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驗，先后共刊發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三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新中國史研究理論的回顧與思考、國史學理論體系建構的檢視、新中國史理論研究。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展現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學科、范式、話語：新中國史研究理論的回顧與思考
柳建輝
新中國史（以下簡稱國史）研究理論是關于如何認識和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學科理論。學界一般認為，國史研究理論涵蓋史學概論、史學史、史料學、史學評論、編纂學以及“三大體系”建設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鴻篇巨制《當代中國》叢書這一國史研究重要成果的編撰出版，以及當代中國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以下簡稱國史學會）、《當代中國史研究》等國史專業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專業期刊的誕生與發展，國史這一新興學科日漸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其中，國史研究理論因其對國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受到持續高度關注。總體來看，國史研究尤其是國史研究理論應與黨和國家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緊密結合，并與其學科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要求相契合，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目前這方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較大差距，明顯“滯后于國史研究的整體發展和學科建設的實際需要”。就國史研究理論而言，有關學科定位、研究范式更新和話語建構等問題始終是備受關注且頗具研究價值的重要內容，需要通過學術回顧進一步探討和明晰，為此，本文擬就上述有關國史研究理論的三個主要問題略作回顧，并對相關研究進路作簡要梳理，以期進一步引起學界同仁的探討，共同豐富和發展國史研究理論。
關于學科屬性的研究
學科屬性是國史研究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標志著新中國的歷史進程由此開啟。但由于種種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史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并沒有與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同步推進，而是更多地被納入中國革命史（以下簡稱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史（以下簡稱黨史）的研究范疇。也就是說，盡管此前國史中的很多重大問題已得到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但并不是在國史學科的自覺意識下進行的。1978年，隨著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黨史領域的撥亂反正和1981年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通過，國史的學科建設問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到20世紀90年代，學界對國史的學科屬性等問題也展開了持續的討論。
長期以來，比較普遍的一種觀點認為，國史是中國通史的一部分，是以1949年為時間上限且沒有時間下限的當代中國通史，“與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研究相銜接，純屬史學學科”，是“一門隸屬于歷史學一級學科相對獨立的新興分支學科”。我國高等院校培養的國史專業研究生也大都授予歷史學學位，劃歸歷史學科。當然，與歷史學科內其他分支學科相比較，國史這一新興分支學科具有其特殊性，如有學者認為它是一門“政治性很強、意識形態性很強”的歷史學科，“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學術性相結合、歷史性和現實性相結合、距離感和現場感相結合、靜態感和動態感相結合的特點”。
與此同時，鑒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有觀點認為國史是一門綜合性學科，大致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既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又屬于歷史學和政治學，主要是這三種學科的集成和融合”；另一方面則是與黨史“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學科。總體來看，國史的學科屬性在具體表述上還“有模糊和矛盾之處”，其在歷史學科、具有特殊性的歷史學科、綜合學科、相對獨立學科等學科定位之間仍有較大的探討空間和學術張力。
在國史學科屬性的討論中，如何認識國史與黨史這兩個天然聯系緊密的學科領域的關系，始終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就目前所見，幾乎所有關于國史研究理論的論著都涉及國史與黨史關系的討論，從研究對象、研究角度、研究范圍、研究重點、編研側重、研究理論與方法等方面進行系統比較。長期以來，黨史學科始終把國史研究作為重要內容并取得了豐碩成果，與此同時，國史學科也是在黨史研究的基礎上逐步獨立、發展起來的。正是由于國史與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在研究內容上高度融合，研究理論和方法相近相通，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意識形態屬性等特點和“資政、育人、護國”的現實功能，因此，在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有學者指出，鑒于國史與黨史內容的重合性，有了黨史研究機構，就沒有必要再設立國史研究機構。但也有學者明確提出，國史和黨史存在“‘和而不同’的特征”，二者之間還存在不可互為替代的差異性。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史國史的學習、研究、宣傳和教育，先后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指示批示，推動黨史國史研究事業蓬勃發展。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將“中共黨史黨建”列為法學門類下一個新的一級學科；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中共黨史黨建學作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正式納入招生目錄。在此前后，學界進一步加強了對國史學科屬性的討論。考慮到國史學科在歷史學門類中國史一級學科內不那么突出，且面臨被邊緣化趨勢的現實困境，不少學者建議將國史設置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二級學科。例如，楊鳳城提出：“可以考慮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作為二級學科納入”；王炳林認為，中共黨史黨建學可以考慮設置六個二級學科或學科方向，其中就包含“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儲著武也認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設立，為加快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學科建設開辟了另一條通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設置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二級學科，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科和中共黨史黨建學來說是相互作用、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事情”。
鑒于國史的特殊學科屬性，在中國史和中共黨史黨建學兩個一級學科下同時設置國史二級學科或研究生招生專業，一度成為國史學科發展的現實趨向。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為代表的部分高校從實踐層面已經將國史作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的二級專業進行研究生招生和培養，這對國內其他高等院校國史學科的設置具有很強的示范作用。不過，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試行版）》發布，法學門類下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設中共黨史黨建學理論、中國共產黨歷史、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黨務工作理論與實踐四個二級學科，并未包含國史，國史則仍然以中國現代史冠名，作為歷史學門類中國史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要站穩新中國史史學屬性的腳跟，立足當前作為中國史分支學科的地位”。這種觀點在國史學界仍較有代表性。可見，從長遠來看，對國史學科屬性及其獨特性、相對獨立性如何進行深入研究，仍有進一步探討并逐步明晰進而取得共識的必要。
本文認為，隨著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斷繁榮發展，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學科發展會進一步深入，其外延的拓展和二級學科的設置應在將來的適當時機進行調整和增補，國史應作為首選或必選二級學科之一；到一定時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國史上升為一級學科，也并非不可能。
關于研究范式變遷的探討
研究范式是一門學科學術體系的核心構成要素。隨著國史學科的不斷發展，國史研究范式也開始呈現多樣化的趨勢。而以研究范式創新引領學術體系創新，是建構國史自主知識體系、推動國史“三大體系”建設的內在要求。據目前學界的討論和歸納，國史主流研究范式大體經歷了革命史范式——現代化范式——中華民族復興史范式的演進過程，與此同時，新革命史范式、中國式現代化范式等也在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國史研究范式的更新既與時代變遷密切相關，也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產物，體現了國史研究理論的不斷成熟。
革命史研究范式主要以近現代以來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為時間節點，從中國人民英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視角闡釋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長期以來是中國近現代史、黨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革命“全面重塑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價值倫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在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改革開放前，國史研究主要被納入黨史、革命史研究領域，按照革命史研究范式，研究者更多從革命立場等角度來分析新中國成立和發展等問題，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取向，產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突飛猛進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術化的日益強化，現代化研究范式逐漸成為中國近現代史和黨史研究領域的主流范式，這對20世紀90年代剛走向獨立的國史學科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研究范式將新中國的發展置于更廣闊的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加以考察，從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敘述新中國的現代化歷程，與以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相比，更加多元地呈現了國史的復雜性和豐富面相。
進入21世紀，一些學者基于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和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革命史研究范式一度式微的背景下提出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新革命史強調從常識、常情、常理角度分析問題，突出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基層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開拓了諸如“話語、符號、象征、形象、想象、認同、身份、記憶、心態、時間、空間、儀式、生態、日常生活、慣習、節日、衛生、身體、服飾、影像、閱讀等等”新的研究視點，旨在“回歸學術的革命史”，具有一定的理論探索意義。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新革命史研究主要是從微觀細節和日常生活角度對傳統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宏大敘事所遮蔽的鮮活歷史和豐富面相進行再發掘，對此，有學者將新革命史看作在學術自身演進邏輯和時代變遷驅動下“把傳統革命史觀提倡的研究取向和內容付諸實踐”。此外，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研究的歷史轉向，以及社會史研究所強調的從基層社會、社會生活等出發的眼光向下、由內而外的視野，也大大提升了國史研究的問題意識、選題范圍、史料分析維度和技術能力，呈現出有別于以往國史研究的頗具獨特性的敘事框架。同時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部分此類研究成果尚存在矯枉過正、過度關注歷史細節的“碎片化”傾向，在研究時段上也以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為主，因此就國史研究來說，上述研究范式或研究進路雖大有可為，但仍任重道遠。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將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主題明確凝練概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以此作為分析框架將百年黨史劃分為四個時期，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提供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有學者認為這是“確立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研究新范式的參照”，即中華民族復興史研究范式。還有學者指出，這一研究范式“整合和超越了以往流行的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的舊范式”，“科學地把握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和大勢”。中華民族復興史研究范式對國史研究具有范式創新的重要意義，有學者對此明確指出，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把國史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新中國史研究的新范式”。將國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大決策、重要人物、制度建構等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審視，可以從整體上更好地把握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有利于推動國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由此，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范式被學界頻繁提及，一些學者敏銳地洞察到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范式對國史學科發展的理論價值，提出“把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范式運用到新中國史研究之中，是構建新中國史研究話語體系的迫切要求”，要“在中國式現代化敘事中建構國史新知識體系”等；還有學者從中國式現代化研究范式出發，將國史分為1949—1978年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期奠基、1978—2012年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形發展、2012年以來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時代三個時期。
本文認為，各種科學合理的研究范式都對國史研究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切磋討論有益，今后應加強相互交流，以中國式現代化范式研究國史雖剛剛起步，但充滿機遇，更值得加強探討爭鳴，共同促進學科發展和學術體系的逐步建構。
關于話語體系的研究
國史話語體系的探討始終伴隨國史的研究進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國史有“用于宣傳的意識形態話語”和“用于研究的學術規范話語”兩套話語，“有必要用不同的話語體系將政治活動和學術活動區別開來”。筆者以為，在學術研究中應進行合理的話語轉換，盡可能使用學術話語。
話語體系的建構需要有一個長期的過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后，國史話語體系再次成為學界熱議話題。一方面，學者們坦言國史學術話語尚處在初始建構過程中，需要建立和逐步完善有別于黨史的相對獨立的話語系統。另一方面，針對當時甚囂塵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學者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對國史解釋的話語權”。可見，國史話語體系建設既是國史學科獨立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體現了學者們在面對國內外輿情壓力下的歷史自覺和責任擔當。
進入新時代，為有效應對歷史虛無主義錯誤思潮帶來的嚴峻挑戰，國史研究話語權問題的討論一度形成高潮。以國史研究重鎮當代中國研究所為例，2014年4月16日，該所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就國史研究話語權和話語體系建設問題舉辦“國史研究話語權建設”學術研討會。不少專業學術期刊也先后開辟這方面討論的專欄或欄目。總體來看，在國史研究不斷深入推進的過程中，國史研究話語權和話語體系建設始終是其重要議題。國史學界正視話語權建構面臨的嚴峻挑戰，不斷呼吁切實增強建構“國史話語權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建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形成“主體性、原創性話語”，牢牢掌握國史的“敘述權、闡釋權和話語權”，積極探索國史研究話語權和話語體系建設的原則和有效路徑。
近年來，學界將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和致國史學會成立30周年賀信精神與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結合起來，進一步從加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整體視野統籌思考國史的話語體系建構問題，推動建構自主的國史話語體系。對此，有學者將國史話語體系具體劃分為“學術話語體系、大眾話語體系、國際傳播話語體系”等，國史話語體系研究日益走向深入，概念、范疇、命題、思想表達、敘事結構等不斷納入學術研究視野。本文認為，國史話語體系研究看似容易、簡單，但真正形成既科學又走向大眾和國際的話語表達，產生切實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輻射力且具備學術生命力的話語體系建設仍任重道遠，需要學界潛心聚力，久久為功。
思考與展望
通過上述簡要梳理可見，學界對國史學科定位、范式更新、話語建構等問題進行了持續討論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要看到，目前相關研究成果還主要集中于個別問題和少數學者，輻射范圍有限，缺乏學術成果的良性互動，尚未得到學界廣泛參與。進一步深化國史研究理論，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觀的重要論述為指導，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對話，推動國史學科與黨史學科協同發展，不同研究范式多樣共生，并提升建構國史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
（一）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觀的重要論述為指導，持續深化國史研究理論
歷史觀是開展歷史研究的前提，歷史觀不同，得出的歷史結論必然大相徑庭，歷史觀錯誤，研究更會走入誤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要“堅持唯物史觀、正確黨史觀，在黨和國家歷史問題上正本清源”，“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同時，要“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觀的重要論述為指導，持續深化國史研究理論，應將其貫穿于國史研究的長過程，使其始終成為國史學界的思想共識和學術自覺。
1.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治學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歷史，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既不能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就國史研究而言，就是要全面、歷史、辯證地認識和評價國史上的重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重要文獻，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正本清源，才能客觀全面地展現新中國的歷史原貌，進而形成正確的歷史認知。例如，在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它們在“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又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這些重要論述有利于國史研究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推動著國史研究理論持續深化。
2.始終堅持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基本立場和觀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場、人民至上”。國史是由中國人民創造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開創和發展的歷史。開展國史研究首先必須搞清楚“為什么人的問題”，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樹立為人民做學問的理想。廣大國史研究者要牢記“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準確把握人民群眾對歷史的創造作用，自覺把個人學術追求同國家和民族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為國修史、為民立傳，持續推動國史研究事業繁榮發展。
3.始終樹立大歷史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觀察和認識中國,歷史和現實都要看”。這就要求國史研究要“立時代潮頭，通古今變化，發思想先聲”，在古今中外的時空坐標內審視和把握國史的歷史方位，在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縱橫比較中進行考察和審視。與此同時，國史研究還“需要有一個寬廣的視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國發展大歷史中去看”，在放眼全球的開闊視域中處理好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深化和拓展對國史相關問題的認識。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歷史觀的重要論述立意高遠、思想深邃、內涵豐富，明確了國史研究的指導思想、時代使命、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學科站位、評價原則、功能特征、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論問題，為深化國史研究理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國史學科與黨史學科相互依存
從歷史淵源、現實境況和未來發展來看，國史與黨史兩個學科相互依存、互相助力、融合發展、構建學術共同體，既是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偉大成就、激勵人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客觀需要，也是學科發展突破瓶頸、擺脫困境、實現共同發展的內在要求。
目前，國史與黨史分屬中國歷史和中共黨史黨建學兩個不同的一級學科，其研究對象、范圍、側重點、學術傳承、國際交流等方面具有各自的鮮明特色。例如，在研究對象上，國史主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其研究主體是作為新興民族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共和國本位”，屬于通史的國別史研究；黨史則主要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強國的歷史和黨自身建設、自我革命的歷史，其研究主體是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屬于通史中帶有專史特點的政黨史研究。在研究范圍上，雖然國史與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重疊交叉，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理論和實踐同時是黨史國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但二者仍各有側重。作為國家史，國史涵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領土范圍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防、外交、人口、自然環境等各領域各方面，全面的結構性研究都是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港澳臺地區作為中國固有領土，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發展歷程也是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黨史的學術版圖同樣十分廣闊而多元，絕不僅限于政治史、執政黨史，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集體能動者”，對黨的執政史和自身建設史等能動性研究毫無疑問始終是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學術傳承上，兩個學科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重視對中國悠久史學傳統的傳承和創新，并吸收借鑒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一般理論和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國史作為與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并列的中國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吸收借鑒中國悠久而成熟的治史修史優良傳統更應成為學術自覺。以史書編纂為例，國史除了運用當今通行的章節體外，也要考慮如何創造性地繼承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典制體、方志體、史地體等中國史學的傳統體裁與體例，以便與中國歷代史書相呼應。在國際交流上，兩個學科都肩負著史實澄清、形象塑造、學術互鑒等責任和使命，從目前國際輿論環境來看，國史在彰顯中國共產黨執政成效、國際溝通對話、文明交流互鑒、傳播好中國聲音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總之，國史和黨史兩個學科各有特色，不能籠而統之地合二為一，同時也要清晰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作為核心領導力量，帶領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創立了新中國，并領導國家建設和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國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的歷史，其最大的共同點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都是以人民為中心。因此，在國史學科發展過程中不必過分自我設限，刻意強化二者之間的學術區隔，而應積極推動兩個學科的協同發展。
（三）推動國史研究范式多樣共生
通過研究范式創新提升理論闡釋能力是理論研究不斷成熟的表現。多年來，國史研究領域既有傳統研究范式的推陳出新，也有全新研究范式不斷涌現，形成了研究范式轉換的學術自覺。而各種研究范式多樣并存、多元發展，才能多維度多層面提升理論闡釋能力，推動國史研究理論不斷走向成熟。
正如有學者指出：“國史內容是豐富多彩和多側面的，國史研究只是選擇歷史的某個側面進行剖析，故對其理論闡釋必然是多元的。”以革命史研究范式與現代化研究范式的關系為例，雖然20世紀80年代后期二者的此消彼長曾引發學界熱烈討論，但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彼此之間并非完全對立的迭代關系，而是各有側重、相互補充，故應彼此包容，長期并存。而曾一度出現的以現代化研究范式抨擊否定革命史研究范式，打著范式轉換的旗號宣揚“告別革命”、否定中國革命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的主張，則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必須始終加以警惕。
當前，主流國史研究成果中以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為關鍵詞的歷史分期，總體上體現了革命史研究范式與現代化研究范式相互依存的敘事邏輯。同樣，曾以“對著干”姿態出現的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在研究對象、研究范圍上與傳統革命史沒什么兩樣”，二者之間也“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新革命史是“在前者基礎上的延伸與拓展”，而非否定和另起爐灶。簡言之，這實際上可以將其看作吸收傳統革命史研究范式合理內核基礎上進行的一種結構性調整。近年來，中華民族復興史范式提出后，學者們就明確表示“新的研究范式并不意味著排斥、否定其他的研究范式”。本文認為，不同研究范式之間可以兼容、并存，基于學術研究的不同時段和實際需要，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事實上，每種研究范式都有其優勢和限度，并無絕對優劣之分。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簡單地以一種范式而排斥另一種范式，都會導致片面性和局限性”。
（四）提升建構國史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
從學界對國史話語體系研究的歷程來看，國史話語體系的建構始終面臨學科發展內生動力和嚴峻形勢外在壓力的共同作用，形勢緊迫，任務艱巨。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國史話語體系如何建構的思考，且多納入國史“三大體系”建設的研究范疇，尚缺乏對國史自主話語體系的專門性研究。從學科發展對話語體系建構的內在要求出發，要有建構國史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自覺，積極推進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從應對危機回應期待的現實需要出發，要有建構國史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自信，實現有效的話語表達和話語傳播。
建構國史學術話語體系是國史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而對新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標識性概念范疇進行學理性提煉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們不僅要重視在歷史變遷中提煉富有時代特色的概念和范疇，客觀反映新中國不同階段的奮斗歷程，也要重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軍事、國防、安全、外交等具體領域的實踐解讀中提煉富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概念和范疇，引領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此外，要善于發掘不同時期政治文本中不斷被復述和強化的標識性概念，推動其向學術概念轉化，實現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與互補”。
面對長期以來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西方學術話語霸權和話語陷阱，國史研究還要樹立應有的學術自信，立足中國實踐，以我為主展開國史的敘事和傳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現代化、四個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小康社會、全過程人民民主、脫貧攻堅、共同富裕、精神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中國發展進程中圍繞國家發展、社會進步、人類和平等重大問題所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話語和寶貴經驗，對世界各國人民都具有借鑒意義。只有在“中國好故事”的基礎上通過超越時空與地域局限的理論精煉，打造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疇和話語表述，才能切實解決“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問題，真正講好中國故事。
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目前“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要“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這一重要論述不僅對國史學科自主話語體系的建構提出了明確要求，更是加快建構國史學科自主話語體系的重要遵循。國史研究者要肩負起時代使命，在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上聚焦發力，深耕久耘，以扎實的理論研究和史實凝練，提升國史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綜上所述，國史學科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基礎學科之一，也是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性學科。從學科定位、范式更新、話語構建等方面持續深化國史研究理論，是提升國史研究學術原創能力、推動建構國史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抓手。當然，國史研究理論不僅只有以上幾個方面，更多的研究回顧和展望需要學界同仁共同努力，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總結。
*本文在成文過程中，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莉莉做了大量工作，特此說明
［作者簡介］柳建輝，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