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問題意識”到“問題構架”
——以當代上海環境史研究為例證
［摘要］歷史學的“問題意識”作為一種理念、一種思維方式，其與選題的關系取決于研究者的經歷、學識、情致和抱負所鑄就的學術關懷。而研究者面對選題能否形成明確的“問題意識”，其必須滿足的前提條件是出于心志而搜求、爬梳、把握充足的“史料群”及熟知相關的知識體系。“問題意識”不是懸置的，其需要圍繞議題，通過文本敘述，落實于“問題構架”中；其邏輯的演進是從問題開始，通過對答案的追尋和呈現，轉化成有辨析、有見解的敘事篇章。當然，“問題意識”的內在邏輯存在不同的層級和趨向，所以，不僅要近距離地捕捉具體的問題構成，而且要跨時空地捕捉整體性的問題演變。
［關鍵詞］問題意識；問題構架；選題；上海環境史
自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研究逐漸起步，尤其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史專門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一些高校也陸續開設相關課程，出版相關教材或者研究專著，國史研究持續深入發展。近年來，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先后成立了實體性的“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有效匯聚了資源和力量，頗具規模地推進國史研究。筆者供職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自進入21世紀以來便堅持為研究生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課程，故此，常有所內外的青年學人來共同探討國史研究的史料、選題、態勢、進程以及寫作、發表等問題。在探討的過程中，大家都提到了“問題意識”十分重要。這在學界也已成為共識，并涌現出一批相關研究成果。在已有關于“問題意識”的論述中，有些提法重在“問題”，有些說法重在“意識”，還有一些論述則側重賦予“問題意識”學術倫理的維度。筆者以為，如何鋪展出一條從“問題意識”到“問題構架”的路徑甚為關鍵。其實，作為一種理念、一種思維方式，不只是歷史學科強調“問題意識”，任何科學研究都強調要有“問題意識”。然而，對于青年學人來說，因沒有經驗的累積，所以“問題意識”本身很可能是“先驗”的，以致顯得空泛而不著邊際。從字面上理解，“問題意識”是選題如何構成、如何發現以及解答選題中的問題，但具體的“抓手”在哪？甚或還應追問：“問題意識”與選題是什么關系？“問題意識”的萌生有沒有前提和根據？等等。這些都是本文擬探討的問題。
選題與“問題意識”
或許可以這么試問從事國史研究的學生：你為什么選擇了哲學社會科學，而不是理科或工科？為什么在哲學社會科學中選擇歷史學，而不是哲學、文學或其他學科？為什么在歷史學中選擇了國史，而不是中國古代史、近代史或世界歷史？為什么在國史中選擇了經濟史、社會史方向，而不是政治史？等等。這一連串問題本身就蘊含著選題與“問題意識”的密切關系，需要進一步厘清。
如果給史學研究中的學術定位勾畫一個選題坐標，橫向為年代，縱向為領域，在不同“象限”中的交錯定位就是研究者開墾的“家園”，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研究選題。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歷史縱向坐標大致包括“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三個主要時期。橫向坐標所涉及的領域則十分廣泛，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都可納入其中。在橫向、縱向坐標的交匯點上，一個個學術方向的確立，一個個研究選題的孕育，都必定是與時代、社會、經濟、家庭、教育、志向、興趣等一系列偶然因素熔鑄而成的，背后同樣隱藏著一個個明確的問題。
對此，課堂上曾有研究生追問筆者：是先有選題，還是先有問題？對教育學、體育學等偏應用的學科來說，很多選題是從實踐中發現的問題中得來的。但對歷史學這樣的基礎學科來說，其“問題意識”的要端是以“求真”為本的追索，故研究者是從大量專業知識學習和對文獻的披閱中，對某個研究方向產生興趣，并認定其學術價值，從而進一步搜求、查尋、占有大量相關資料，才可能產生選題。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說，此時的選題尚不是成熟的，此時的問題也不是深刻的。可見，對進入研究階段來說，選題與問題同在——好選題必然導引出好問題，好問題必然是豐滿的好選題。
然而，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的問題是：即便應試成績優秀，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不是由研究生自身的學術蘄向和學術積累萌生的，或許是導師主動“批發”的選題，或許是導師被動相助一個選題，以致這部分研究生面對選題的第一步就一定程度地折損了“破題”的能動性，“問題意識”自然也就相應地打了折扣。如果換一個角度審視，研究生是帶著有所領悟的選題并被導師認同，或者是導師順應研究生的學術志趣共同討論出的選題，相較之下，這類選題將很大程度地富有自主研究的生命力和創造性，應受到導師的鼓勵和倡導。
就此，引申出關鍵問題：好作者、好選題、好論述、好著作所具備的“問題意識”，究竟從哪里來？如何辨識和解讀？筆者以為，一流學者為什么能在學界獨樹一幟、口碑載道，其根底和大要在于其經歷、學識、情致和抱負，鑄就了投身于此的博大的學術關懷。緣此，才會孕育出探尋本源的“學術意識”，開創新領域、新方向的“問題意識”，追求學術建樹的“問題意識”。
正是立足在這個基點上，可以說，“問題意識”與學術關懷是一致的，即沒有學術關懷就沒有“問題意識”，甚或說就沒有閃爍著學術智慧和蘊含著學術品質的“問題意識”。所以，研究者們才會在自己所認定的領域里，兀兀窮年，孜孜矻矻地開掘、探索、追尋、發現、求解。這是其學術志趣、學術素養、學術能力和學術眼光決定的。簡言之，只有深深地扎根于開墾的學術園地里，“問題意識”才會敏銳和飽滿。
史料與“問題意識”
對廣大青年學人尤其是碩士、博士研究生來說，如何在論文寫作中提煉主題并加以闡釋，并由此形成貫通的“問題意識”，這是一個現實且迫切的問題。筆者以為，研究人員在面對選題時能否形成可破解的“問題意識”，是有一定前提條件的。
首先，必須把握圍繞本選題的“合圍性”史料群。國史研究的史料究竟是多還是少？筆者以為，從表面上來看是資料多，且略顯龐雜；其收集的路徑和方法也多，尤其是互聯網上也充斥著很多資料。但總體來看，國史研究的史料卻又是“同質性”高，且不太系統，能實質利用的并不太多。所以，當我們圍繞某一選題收集資料時，還是要花工夫上下求索。毋庸置疑，好的史學文章是建立在扎扎實實的史料引述基礎之上的。就國史學術文章而言，我們需要不斷擴充史料的范疇，應構筑以檔案為主干，包括地方志、年鑒、報刊、民間史料（如信件、工作筆記、日記、賬冊等）、口述、影像等在內的“合圍性”史料群。而且，一個選題往往包涵多重面向，這也決定了其史料是多重疊加的。以筆者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課題“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以下簡稱“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為例，不僅要摘抄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員會的檔案，而且還要查閱市衛生局、財政局、鐵路局等的檔案；不僅需要收集公開發行的報刊資料，而且還要爬梳一些內部發行的刊物；不僅需要大量口述訪談，還要查閱相應的影像資料；等等。
其次，必須知曉與選題相關的（或稱外圍的）知識體系和要點，包括前后、左右、內外相關的線索。例如，就當代上海環境史研究而言，我們就要熟悉污染源的種類和性質，季風性氣候與上海的水系、大氣流動的特點，上海的工業布局與演變的歷史，百余年工商業和“大躍進”運動的關系，等等。又如，要研究“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則需要了解災害與救援的理論，創傷與疾病、醫療藥品和器械的一般常識，工業搶險所需器械、工具和材料的一般常識，交通運輸、后期保障的作用和地位，等等。如此，才有助于我們打開思路，提煉歸納出明確的問題，伸展出新的研究面向。總之，沒有針對本選題掌握富有彈性的相關知識點，就不可能為論文寫作梳理出清晰的脈絡，更不可能為提升論文的創見和品質引申出明確的“問題意識”。
最后，必須掌握圍繞與選題相關的多元方法。近年來，跨學科的視野和研究方法被日益推崇，與其他時段的歷史比較，國史離我們更近，更需要掌握多元研究方法。例如，“歷史人類學”所倡導的“走向田野”，國史研究更應如此。到與選題相關的地方，盡管面貌可能已經更新，但通過觀察地形、氣候、水文、留存的建筑和街道，接觸一些人，聽取一些故事和傳說，對于我們理解選題的要旨，開掘出有價值的“問題意識”，無疑會大有幫助。又如，國史領域的選題彼此之間往往呈交叉狀態，這就需要我們注意選題的整個“鏈條”。以環境史研究為例，如果我們研究水污染問題，不能只關注水污染，還應同時匯集大氣污染、污穢處理和綠化等問題。
敘事篇章中的“問題意識”與“問題構架”
顧名思義，所謂“問題構架”，就是聯系選題所匯集的史料，并針對所提問題的緣起、背景和內容，進行鋪展、探究和解說，以至形成文本的章節構架。其邏輯的演進是從問題開始，通過答案的追尋和呈現，轉化成有辨析、有見解的敘事篇章。以下通過筆者近年來以當代上海環境史寫作的若干例證，探討如何“追擊性”地提問，如何在應答中建立敘事的構架。
《中國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3期刊發了筆者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黃浦江水系污染問題研究（1963—1976）》。該文所引述的資料顯示：1963年，黃浦江首次發生22天的黑臭。如果只將其看作一般性史實敘述，我們很容易忽略其重要性。但如果了解其之前的歷史，我們就需要追問：為什么是1963年？是間歇狀的？如果聯系之后的歷史，就知道這是持續事件，直至20世紀90年代。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筆者對此既有切身感受，同時也在相關資料中找到了記錄，由此再不斷追問原因。其重要原因之一即百余年工商業的累積性排污。通過查閱檔案資料可知：解放初期上海每天排污為60萬噸，60年代中期每天為200萬噸，且一噸造紙、化纖黑液，“約需一萬五千噸清水予以稀釋”；一噸魚粉加工污水，“需用四萬五千噸至七萬噸清水去稀釋”，市區段已無魚蝦。對此，上海市政府職能部門的態度如何？1963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三屆代表大會提出“三廢”概念，“變無用為有用”；投入經費，加強檢修，控制排放。這就構成由問題牽引的文章的第一章“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報告”。循著這一邏輯不斷演進，從而構成了整個文章的脈絡，并最終做如下回答：“計劃經濟的生產任務落實于生產單位，‘單位為重’的生產任務與環境治理的配比不能平衡，以鄰為壑地向單位以外的天地排放工業污染的現象便屢屢發生，成為那個時期黃浦江治理未能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筆者還曾先后于《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發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氣污染問題研究》，于《史林》2021年第5期發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上海處理工業廢渣問題研究》。同樣也可通過筆者個人“解剖麻雀”的方式解構“問題意識”。
1961年8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組建“上海市處理工業垃圾工作組”，啟動全市的清理“生產垃圾”行動。為什么是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為什么是全市性的行動？通過前期相關知識積累和進一步檢閱資料可知：1958年以前，上海的生產垃圾“幾百噸一天”，1962年達到“二萬噸一天”；鋼鐵企業廠內積存的鋼渣“超過二百噸以上”，上海第三鋼鐵廠“堆放在黃浦江邊上的鋼渣高達32米”；眾多中小企業將廢渣傾倒在馬路邊，中山西路一帶“原系五車道，現只能兩車行駛”（包括大量無主廢渣）。一個關鍵信息則是1963年8月上海市環境衛生局正式成立。1964年10月，上海市桃浦化工區發生硫化氫氣體中毒致一人死亡的事故。這為什么也發生在60年代上半期？事故性質說明什么問題？上海市環境衛生局事故報告承認全市工業排放的廢氣危害相當嚴重，“每年工業廢氣25億至30億立方米”，楊浦發電廠“每天排放的煙塵達二百噸左右”。與黃浦江水系污染相比，上述兩類問題可稱之“倒逼型”的行為，引申出工業經濟的深層次追問則是：上海城市工業的地理布局為什么與居民區交合在一起？其歷史形成的緣由和特征如何？上海城市工業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單位的比例、類型及勞動防護如何？這一系列問題就構成了上述兩篇文章的“問題意識”。
筆者“解剖”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想要通過這些例證將虛態的“問題意識”落到實態的“問題構架”中，即把握史料、讀透史料、剖析史料，從中發現問題的構成和線索，以回答為引導，一層層地鋪展出史料與思考融匯一體的篇章和敘事。此舉的主要目的是激發廣大青年學人尤其是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共鳴，推動國史研究深入發展。
宏觀視野中的“問題意識”與“問題構架”
當然，面對選題和史料，會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探究，但當這些具體問題和解答作為篇章結構串聯起來，甚或作為同類“選題鏈”中“共性結論”的呈現，將打開一個更加綜合的宏觀視野，得到更為深刻的結論。例如，通過對當代上海環境史中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工業廢渣處理的研究，就可見三個更重大的問題需要梳理和闡明：
其一，為什么上海城市的“三廢”環境惡化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
上海城市污染的“百年之債”濫觴于近代以降的工商業勃興。新中國成立后，上海的工業生產總產值大規模增長，“一五”計劃時期，上海的工業結構，按歷史上形成的“紡、輕、重”順序向“重、輕、紡”并舉的方向發展。“二五”計劃時期恰逢“大躍進”，明確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以鋼鐵工業為例，1958年，新建、擴建39個大項目；1960年，計劃鋼產量高達250萬噸。這不僅造成資源浪費，經濟虧損，更給業已脆弱的上海環境“最后一擊”。
其二，為什么當時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城市環境會出現“有治理，難作為”？
1972年，中國出席了聯合國首次人類環境會議，與世界各國同臺共議，國家層面的環境保護工作亦正式提上日程。上海發出了“向‘三廢’開戰”的號召，國家計劃委員會也在上海召開了全國“煙囪除塵”現場會。1973年，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將上海“列入全國搞好環境保護的14個重點城市之一”。但總體來看，此時的治理成效并不太好。曾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中國代表曲格平，針對當時的中國環境問題，做出了“有治理、難作為”的評說。
其三，為什么上海的環境污染治理在改革開放中換了“新天地”？
改革開放伊始，百廢待興，環境問題因歷史的欠債和工業生產背負著巨大的壓力，仍處于“邊治理邊排放”的狀態中。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的理念在中國應運而生。此源于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行動議程》，中國政府做出履行該文件的莊嚴承諾。為此，上海加大了對環境保護的投入，各方面工作穩中有進。上海蘇州河經過綜合整治，由昔日的黑臭河道變成了景觀河道可謂明證。進入21世紀，上海抓住舉辦第41屆世界博覽會（以下簡稱世博會）的契機，以實踐“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累計環保投入2250億元以上。通過拆除污染源等重要舉措，為城市大規模更新贏得了空間。這是改革開放的大勢，賦予了上海舉辦世博會的時運，推動其向“環境友好型”城市轉型升級。
三個時段的“問題構架”，三個時段的闡釋解答，將從宏觀的角度把握當代上海環境史研究的脈絡和要端。這就是說，當“問題意識”落實于“問題構架”時，其內在邏輯存在著不同的層級和趨向。據此進行剖析、梳理和論述，將全方位地擴展研究框架，提升研究意識。同時，這需要研究人員不僅要近距離地捕捉具體的問題構成，更要跨時空地從整體上把握問題的演變。相較而言，后者往往更關注大局的狀況和時代的變遷，以及與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多種要素的疊加融匯，以至對選題內容的伸展和主旨的開掘，獲得更開闊的眼光和更厚實的識見。
綜上所述，何為“問題意識”？何以落實于“問題構架”？這終究是個關鍵性的問題。有學者提出：“問題意識不只是重要的方法問題，而且可以說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和持續動力”；“史學研究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在努力尋找復雜歷史問題的真實答案，從而對問題作出比較切合實際回答的過程”。筆者以為，歷史學人的“問題意識”作為探究的理念，必然萌生于時代決定的經歷，閱歷所陶鑄的情懷、素養和智慧，同時還必須面對出于心志而搜求匯集、爬梳剔抉的“史料群”。所以，“問題意識”不是憑空的，更不可能是懸置的，其總要圍繞著議題，通過文本敘述，落實于具體的“問題構架”中。當然，問題是需要發現的，這取決于如何讀透材料間的內涵和關聯，從中把握住提綱挈領的要端，以建立開掘口和突破點。同時，問題也不會是孤立的，甚或成為“問題鏈”，其核心與邊緣、前因與后果，均有多向度的伸展和發散。正是這種問題的多要素集合，決定了以問題為引導的主題建構和文本鋪展。問題更是需要解決的。由此，史料中的回應就成為追尋的線索，一層層地剝離，一層層地辨析，一層層地呈現，答案與“問題意識”愈相合拍，答案也就愈發接近研究者思路中的“真實”，其史識的提升也就愈發顯示出卓見。總之，基于上述角度來理解從“問題意識”到“問題構架”，既能使研究落到實處，也有助于研究獲得準確的定位和有效地拓展。
［作者簡介］金大陸，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