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繚亂的政治紛爭和光怪陸離的文化現象背后的最終決定因素——生產方式，并從生產方式的演變中，看到了生產力是決定因素。但是，在我們對歷史的研究中，長期以來，對生產力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科技進步的研究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們往往把它視為生產關系和經濟政策的自然產物，而忽略了生產力本身發展的規律。
新中國前30年歷史學最突出的成果是“五朵金花”，其中之一是探索“資本主義萌芽”，應該說推進了中國古代史對經濟發展和生產關系的研究，但是其重心仍然是生產關系，對解釋所謂的“李約瑟之謎”推進不多。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學一方面繼續沿著宏大敘事前進，另一方面則走向微觀和個案研究，但是這兩個方面也都對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技術進步本身關注不夠。
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國之所以取得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是與中國共產黨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全力推進工業化分不開的。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重視以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為標志的物質生產。同樣，改革開放以來的技術引進、消化和低成本的技術擴散，也成為中國外延性擴張和產業升級的關鍵因素。
但是，反觀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重要分支的歷史學，則對生產力的核心技術進步歷史研究很不夠。專門研究生產力發展歷史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很少，而且基本上集中于產業部門和企業。因此，當歷史學者研究歷史時，多關注政治史、經濟制度和政策史、文化史、社會史就不奇怪了，其研究的局限性也就不言自明了。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如新中國成立64年來農業的經營規模似乎沒有多少變化：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經過20多年的集體化，又回到了家庭經營的小農經濟，但是，農業本身的技術進步實際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我們許多學者對新中國64年來的農業技術進步，像品種改良，水利建設，電力、機械、化肥、農藥普遍應用等，缺乏研究和量化分析，因此，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發展，就很難講清楚哪些是體制的作用，哪些是科技進步的作用，農業現代化究竟要求什么樣的改革。又如中國的鋼鐵、石油和化工、電子、機械制造、汽車等產業的技術進步歷史，研究成果基本上來自產業部門，經濟史專業的學者很少涉及，結果研究往往是就制度講制度，就政策講政策，很難從細節上去深入研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究竟是怎樣互動的，因此研究就很難進一步深入，使得成果要么局限于制度細節的考察，要么用功于個案研究，對目前的發展方式轉變和“創新驅動”很難提供歷史借鑒作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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