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驗，先后共刊發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三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新中國史研究理論的回顧與思考、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檢視、新中國史理論研究。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展現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檢視
左玉河
改革開放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研究理論（本文統稱國史學理論）逐漸引起學界關注，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總體上看，國史學理論體系并未真正建構起來。如何建構國史學理論體系？國史學本體論應該討論哪些基本問題？國史學認識論應該探究哪些基本問題？國史學方法論體系中有哪些高效能的獨特方法？這些都是建構國史學理論體系過程中必須探究的重大問題。筆者擬在學界同仁總結國史學理論研究狀況基礎上，圍繞這些重大問題進行初步的理論反思，以助推中國特色國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概念內涵界定：厘清國史學理論與國史理論的區別
重視國史學的歷史理論層面研究，注重對國史現象進行理論解釋，忽視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建構尤其是國史學基本理論問題，是目前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存在的突出偏向。之所以如此，源于國史學界往往不太注意區分國史研究領域的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或稱其為“史學理論研究”“國史的理論研究形態”，或稱為“國史研究理論”“國史理論”“學科理論”“基礎理論”“基本理論”等。似乎只要是對國史領域理論問題進行探討，就是國史學理論，因而沒有刻意區分國史理論與國史學理論、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
有學者用“當代史理論研究”來涵蓋整個國史學界的理論研究問題，認為史學理論研究“更偏重于理論和解釋工作。比如，重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發生和發展的原因及規律、經驗，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評價，研究和闡釋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則、方法，規定史書編撰的體裁、體例等等”。其將史學理論研究的特性，提煉為“更偏重于理論和解釋工作”是準確的；所提到的“重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發生和發展的原因及規律、經驗，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評價”等前幾項內容，屬于“歷史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所提到的“研究和闡釋修史本身的宗旨、原則、方法，規定史書編撰的體裁、體例等等”后幾項內容，則并非“歷史理論”關注的問題，而恰恰是“史學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很顯然，以上論述并未嚴格區分“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而是將兩者所探討的內容合并起來，歸并于“史學理論研究”概念中。如果指廣義上的整個國史“理論研究”所包含的內容，這是沒有問題的，但若專指國史研究的“史學理論”則似乎不夠準確，因為這些屬于國史學的“歷史理論”范疇。其依據國史理論研究的特性，進而指出國史學科建設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一是系統構建國史研究的學科理論，如闡釋國史的概念及其研究特點和學科依據、學科體系等；二是解答國史中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什么是國史的基本走勢、基本規律、基本經驗，以及如何總體評價國史等；三是從理論上分析國史重大問題，強調“要搞好當代中國史理論研究的學科建設，就要構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學科理論，搞清楚其研究范疇，與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的關系，學科的學術性和政治性的關系等重要問題；就要分析當代中國史的基本理論問題，包括歷史分期、主線、主流等”。此處所謂“學科理論”，實際上就是國史學的“史學理論”；所謂“基本理論問題”，就是國史學的“歷史理論”研究的對象；所謂“對中國當代史的重大問題予以理論上的解答”，同樣屬于國史學的“歷史理論”問題。
以上所言國史理論研究，實際上分屬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兩個方面，但并沒有對其加以進一步區分。
明確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的區別，是厘清國史理論與國史學理論的前提。正像國史研究必須首先明確國史研究對象那樣，國史學理論建構必須首先厘清與國史理論的區別，明確自己的研究范圍。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是兩個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有著不同的研究對象：前者研究對象是“歷史”本身，是對客觀歷史發展進程本身所做的理論思考，包括對歷史過程、事件、人物的理論解釋；后者研究對象則是“歷史學”本身，是對歷史學自身理論問題所做的理論思考。
國史學視域中的理論研究，同樣包括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部分。國史學的歷史理論稱為國史理論，國史學的史學理論稱為國史學理論。正如國史不同于國史學那樣，國史理論也不同于國史學理論。國史理論，實際上就是國史學的歷史理論，是研究客觀的國史發展問題，是對國史發展進行的理論概括，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史發展的主題主線是什么？如何看待國史發展的主流本質？如何劃分國史發展階段？如何把握國史人物與國史事件的評價標準？這類針對客觀國史進行的理論探討，會進而形成國史分期理論、國史主題主線理論、國史本質主流理論、國史發展動力機制理論、國史人物評價理論等。國史學理論，實際上是國史學的史學理論，是對國史研究（國史學）本身發展問題的反思，是對針對國史學所做的概括性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史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國史學的基本屬性和功能是什么？國史學的構成和分類體系是什么？國史研究是如何展開并取得成效的？國史研究者的主觀認識如何符合客觀的國史發展實際？國史研究者所得出的歷史認識如何加以檢驗？國史研究有哪些方法？等等。
目前，絕大多數學者認同上述區別，但仍然存在混同現象。例如，有學者指出：“國史學理論可分為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其中，國史學的歷史理論是考察國史發展過程的理論，主要包括國史的主線及其分期，國史重大事件如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以及國史重要人物的研究等。國史學的史學理論是反思國史學自身的理論，主要包括指導思想、基本理論、研究方法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唯物史觀，即國史學的指導思想；第二個層次是基本理論，包括國史學的性質、特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學術規范、地位與作用等問題；第三個層次是研究方法。”
這一論述有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地方，如所述“三個層次”并將唯物史觀納入其中，但事實上，唯物史觀作為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并不在“史學理論”探討范圍之內（應該在“歷史理論”層面探討）。所謂第二個層次的“基本理論”，實際就是要重點探討的國史學理論本體論部分，重點圍繞“國史學是什么”展開，包括國史學的性質、特點、對象和研究內容等。其將“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及“地位與作用”都包括到國史學的“基本理論”中，無疑擴大了國史學基本理論的內涵。其所謂的國史學的“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實際上就是國史理論和國史學理論的分別。其在隨后的文章中再次使用這兩個概念并強調：“國史理論，是考察國史發展過程的理論。國史學理論是反思國史學自身的理論，主要包括國史學的性質、特點、研究對象、研究內容、指導思想、研究方法、科學體系、學術規范等問題。”
由此可見，建構國史學理論體系，必須首先厘清國史理論與國史學理論的區別，明確國史理論是國史學的歷史理論，國史學理論則是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兩者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的。因國史理論和國史學理論都在廣義的“歷史認識”范圍之內，故許多人沒有察覺將兩者區別開來的必要，且兩者確有較為密切的聯系，故很容易混含在一起。正因忽略了兩者區別，故目前國史學理論所討論的內容，是包含有高比例國史理論的內容，導致出現重視國史理論而忽視國史學理論的偏向。
國史學本體論：探討國史學理論體系中的基本理論
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可稱為國史學理論。因為國史學理論是以國史學為研究對象的理論，而國史屬于歷史學的分支學科，故國史學理論實際上就是國史學的學科理論。既然國史學理論是對國史學本身進行反思的理論，同時是關于國史學的學科理論，那么，國史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及其內容就比較明晰。國史學界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大體而言，國史學理論也被稱為國史學的基本理論，其主要探討國史研究的對象、內容、性質、特點、功能等，主要包括國史學的性質、特點、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學術規范，以及國史資料考證、國史學術評論、國史研究機構、國史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國史著作編寫、國史編研工作者的素養等問題。這些都是國史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
作為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國史學理論就應該按照歷史學的史學理論體系，建構一套包括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在內的理論體系。筆者認為，國史學本體論，應主要圍繞“是什么”展開討論，所探討的是國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及國史學的學科體系及其理論。國史學研究對象、學科定位、學科屬性、學科特點、學科功能、學科地位等，均屬國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學界對此已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例如，有學者在論述“國史學概論”時指出：“這樣的概論應該對學科定位、學科屬性、學科特征、學科功能等作出精準描述，對學科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作出明確界定，對學科發展指導原則作出深刻闡釋，對研究方法作出系統介紹，對學科發展史進行清晰梳理，對學科發展學術規范提出明確要求，對史料的搜集、鑒別和運用等提出指導意見。”這種概論所討論的內容，顯然都是屬于國史學理論體系中本體論所要關注的基本理論。
目前，學界對國史學理論基本問題的探討取得了突出成績，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明確了國史相對獨立的學科定位 經過討論，國史學科基本上擺脫了長期依附于中國共產黨史（以下簡稱黨史）學科的狀態，明確了國史學的研究對象、學科邊界和學科定位，即國史與中國古代、近代歷史研究相銜接，是與黨史研究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歷史學科。對此，有學者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中國通史的一部分。作為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包括當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等各個領域；包括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政黨、社團、民族等各個方面的各種活動。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的歷史反映。”也有學者認為：“從狹義講，它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的建立和發展的歷史；從廣義講，它應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整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遷。”正因為如此，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黨史在研究對象、內容上雖有許多交叉重合，但兩者分屬不同學科，有著不同的研究范圍、研究重點和研究特點。有學者就此做過詳細闡述：“黨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它的學科定位為政治學；即使從史學角度看，它也屬于專史研究的性質。而國史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在現代或當代的歷史，與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銜接，純屬史學學科，而且是斷代史性質。因此，黨史研究與國史研究無論在研究角度、范圍、重點上，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必然會有很多不同。”由此可見，國史的學科定位基本明確：國史研究的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它是中國通史的當代部分，自然屬于歷史學的分支學科。
明確了國史學科兼具學術性與政治性的雙重特性 國史既然屬于中國通史的當代部分，其研究自然具有歷史學求真求實的學術特性，必須按照歷史學的基本規范展開，即以史料為根據，以真實為原則，以事實為基礎，重視原始史料以及各種資料的綜合利用，強調證據決定發言權、先談事實再講道理、通過考證澄清真相、用史料的真實性檢驗結論，從而使國史學具有客觀性和學術性。但國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既有歷史學的學術屬性，也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學術性決定了它必須按照歷史學規范進行學術研究，政治性則決定其在研究時必須觀照現實政治。學界對國史學的雙重特性形成了比較一致的認識：從研究對象的時限而言，國史學是屬于當代時限內的歷史科學；從研究對象的范圍而言，國史學是帶有斷代特性的通史；國史學研究新中國成立、發展、繁華富強的偉大歷程，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尊嚴，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因此，國史學既要按照歷史學規范進行科學研究，更要嚴格遵循其政治性，要科學處理二者關系。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強調當代史研究的現實政治性、意識形態性，不等于否定它的學術性、科學性。”
明確了國史學“資政、育人、護國”的多重功能 隨著國史研究日益深入，研究成果不斷累積，學界對國史學的多重功能有著愈益清晰的認識。例如，有學者指出：“當代史研究不僅不可能回避政治、淡化意識形態性，相反，要更加自覺地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努力發揮‘護國必先衛史’的功能”。“古人早就講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反過來，護己之國，也必先衛其史”。國史研究要具有“護國必先衛史”的重要功能，基本成為學界共識并被高度概括為“新中國史研究具有存史、資政、育人、護國的功能”。
國史學本體論既然圍繞“國史學是什么”問題展開，那么學科體系就是其探討的重要內容。筆者認為，國史學的學科體系及其結構，應該包括國史學的史料學、學科史、編撰學、評論學，以及國史各分支學科（專門史、專題史、國史通史等）構成的學科體系。因此，國史學的學科體系建構，一方面要從橫向上探究國史學的學科構成，如學科史、史料學、編撰學、評價學等，其中，學科史是關于國史研究的學術演變史，國史史料學是關于國史研究所需史料搜集整理利用的理論，國史編撰學是關于國史論著編撰的理論方法，國史評價學則是關于國史研究成果評價的理論；另一方面要從縱向上探討國史學科的分類體系，如按照研究對象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外交史等專門史，或按照研究主題分為國史研究的專題史等，并對各分支學科體系及其特性進行理論探究。
國史學的學科體系及其構成問題已經引起學界關注并進行了初步探討。大致而言，國史學的學科體系主要包括國史史學史、國史學概論、國史史料學、國史評論、國史編纂學等。對此，有學者進一步將國史學科體系的基本構成概括為國史史源與史料學、理論研究類學科、國史本體研究類學科、國史研究交叉類學科四個方面，并強調：“國史研究學科體系是由國史的內涵、性質與特征，特別是國史發展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所規定的，是國史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
總體上看，目前學界對國史學理論本體論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研究并取得了較大進展，對國史學的學科體系進行了初步探索，力圖建構國史學理論體系的本體論內容。國史學本體論基本理論問題研究除探討國史學的對象屬性功能之外，還應該包括國史學的學科布局、發展規劃、研究模式、話語體系、研究規范、各分支學科及研究領域專門理論等，但目前這些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與國史學本體論基本理論問題研究相比，其學科體系建構起步較晚，討論還不充分，存在著極大的提升空間。
國史學認識論：探究國史認知主體與客體的關聯
認識論是國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學界往往多重視國史學方法論問題探討，忽視對國史學認識論的討論，缺乏建構國史學認識論的自覺性，尚未明確國史學認識論的研究對象、路徑、目標等基本問題。國史學認識論領域基本屬于空白狀態，成為整個國史學理論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少數涉及相關表述的研究，也多是在探討國史理論問題時涉及對這些問題的認知，才會有所論及。例如，國史分期問題是國史理論關注的重點，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觀點。之所以會形成不同觀點，源于研究者差異性的國史認識。有學者指出：“對歷史進行分期，即給歷史斷限，歷來是史學工作者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導人們認識歷史發展階段的一種方法，也是史學研究中的重要理論問題。由于史學工作者的歷史觀不同，對不同社會形態下的歷史進行分期，難以有統一的標準；即使在同一歷史觀指導下、對同一社會形態的歷史進行分期，由于出發點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進行分期時所處的時間節點不同，也會出現不同的意見。”研究者在國史認識上的分歧，必然形成多樣性的分期方案。這樣便引出對國史的認知問題，進而引發對國史學認識論問題的探討。但遺憾的是，目前學界對國史學認識論問題尚缺乏理論自覺，對該領域重大問題的探討非常薄弱，值得研究的問題很多，研究的難度也最大。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國史學認識論問題研究，迫切需要將認識論問題放在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高度予以重視，盡快補齊國史學理論體系中的認識論短板。
筆者認為，國史學認識論主要是反思國史認識的理論，其反思的對象是作為認知主體的國史研究者，反思的內容主要是認知主體認識國史客體的知識基礎、思維方式、認知途徑、認知特性及認知規律等。故國史學認識論主要是圍繞國史認知主體與國史客體關系而展開。
大體說來，國史學認識論所討論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探究作為認知主體的認知基礎等，說明認知主體應該具備怎樣的知識結構、理論素養和基本技能，并弄清這些要素如何影響其對國史客體的認知，進而探究認知主體的主觀創新性、想象力和洞察力對其國史認知的影響。二是探究認知主體認識客體的內在機制，探究其認識客體的基本路徑及其運思方向，揭示其認識客體的心路歷程，提煉其認知客體的過程、路徑、特性及其規律。三是探究認知主體與客體聯系的中間環節，弄清認知主體如何通過史料中介，逼近和還原歷史真實，重構國史事實的過程及其規律；弄清史料中介如何影響認知主體對客體的主觀認知，弄清認知主體是如何通過解讀史料中介來建構國史事實和國史解釋理論的。四是探究影響主體認識客體的各種外部因素，弄清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其對客體認知的；考察認知主體是如何認識客體的特性、如何揭示國史本質、如何探尋國史發展規律的。五是探究認知主體如何與客體達成一致，如何對主觀的國史認識進行客觀檢驗；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兩者出現矛盾后，如何加以解決？如何面對認知主體思維視域下的歷史假設？如何對其歷史假設進行證實或證偽？如何在矯正認知主體所做的錯誤的歷史假設？等等。這些都是國史學認識論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從國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盡管其研究重點集中于作為認知主體的國史研究者，主要探究認知主體如何進行國史認識，但當認知主體將探究目光投向國史客體并對其加以認知時，便無法回避作為認知對象的國史客體。這樣自然就與國史理論中對國史客體的解釋及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有部分重疊和交集。這就容易模糊國史理論與國史學理論的界限。實際上，兩者盡管都將目光投向國史客體，但兩者側重點是不同的。國史理論探討的側重點在于國史客體本身，集中于對國史客體進行理論解釋和說明。而國史學理論則集中于主體認知上，主要關注認知主體對國史客體進行理論解釋的認知機制，探討認知主體對國史客體的解釋方式和運思軌跡，重點探究對國史客體的認知過程和認知規律，不過多糾纏于對國史客體認知結果及其對結果的解釋。
以國史主題主線問題為例，國史理論所探討的重點集中于主題主線問題的理論解釋，形成關于國史主題主線的各種觀點。而國史學認識論著力探討認知主體的知識結構和理論素養等因素是如何影響其對主流主線問題認知的，重點探究認知主體以怎樣的視角、途徑、路徑認識主題主線，力圖揭示認知主體對主題主線認知的原則及其規律。故兩者討論對象雖在認知國史客體上有所交集，但探討重心則有較大差別，各有其功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理論是史學理論的認識基礎，史學理論是歷史理論的認識工具”。從國史學認識論的角度看，這種觀點是有道理的。所謂認識基礎，就是前者為后者提供了認識國史客體的理論指導；所謂認識工具，就是后者為前者提供了認識國史客體的分析工具。
國史學方法論：探尋國史研究方法的適宜性
國史學方法論是國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國史學界出現了引進并嘗試各種研究新方法的“方法熱”，國史學方法論的探討比較深入，但同時存在的突出偏向是重視各種方法的引入及其嘗試，忽視對國史學方法論獨特性和適用性問題的探討。因此，必須深化對國史學方法論的探究，對“國史研究方法”本身進行反思，著重探尋國史研究領域最適用和最具特色的方法，探究各種研究方法在國史學領域的適宜性問題，自覺建構國史學自身的方法論體系。
探究國史學的根本方法問題 國史研究方法具有多種層次，或為學術研究通用的根本方法（如歷史的方法、邏輯的方法等），或為歷史學通用的方法（如文獻分析法、歷史比較法），或為國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如口述史方法、社會調研法等），或為國史學分支學科的方法（如社會史方法、文化史方法等）。故國史學方法論體系的建構，必須首先對國史學方法進行分類型研究和分層次研究。國史研究起步階段，學界就重視國史研究的根本性方法。如有學者將國史研究方法歸納為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比較現代化的方法、國家—社會關系分析方法以及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等。也有學者認為，國史研究的方法需要不斷創新，但其根本的方法是所有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
探尋國史學方法論體系中的獨特有效方法問題 國史學方法論體系中有許多獨特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如口述歷史方法、田野調查方法、實地考察方法、數據分析方法、計量史學方法等。這些方法在國史領域比在歷史學其他分支學科中發揮的效能更大，更具適用性和廣泛性。例如，口述歷史方法是國史研究中最能體現自身特點的方法，也是最具實效的方法。國史研究中采用口述史方法，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研究者通過采訪健在的國史親歷者，不僅可以收集到珍貴的口述史料，補充和矯正檔案文獻史料，而且還能以口述訪談的方式感知歷史，還原歷史場景，揭示歷史真實，為國史研究提供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新的解釋范式。故國史研究必須重視口述歷史方法，并對其方法的有效性及局限性進行深入探究。又如，新中國成立以來保存了完備翔實準確的統計數據，是最適合利用統計數據方法進行深入分析的領域。對此，有學者主張運用統計學和數學的原理與方法，通過電子計算機技術和一定的數學模型，對歷史數據及歷史現象進行分析和處理，以從歷史發展的“質”和“量”兩方面規定性中得出比較準確的結論。隨著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國史學成為最適合進行大數據分析的學科領域之一，并被廣泛應用到國史的社會史、人口史、概念史等領域，豐富了國史研究的路徑和手段。故國史研究必須重視大數據分析和量化史學，并對其方法的有效性及局限性進行深入探究。
探究國史學體系中方法運用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問題 國史涉及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法律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管理史、醫療衛生史等諸多領域，其復雜度超過了單個學科所能處理的范圍，故需要采用跨學科分析方法對其進行綜合性考察。對此，有學者主張打開視野，充分借鑒和吸收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論，包括海外的優秀研究成果，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總體歷史展開全面的綜合研究，加速建構國史自主知識體系。國史學科借鑒其他學科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從新的視角理解國史研究對象，確定新的研究范疇，構建新的解釋體系，為學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動了國史學科向縱深發展。但跨學科方法引入國史研究領域后，不僅會出現國史學科主體性減弱乃至喪失的問題，而且會出現因照搬套用其他學科方法而導致的“水土不服”的問題。因此，國史學方法論必須探究跨學科研究方法引入后導致的學科重心位移問題，必須探究引入跨學科方法后如何堅守國史學的學科本位問題。同時，必須探究其他學科方法運用到國史研究中的適用性、變通性和變異性問題，必須探究跨學科方法引入后如何照顧國史學特性問題，積極探尋適合國史學研究的獨特方法，建構起中國特色的國史學方法論體系。
綜上所述，目前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突出偏向主要有：一是重視國史學的歷史理論層面的研究對忽視國史學的史學理論層面的建構；二是重視國史學淺層的應對性基本理論問題而缺乏自覺的深層次建構性探討；三是重視國史方法論問題探討而缺乏建構國史學認識論的自覺性；四是重視國史學方法論的引入及其嘗試而忽視國史學方法論獨特性和適用性問題的探討。因此，必須在厘清國史理論與國史學理論區別的基礎上，重視國史學理論體系的自覺建構，為國史理論提供必要的認識工具；必須厘清國史學基本理論與學科體系理論，拓展基礎理論研究，探索深層次學科發展規律研究；必須增強建構國史學認識論的自覺性，重視國史學認識論研究，盡快補齊國史學理論體系中的認識論短板；必須探尋國史方法論的適用性和獨特性，探尋適合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加快建構國史學的方法論體系，真正推動國史學理論研究從被動回應式思考走向自覺的理論體系建構。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資助，編號DF2023YS21
［作者簡介］左玉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首席專家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