手段服務于探尋歷史規律的目的，實現宏觀歷史邏輯與微觀數據實證的有機統一，避免陷入“為數據而數據”的困境。
從貫通黨史與新中國史到打造本土化理論，再到完善實證研究，三者之間相互支撐、層層遞進：沒有貫通的眼光，就無法識別哪些理論問題是真正屬于中國的；沒有本土化的理論自覺，史料整理就容易陷入見木不見林的困境；沒有扎實的實證體系，理論創新則缺乏可靠的根基。以大歷史觀為引領，新中國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也將在守正創新中不斷邁向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