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不論就 《資本論》的哲學性質這一命題本身的內在意蘊而言，還是就《資本論》當代性意義的有效論證來說，把唯物史觀作為《資本論》研究的本質理論向度，把作為經濟學作品的《資本論》同時視作唯物史觀的哲學巨著，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
卜祥記
一般而言，在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似乎沒有人否認《資本論》的唯物史觀性質，因而把唯物史觀作為《資本論》研究的理論向度也就似乎不能被稱作什么“新視角”。但是，問題其實并沒有這么簡單。縱觀數十年來的國內《資本論》研究，一個長期以來形成的基本理論格局已經根深蒂固地支配著人們看待 《資本論》的方式。這種理論格局乃是哲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壁壘，而分屬于壁壘兩方的學者們大多都認為：歸根到底，《資本論》不過是一部歸屬于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范疇的經濟學著作，如果說它具有唯物史觀的哲學性質，那只不過是因為它具有哲學的意義。然而，當人們如此對待資本論的哲學意義時，它與我們說 《高等數學》具有一定的哲學意義之間有何本質區別呢？也許，人們會說，如此不成體統的類比尚不足于真正表達人們通常所理解的《資本論》的哲學意義，因為當他們賦予《資本論》以哲學意義時，可能還包含著如下更為深刻的含義，即《資本論》對于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論建構是必不可少的，它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論“試驗田”。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草創出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框架后，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利器，揭示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規律，也就驗證了唯物史觀基本理論判斷的科學性質。但是，在這里出現的仍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東西之間的外在關聯——《資本論》是一部討論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經濟學著作，而唯物史觀則歸屬于純粹的哲學。我們實在看不出：當人們在這樣的理論格局下談論《資本論》的哲學意義，與我們討論《高等數學》的哲學意義有何本質性的區別？至于那種以羅森塔爾為代表的從《資本論》的哲學方法論視角賦予《資本論》以哲學性質的做法，更是不僅不能真正呈現《資本論》作為唯物史觀本質的理論向度，而且把真正的哲學完全降格為單純的方法論了。
“過時論”的實質
把 《資本論》作為單純的經濟學著作，僅僅外在性地賦予其哲學的或哲學方法論的意義，還包含著一個內在的巨大危險——隨著資本主義的當代性進展，《資本論》在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地“過時”了。實際上，只要人們把《資本論》理解為外在于哲學——唯物史觀——的純粹經濟學作品，“過時論”必將成為《資本論》的宿命。既然它是一部純粹的經濟學著作，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的主要研究對象不過是19世紀的“工業資本”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經濟活動規律，那么隨著資本主義的當代性進展，當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推進到所謂的“金融帝國主義”階段，當“金融資本”、“虛擬資本”已經取代“工業資本”，成為左右當下經濟活動甚至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邏各斯”時，《資本論》的當代意義自然就成了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站在純粹經濟學的立場上，固執地且全面性地捍衛《資本論》的現時代效用反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多年以來，《資本論》“過時論”的各種論調甚囂塵上。大致說來，構成其理論依據的無外乎《資本論》理論觀點的失效與研究方法的不科學性。就前者而言，溫和的“過時論”指證，《資本論》的個別理論判斷在今天不再適用，而激進的“過時論”則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作為《資本論》核心論斷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就后者而言，它不過是“韋伯問題”的理論再現。在韋伯看來，真正的科學研究雖然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必然是“價值關聯”的，但在研究過程中，卻必須保持絕對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至于如何做到這一點，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樣板中，韋伯所提供的“理念型”的實驗性模式最終也是失敗了的。但是，這并不影響現代經濟學家們用“韋伯問題”棒殺《資本論》，以標榜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性質。在他們看來，馬克思自譽“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但又把這一理論成果作為無產階級的理論工具，這是最為典型的自相矛盾。因為，真正的科學研究只能是價值無涉的，只要把無產階級的價值立場引入經濟研究，它就不再是公正客觀的科學研究。其言下之意不過是要說：像一切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應當是保持“價值中立”的全人類的科學，是無利益立場的對利益關系的研究。
唯物史觀是理解《資本論》的真實向度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并決定性地回應上述論調呢？問題的癥結依然在于如何理解《資本論》的哲學性質。如果我們把唯物史觀作為《資本論》的本質理論向度，以上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其一，如果《資本論》不僅僅是一部單純的經濟學著作，它本質上是一部唯物史觀的哲學巨著，那就意味著即使它在經濟學意義上做出的個別理論判斷不再有效，也根本不影響《資本論》哲學立場的科學性質。換言之，《資本論》對支配現代經濟生活的“資本邏輯”的批判、對“資本邏輯”歷史性的分析以及對“資本邏輯”統治人類歷史的暫時性的指認，并不因之而過時。那種徹底拒斥一切指責，全面捍衛《資本論》一切理論方面及其理論要素的立場，是不利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時代創新的。
其二，如果把《資本論》作為本質意義上的唯物史觀巨著，那對作為其核心理論要素的諸如勞動價值論等理論判斷的指責，就已經不僅僅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責，它已經成為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立場的指責了。由此一來，對這一指責的回應也就不能僅僅局限于經濟學領域內，而必須上升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理論高度了。換言之，“勞動價值論”是否失效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單純技術性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立場問題，是如何看待“資本邏輯”的歷史地位問題，是是否接受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關于人類歷史宏大敘事規律的問題。只要“過時論”者們無法提供——事實上他們至今也的確無力提供——不同于馬克思的對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架構，他們對《資本論》核心理論判斷的指責都是無效的；只要我們賦予《資本論》以唯物史觀的本質立場與核心理論高度，也就為從根本上捍衛《資本論》的核心論斷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根基。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也包括哲學家們）必須跳出狹隘的經濟學視閾，真正賦予《資本論》以本質性的哲學性質，把唯物史觀作為《資本論》研究的根本理論向度。
其三，就《資本論》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而言，圍繞“價值中立”與“價值關聯”所發生的對馬克思的指責再次證明：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研究立場，《資本論》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唯物史觀的理論立場。一旦我們把唯物史觀的理論立場作為討論《資本論》研究方法之科學與否的內在根據，依據“韋伯問題”對《資本論》的理論證偽就會煙消云散。實際上，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不僅預見到而且已經據此破解了這一可能發生的指責。在馬克思看來，“工人的解放還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從根本上講，這是由于“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而一切奴役關系只不過是這種關系的變形和后果罷了”。這就是說，《資本論》之作為工人階級解放的理論利器卻又同時具有普遍的科學性質，是由于工人階級雖然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但它自身的利益訴求與人類解放的根本利益訴求是完全一致的，因而關于工人階級解放的科學同時也就是關于人類解放的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立足于工人階級立場的《資本論》意味著工人階級特定價值立場的介入，那么這種價值立場也由此同時具有了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的意義。
具有科學稟賦的歷史唯物主義巨著
馬克思曾指出，“整個的人類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對生產的關系中”，意味著工人所遭受的奴役以及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是有史以來人類奴役制的最高形式；它的消亡也意味著一切人類奴役制的徹底終結。它意味著，在《資本論》中，我們必須對人類奴役制生成演變做出歷史追問，意味著在這一追問中歷史地展示勞動與資本、工人與資本家對立的來歷與實質，并揭示出根本消除這一對立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其實已經蘊含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草創的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框架。或許只有認識到這點，人們才能徹底跳出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的理論糾葛，進而懂得《資本論》既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又是具有普遍的科學稟賦的歷史唯物主義巨著。
總之，不論就《資本論》的哲學性質這一命題本身的內在意蘊而言，還是就《資本論》當代性意義的有效論證來說，把唯物史觀作為《資本論》研究的本質理論向度，把作為經濟學作品的《資本論》同時視作唯物史觀的哲學巨著，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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