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重要指示精神筆談
［編者按］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在這一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戰線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工作不斷取得新成就，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三大體系”建設穩步推進，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取得顯著進展。202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這一重要指示科學總結新時代以來哲學社會科學戰線的歷史成就和主要經驗，明確提出新征程上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遵循和方針原則。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努力開創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本刊特邀部分專家學者撰寫學習研究闡釋文章，以饗讀者。
新時代關于歷史理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 趙慶云
歷史理論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創造，創新創造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理論，當今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深刻的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為新時代中國史學的理論創新注入強勁動能、開辟廣闊空間。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10年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講話以及關于歷史科學系列重要論述精神指引下，全國史學界不斷加強理論武裝、校正理論導向，激濁揚清、固本培元，大力提振歷史理論研究風氣，理論自覺與現實關懷交織，學術面貌煥然一新，歷史正聲不斷彰顯，歷史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1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努力開創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一重要命題，極具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切中當今中國史學發展的要害。構建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時代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內在理性覺醒，因而得到全國歷史學界的廣泛共鳴和響應，極大激發了中國學者推進歷史理論研究的學術自覺。立足中國實際、把握時代脈搏、回應時代命題，是中國歷史理論保持活力的關鍵所在，也是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歷史智慧的必然要求。
一、為何要重視新時代歷史理論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歷史研究從來離不開科學理論的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兩個大局相互激蕩，在時代發展的重要關頭，必然會產生無比深廣而迫切的歷史理論需求。
馬克思主義史學本來就有重視歷史理論研究的深厚傳統。從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歷程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創生于20世紀初年民族覺醒、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之中，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不是一個外在的過程，而是一個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實踐探索中實現內在生成與創新發展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其科學性與真理性、邏輯嚴密性以及指導社會變革的實踐偉力，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動力等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不僅是我們考察歷史必須遵循的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也是解釋中國歷史進程和發展道路的根本理論工具。唯物史觀廓清了籠罩在歷史上空的迷霧，觀察歷史鞭辟入里，其科學性與深刻性是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不可同日而語的。通過對社會形態的演進與歷史分期、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歷史發展動力、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重大歷史理論問題的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中國歷史進程作出了與以往史學不同的解釋，構建了一套嶄新的關于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其影響遠遠超出史學領域，覆蓋整個哲學社會科學。
改革開放以后，一段時間內，學界少數人沉迷于歐美各種“新奇”的歷史理論，有意淡漠甚至貶損馬克思主義史學，一些學者將新中國成立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視為“完全政治化”的產物而不屑一顧。學界一度彌漫重實證輕理論的風氣，一些學者熱衷于撰寫饾饤瑣碎的考據文章，失卻了對宏觀歷史進程、重大歷史變遷的觀照，缺乏理論思維，甚至輕視理論、拒斥理論。在西方后現代史學思潮的沖擊下，宏大歷史理論受到質疑，一些攸關歷史進程本身的宏大理論被刻意忽視。但實證與理論本為史學之兩翼，不可偏廢，由于我們弱于理論建構，就只能盲目追隨歐美國家學者提出的理論，諸如“區域經濟”“士紳社會”“市民社會”“權力的文化網絡”“文化資本”“大分流”等理論輪番登臺，各種歷史思潮眾論喧嘩，一些學者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對本國歷史的話語權不能操諸己手，而一定程度上隨他人起舞，甚至出現離開西方概念和理論則無以表述中國歷史的窘況。
事實證明，源自西方的歷史理論體系在解釋中國歷史發展道路時愈益顯現捉襟見肘的窘迫。擺脫近代以來西方歷史理論的羈絆，從中國歷史深處出發加快構建宏大歷史理論，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貫為一體，從整體上探究歷史演進的發展邏輯、內在規律、根本動力及深層結構，是新時代史學發展的迫切需求，是新時代賦予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的歷史使命。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正式創建，其主旨在于克服歷史研究碎片化、條塊分割、重視考證忽視理論的偏向，著力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歷史、長時段研究，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積極回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把握歷史大勢、總結歷史規律、辨明理論是非、糾治錯誤思潮，提振學界歷史理論研究風氣，在中外史學思潮激蕩中清晰、響亮地發出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正聲。
我國歷史理論研究有著深厚學術積淀和優良學術傳統，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和當代實踐，以中國實際為研究起點，闡釋中國道路、解釋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新時代歷史理論研究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二、新時代關于歷史理論研究的突出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科學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重要論述，高屋建瓴、體系宏大、思想深邃，為新時代的歷史理論研究奠定了根本基石。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歷史自信，深刻論述“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命題，深刻揭示了中華歷史文化對凝聚民族力量、筑牢精神根基的重要作用，為新時代歷史理論研究打開了廣闊空間。倡導大歷史觀，主張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根本扭轉了歷史研究虛無化、碎片化、娛樂化、獵奇化的偏弊，重塑歷史理論研究的根本導向。深刻闡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引領相關研究從簡單比較中西發展模式，轉向深入探究文明傳承發展內在邏輯與運行機制，為中華文明史研究開辟了廣闊天地。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立足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經驗，系統闡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脈絡、基本內涵、突出特征，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根本理論遵循。
新時代以來，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的突出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堅持和發展社會形態學說。社會形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話語之源，這一理論以宏大的學術視野、科學的理論價值，為從中西比較的宏大視野來考察中國歷史進程提供了無可替代的理論工具。新時代以來，學界對社會形態的探討，著力弱化二元對立思維，更加注重將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道路深入結合，科學揭示中國歷史道路、演進邏輯及其內在規律，深刻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在回應歷史問題與時代關切的過程中，社會形態理論得到豐富和發展，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
其二，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提煉標識性理論概念，強化理論研究的主體性。例如，提出“天下體系”“復合制國家結構”以解釋早期國家形態，提出“宋型國家”“農商社會”以描述封建王朝特點，提出“自主限關”以定位古代對外關系，提出“現代化轉型的本土路徑”以考察中國的發展進程。學者們還著力激活傳統話語的內在生命力，從“大一統”的政治傳統、“民本”的思想淵源等多個維度，對“天下”“大一統”“民本”“德治”“革故鼎新”等傳統概念作出現代詮釋，揭示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政治智慧。
其三，形成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構建中華文明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新時代以來，學者們著力回歸歷史現場，以考古發現為堅實根基，融通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資源，從恩格斯提出的“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將生產力、階級分化等歷史唯物主義概念作為判斷文明產生的依據，提出更加完善、更具普遍性的文明起源標準，擺脫了西方學界“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術和城市）標準，打破了中國學界對西方文明話語的路徑依賴，為世界貢獻了文明定義的中國方案，為中華文明史書寫奠定了基礎。
其四，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民族史研究的范式革命。我國民族史研究以往側重研究55個少數民族的“族群”層面，而相對忽視中華民族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歷史邏輯。這不僅是學科的困境，更是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隱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原創性重大命題，引領學術界深入開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推動相關研究從中華民族共同體視角切入，打通中華民族史、中華文明史與中國通史，運用跨學科、多視角的方法論推動中華民族整體性研究，突破“中心—邊緣”敘事模式，形成立足中華民族共同體視角、強調邊疆與祖國內地互動融合的整體史觀，研究重心轉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史實還原與理論闡發。
三、新時代關于歷史理論研究的展望
歷史理論發展的生命力，從來都來自對時代的同頻共振，來自對重大現實問題的深切關懷與深入回應，任何脫離傳統、脫離現實的歷史理論研究，都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將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生命力。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為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繁榮發展開拓了新天地；新時代中國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是歷史理論研究的源頭活水。新時代以來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的成就與特點，昭示了其未來的發展方向與路徑。
（一）立足中國大地，強化中國歷史理論主體性
脫離中國歷史和實際的理論建構，難以形成真正具有解釋力的成果。只有從中國的歷史和實際出發，堅守中國主體性，以中國立場去解釋中國歷史，才能真正定義問題、提煉概念，構建具有原創性與解釋力的中國歷史理論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近代以來，由于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被打斷，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由于武力不如人、物質不如人，逐漸喪失了文化上的自信，甚而將自身置于野蠻之列，即便積淀極為深厚的中國歷史學也不自覺地走上了亦步亦趨追慕仿效之路。所謂“新史學”實際上往往只是歐美新史學的移植或翻版，一些學者沉溺于“西方中心論”難以自拔，對于中國傳統史學遺產卻棄如敝履，缺乏客觀中允的審視。正所謂邯鄲學步反失其故，中國歷史學一度失去自身的根本。隨著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愈益堅定。新時代關于歷史理論研究，必須避免用西方史學理論裁剪中國現實，堅持平等對話原則，通過對形形色色西方史學理論的深刻反思與理性祛魅，擺脫對其依賴，在交流互鑒中不斷強化中國歷史理論的主體性與原創性，推動形成一套真正扎根中國、面向世界的自主知識體系，真正深入認識和探究中華民族歷史發展道路與當代實踐。
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以“中國”為主體展開的偉大實踐。文化自信來自主體性，“中國”和“中華”不僅是一個地理指稱，更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失去主體性的歷史理論研究，則不免俯仰隨人、不能自主。未來的中國歷史理論研究，必須立足新時代偉大實踐，以中國問題為中心，以回應時代之問為使命，由“被動回應”轉為“主動建構”，推動學術研究與國家發展同頻共振、同向發力，堅持獨立思考、獨抒己見，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堅持中國思維、展現中國精神，從歷史縱深中揭示中國道路的歷史底蘊，才能擺脫對西方歷史理論的依賴，實現中國歷史學在思想上、理論上的獨立自主。
（二）堅持守正創新，構建中國歷史理論研究自主知識體系
守正創新是構建中國歷史理論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的必由之路。新時代關于中國歷史理論研究必須貫徹“第二個結合”，把握好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守正”之要，在于守馬克思主義之“魂”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習近平總書記科學運用和發展唯物史觀，準確把握世界歷史大勢，深刻洞察我國發展歷史方位，為我們更好開展歷史理論研究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中國歷史理論研究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立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根本遵循，從整體上把握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與實踐性。更加注重回到經典文本、梳理理論生成邏輯，將理論的普遍性與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有機結合，在實證研究中體現理論立場，在理論與實證之間建立起更為牢固的聯系。
（三）堅持破立結合，重塑中國歷史理論話語權
推進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破立結合是必由之路。我們必須對西方史學理論展開理性反思，破除西方話語體系的偏見與桎梏，破除西方學術話語霸權，在正本清源、破立結合中重塑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的話語權，充分彰顯堅定的學術自覺與理論自信。在“破”的維度上，我們必須堅決擺脫對西方史學理論的依賴，系統反思與深入批駁西方“內亞史觀”“新清史”“征服王朝論”“王朝循環論”“黨內權力斗爭論”等錯誤史觀，揭示這些錯誤史觀對中華文明發展的內在脈絡與自身規律的遮蔽、扭曲，進一步明確中國歷史“大一統”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演進所凝聚的中國認同，與伴隨資本主義興起的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相比，有著迥異的歷史邏輯和哲學內涵。在“立”的維度上，我們必須回到中國歷史縱深處，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演進的歷史邏輯中深入闡述多元一體民族格局的形成發展，客觀呈現出歷代王朝在對中華政治文明的繼承中，實現疆域內各“族群”和平共處的“大一統”格局，進而在中華民族的國家近代轉型中從自在走向自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充實深化，并在此基礎上所奠定的基本政治秩序框架。通過體系化學理化研究，構建更富于解釋力的中國歷史理論研究自主知識體系，牢牢把握中國歷史話語權。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中國歷史理論研究工作者砥礪前行，必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更加宏闊的視野、更加創新的思維，自覺肩負起推進中國歷史理論研究的時代使命，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中國歷史敘事與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2023YZD05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