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 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挑戰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基于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產業鏈供應鏈是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的關鍵。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呈現出本地化、地區化的趨勢。而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生產網絡產生了巨大沖擊，加快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的進程。為應對這一挑戰，我們應順勢而為，立足暢通國內國際經濟循環，調整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布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促進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疫情沖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眾多國家經濟活動按下“暫停鍵”，全球生產網絡的供需兩側均受到巨大沖擊。從供給方面來看，全球三大生產網絡中心國家（中國、美國、德國）受疫情影響均比較嚴重，國際分工發展最為深入的汽車、電子、機械設備制造等產業供應鏈受到的沖擊和影響最大。從需求方面來看，全球65%以上的終端需求市場受到疫情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20年6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只有少數經濟體能夠實現正增長。可見，此次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研究表明，發生經濟危機時，相比生產國內消費最終產品的產業和出口最終產品的產業，出口中間產品的產業（即嵌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產業）受到的打擊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將導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大幅收縮。
雖然疫情并未改變各國成本結構和技術能力，但這種外部沖擊促使各國愈加重視安全因素在全球生產制造布局中的重要性，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將成為推動全球供應鏈調整的重要動力。全球供應鏈的風險管理發展滯后，導致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嚴重不足。疫情過后，歐美國家勢必加快推動制藥和醫療器械產業供應鏈回流本國。其他產業的上游公司也將為實現供應鏈自主可控而調整供應鏈布局，縮短供應鏈長度，實現供應鏈的本地化、周邊化。從宏觀上看，美國有可能推動供應鏈轉移到美國本土、墨西哥、巴西等美洲國家，德國有可能推動供應鏈轉移到東歐國家。可以預見，歐美一些企業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實施貿易保護的主張和決心將更加堅定，我國目前已有的產業鏈供應鏈優勢將被嚴重削弱。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收縮進一步暴露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短板，美國可能利用疫情泛化安全問題，加速中美科技“脫鉤”，進一步從產業鏈供應鏈層面遏制我國發展。疫情期間，新興技術的應用成為亮點。智能醫療、遠程問診、健康碼為抗擊疫情提供了有效助力，電子商務、線上零售成為促進消費的重要渠道，云課堂、云會議、云辦公構建了新的工作方式。疫情過后，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將加快發展，而美國很可能加大對我國高技術產業的打壓力度，加速中美在重點高科技產業實現“脫鉤”。這也將進一步加快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的步伐。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本地化、地區化的背景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無疑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要求我國依托國內超大規模市場調整產業鏈供應鏈布局，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完整性和現代化水平，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最終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這不僅是應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的策略，也是推動我國繼續發展、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重大戰略舉措。
圍繞暢通國內大循環，調整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布局，進而促進我國全產業鏈優化升級，需從以下幾方面著力。
第一，提升產業基礎能力，攻克“卡脖子”問題。產業基礎能力薄弱是當前制約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提升的重大短板。一方面，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自主化程度低，關鍵共性技術缺失，產品質量和可靠性不能滿足需要。另一方面，芯片、工業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等關鍵環節存在“卡脖子”問題。要有針對性地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高度重視關鍵共性技術、先進適用技術、戰略性技術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加大重要產品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完善標準、計量、專利等基礎服務體系，加快提升國家質量基礎設施水平。規劃建設一批以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等領域為重點的現代化企業，夯實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的根基。
第二，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保持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完整性。近年來，我國部分地區一味強調第三產業發展，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去制造業”現象。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供應鏈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需要格外警惕我國出現“去工業化”。從大局來看，我國現階段還不適宜大量轉移低端產業，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對于國家經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必須強調的是，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并不矛盾，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并不意味著要擴大落后產能。要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精準施策，確保我國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安全高效。
第三，促進產業在國內各區域間有序轉移，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超過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的人口總和。如此龐大的市場規模，有能力形成與當前國際產業分工程度相當甚至更高水平的產業分工體系。市場規模的擴大能夠促進產業分工的細化，而產業分工的發展又能夠進一步擴大市場規模，形成產業不斷精細化、高端化，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良性循環。我國布局產業鏈應該眼光向內，著力構建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循環體系，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并在中西部、東北等適宜地區規劃發展高端產業，拓展我國產業發展空間。這對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也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為此，必須推進國內市場一體化，防止地方保護主義抬頭導致國內市場分割，堅持全國“一盤棋”，發揮我國制度優勢，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
第四，推進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提升供應鏈上下游協同管理能力和供應鏈風險管理水平。要加大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基建”投入，為國內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提供基礎設施。建立政府與企業良好的溝通機制，有效匯總“鏈主”企業、物流企業、互聯網平臺企業、金融企業構建數字化、智能化供應鏈的需求，使“新基建”有的放矢，提高效率。注重培育數字化供應鏈綜合服務平臺，一方面，培育供應鏈公共服務平臺，政府牽頭整合國內研究機構、企業和行業協會等資源，建立數字化供應鏈安全評估與風險預警中心，為國內外供應鏈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另一方面，鼓勵第三方物流企業、外貿企業等向數字化供應鏈服務企業轉型，提供集交易、融資、結算、物流配送、進出口代理、品牌培育、營銷推廣等為一體的集成服務。
第五，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并注重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們應該站在新的高度理解國內、國際循環的關系。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深度嵌入美歐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中，盡管已基本完成工業化，但仍然處于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低端。我國已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在東亞生產網絡中占據樞紐地位，要實現產業升級，客觀上必須改變現有的國際經濟循環格局。目前我國發展國內大循環，正是國際經濟循環格局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對我國既是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暢通國內大循環，積極推動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