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
［編者按］“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學術史是學術研究的歷史，是對學術研究進展的及時反映，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當代中國史研究》自創刊以來，秉持“研史通變，資政育人”的辦刊方針，密切關注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前沿，積極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討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科學總結當代中國成功經驗，先后共刊發各類學術文章3000余篇，及時反映了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的進展。為繼續推動當代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本刊特開設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術史專題，推出系列筆談文章。本期四篇學術史文章主題分別為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當代中國鄉村社會史研究、當代中國城市社會史研究。文章結合新時代新征程國史研究的新任務新要求，系統梳理了其研究進展及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準確把握相關領域發展現狀，明確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進國史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國史學科知識體系。
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三題
朱漢國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地位”。此后，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研究日漸成為學者們共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據筆者觀察，近20年來，每年都有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論著發表。有的學者還出版了以“社會建設”為題的專著，特別是當代中國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由李文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9）》，不僅闡釋了社會建設的內涵，更是以社會建設發展為主線構建了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框架。從學術背景來看，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不僅有社會學、政治學學者，也有歷史學學者。不同學科的學者基于各自的學術認知，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本文則從歷史學的視角，把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置于歷史學研究視域下，略陳幾點關于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的思考。
如何構建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
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首先要厘清什么是社會建設？目前關于社會建設的闡釋，仍有不同的認知。
孫中山1917年發表的《民權初步》，曾被他稱為“社會建設”。不過，孫中山所說的社會建設，實際上是基層社會政治生活建設，與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建設差異很大。1935年，社會學家孫本文在《社會學原理》一書中對社會建設曾做過解釋：“依社會環境的需要與人民愿望而從事的各種社會事業，謂之社會建設”。孫本文把社會建設與社會事業聯系起來，其含義已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受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國內政治環境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體布局中并未把社會建設作為一個獨立的單元來部署，學界也很少關注社會建設問題。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并列，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建設目標和任務的提出，激發了學界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研究和討論，并形成了以下三種影響較大的觀點：
一是民生事業論，強調社會建設要以民生為導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強。他認為：“社會建設是什么？中國其實有大社會、中社會、小社會。小社會就是過去改革以前的社會事業，即科學、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社會建設的概念是中社會的概念，它比小社會要大一些，相對于政治、經濟而言的社會。民生為主的社會，大體上說的是社會管理、社會保障，也就是住房、養老、分配、就業、計生、教育”。
二是社會結構論，力圖從優化社會結構的角度來闡釋社會建設。對此，陸學藝認為，社會建設就是為適應國家由農業農村的傳統社會向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的轉變，適應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積極面對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進行的各種有利于改善民生，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進步的社會行動與過程。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包括社會事業建設、社會體制和社會規范、社會管理和社會安全體制、調整社會結構，其目標則是實現社會和諧和社會進步。
三是社會重建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基于政府、市場、社會“三元結構”理論，認為社會建設的目標就是重建社會。例如，孫立平認為，社會發展首先必須以社會為基礎，社會的建設首先是社會的發育，因此，社會的發育是社會建設和發展當中極為重要的任務。
基于學界對社會建設的不同認知，社會建設的具體內容也有不同的表述。例如，青連斌認為，社會建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大力發展社會事業，解決經濟社會不協調問題；二是加強社會制度、體制和機制建設，解決制度缺失和體制機制不健全問題；三是加強社會結構建設，解決社會結構失衡問題。陸學藝則認為，社會建設涉及九個方面的內容，即社會結構的調整與構建、社會流動機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階層利益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社會事業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區建設、社會安全體制建設、社會管理機制建設。由此可見，關于社會建設的內容，學界也是各抒己見，莫衷一是。應該說，上述各方面都是社會建設的內容，但進一步分析，則不難發現上述論點大體反映的是社會學界對社會建設的思考。筆者以為，這些闡釋都存在一個共同的現象，即把社會建設內容平面化、靜態化了。從歷史學的視角來看，社會建設應是個系統工程，其建設內容應是立體、系統且不斷發展的。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在黨和政府主導下開展的。如果要給當代中國社會建設下個定義的話，社會建設就是黨和政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動員全社會力量，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確保社會正常運行、和諧發展的方針、舉措及其實施過程。
筆者以為，在歷史學視域下，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社會建設的頂層設計，主要是指黨和政府關于社會建設目標的制定。當代中國的社會運行，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按照預定目標有序建設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新中國的建設藍圖，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根據國情變化不斷更新建設目標和方案。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到后來的“人民公社”建設方案，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到改革開放后的“小康社會”建設方案，尤其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提出的從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21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無不反映著黨和政府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以及社會建設目標的錨定。黨和政府關于社會建設的頂層設計和建設藍圖的繪制，保證了我國社會建設的有序開展。我們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應首先研究黨和政府的社會建設方案與目標。
二是社會建設的基礎建設，主要是指以民生建設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建立并完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良性運行的重要保證，也是社會建設的基礎內容和重要任務。社會保障體系是個系統工程。新中國成立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基本未能有效展開。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不斷推進，日益完善。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內容涉及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基礎層面，涉及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等事項。第二個層面是重點層面，涉及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事項，尤其強調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進政策”。第三個層面是補充層面，主要是指慈善和商業保險。在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中，黨和政府是主導，擔負基礎層面和重點層面保障事業的建設重任；社會力量是補充，主要以慈善、商業保險等事項協助黨和政府進行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與發展。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社會保障體系的各個方面都經歷了從初步建立到不斷完善的過程。
三是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社會有序健康發展。這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建設，一方面是健全與社會利益息息相關的就學制度、就業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是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通過這兩個方面的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切實實具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的具體進展
自“社會建設”概念明確提出以來，學界在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概念、內涵進行理論闡釋的同時，也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所關涉的事項進行了具體探討。梳理近20年來學界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具體內容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研究
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展開的，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關系是學界研究的重要議題。其中，在專著方面，康沛竹結合1949年以后發生的重大災害，研究了中國共產黨防災救災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論述了歷次防災救災的實踐及成效。趙朝峰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災荒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救災實踐。胡映蘭以社會建設為主線，系統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建設思想的發展歷程，并對其演進規律、經驗啟示等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在專題論文方面，王冠中側重研究了中國共產黨應對疫病的措施，認為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成功防控了疫病，贏得了民心，為此后應對類似突發性危機事件提供了借鑒。李春耕回顧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如何解決當時存在的失業、災荒等社會痼疾，認為黨和政府的社會工作有效化解了各種社會矛盾，使黨和政府一開始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
（二）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與發展研究
建立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任務。社會保障體系是個系統工程，其內容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保障體系的宏觀研究 鄭功成等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遷與改革進行了系統總結與評論。宋士云論述了1949—2002年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認為農村社會保障存在三種模式：1949—1955年是農村土地保障和國家、社會救助模式，1956—1983年是農村集體保障和國家救助模式，1984—2002年是農村土地保障和國家、社區扶助以及現代社會保障試點三者并存的模式。此外，相關研究還有段慶林、方青、王國軍等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聚焦于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遷，探討了從“集體保障”到“社會保障”的演變歷程。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對社會保障體系做了一定的宏觀探討，并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持續深化。
社會保險制度研究 社會保險制度是社會保險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對此多有研究。例如，尹伯成等通過對社會保險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分析與回顧，闡述了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標。鄧智平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保障制度演變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宏觀分析，并建構了一個從路徑依賴、政策擴散、國家自主性三維解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的綜合理論框架。鄭飛北則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勞動保險制度的確立及發展過程進行了系統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勞動保險政策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并從提供生計保障、促進社會公平和提升經濟效率等方面對勞動保險制度進行綜合評價。
社會救助研究 社會救助是學界論述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中成果較多的一個方面。例如，趙朝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初期、集體化時期、改革開放以來這四個時間段來研究弱勢群體成因和救助對策，并著重考察不同時期社會救助的特點，以期全面總結當代中國社會救助事業的歷史經驗。有別于趙朝峰的宏觀性研究，一些學者更多關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救助或區域性的社會救助。例如，高冬梅探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針對各類弱勢群體的情況制定的不同救助方針，認為當時的弱勢群體社會救助工作經驗對此后的救助工作與社會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李小尉論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對乞丐的救濟與治理以及對城市貧民的生活救助情況。
疾病防治和醫療保障研究 疾病防治和醫療保障是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學界對此有一定的研究。例如，李洪河考察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疫病流行，著重論述了政府的防治對策及成效。董國強等以麻風病及其防控、救治工作為切入點，分析了國家和社會在制定麻風病防控、救治工作政策與貫徹實施過程中的互動作用及影響，探討了“麻風病為什么會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等問題。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則結合“赤腳醫生”等實例，通過探討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歷史，論述了新中國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建設等問題。
社會福利研究 社會福利也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體現，學界對此做了較多探討。例如，景天魁等詳細地梳理了當代中國社會福利發展歷程，認為1949—1956年是其形成時期，1957—1966年是全面建設時期，1967—1976年是停滯時期，改革開放后則最終從國家和企業為主的保障模式轉變為以國家和社會為主的現代福利模式。宋士云將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發展劃為三個階段：1949—1956年是傳統福利制度的創建階段，1957—1983年是傳統福利制度的發展階段，1984年以后則是傳統福利制度向新型社會福利制度的轉型階段。此外，學界還對社會福利進行了分時段的研究，如李小尉探討了“大躍進”時期的社會福利事業，成海軍考察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社會福利制度變革。
（三）民眾的收入分配與就業研究
收入分配與就業直接關系民眾的日常生計。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經濟制度的變化，收入分配與就業制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近年來，學界對這些制度的產生及運行過程有較多探討。
收入分配研究 學界對收入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體化時期農民收入分配等方面。例如，盧暉臨從農村房屋分配入手，分析了集體化經歷與農民平均主義心態形成的關系。鄭衛東從不同時段、不同家庭人口結構具體分析了集體化時期財富的分配模式及其對家庭生育的影響。孟慶延從“倫理”而非單純“利益”的角度來理解“倒欠戶”現象。徐衛國等則根據河北保定一個生產隊的實物賬及其他調查資料，研究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戶勞動報酬實物化的問題，揭示了實物化與抑制農戶消費行為以及助長農戶超計劃分糧的復雜關系。
就業研究 學界對就業的研究多圍繞就業制度展開，其中側重探討了20世紀50—80年代的子女頂替就業現象。例如，王愛云較早開始研究子女頂替就業問題，她認為子女頂替就業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比較復雜的變化，這種制度對促進就業曾發揮過積極作用，但從根本上說并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有效辦法。田毅鵬等指出，子女頂替就業最初主要是出于對因工死亡、致殘或年老體衰職工的社會保障而頒布的一種補償性和照顧性的福利政策，70年代末，為解決“文化大革命”時期積累的就業重壓，子女頂替政策被逐步大幅度放寬。蔡伏虹認為，子女頂替就業這種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就業組織形式是集體化時期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會以不同形態出現，勞動關系也因此會呈現出不同結構。
（四）社會治理體系研究
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保證社會協調運轉的重要方式，也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經歷了由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演進過程。中共十八大之前，學界論及社會治理體系的文章，大多是著眼于“社會管理”層面。例如，莫岳云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州城市管理的歷史過程，分析了這一時期包括以“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城市基層的管理體制的建立和職能作用。高中偉考察了1949—1957年城市基層社會組織的建立與運轉過程，認為此時城市基層政權組織完成了從軍事管制到區街建政的轉變，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組織實現了從保甲制到居民委員會的過渡。張浩則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的城市改造及基層社會管理體系建立完善的過程。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社會治理”隨即成為熱詞，同時也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門議題。此后的每年都有關于社會治理的論著發表，一些在讀的研究生也以社會治理為題撰寫自己的學位論文。例如，劉彥以組織化、去組織化和再組織化為分析框架，將新中國70年基層社會治理的演進歷程分為基層社會治理組織化、基層社會治理去組織化和基層社會治理再組織化三個發展階段，總結并反思了不同時期基層社會治理路徑的成效與局限。
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的研究者主要來自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和歷史學領域。不難發現，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在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具體內容上，表現了不同的理論依據和分析路徑。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大多注重于社會建設現狀的宏觀分析和對未來發展的規劃，歷史學領域的學者則多注重于對社會建設過程史實的考察和對當下社會建設的啟迪。應該說，正是在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得以持續不斷推進，取得顯著成績。
如何深化當代中國建設史研究
無須諱言，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作為當代中國史研究中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仍有許多亟待進一步開拓和深化的空間。
（一）要注重社會建設的“歷時態”考察
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個動態的過程，我們要全面地了解和認識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發展，就必須把社會學等學科的靜態分析與歷史學的動態研究結合起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社會建設各個方面的發展都經歷著一個不斷完善和健全的過程。
例如，當代中國的勞動就業制度從建立到完善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就高度關注人民群眾的勞動就業問題，針對當時城鎮失業狀況制定了相應的失業救濟和多種形式的安置就業政策。此后，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的有序發展，制定了“統包統分”的就業政策。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黨和政府及時調整了就業政策：一方面，改變了大中專畢業生的“統一分配”，走向就業的“雙向選擇”；另一方面，打破就業的“鐵飯碗”，實行市場化就業政策。
又如，當代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20世紀50—8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開始實行“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開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與此相適應，我國開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收入分配制度。
此外，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社會救助制度，經歷了由社會救濟到社會救助的過程；社會治理體系經歷了由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過程。因此，我們只有對社會建設諸方面的演進變化加以深入的考察，尤其注重從“歷時態”的角度展開分析，才能更加全面系統地反映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全貌。
（二）要注重社會建設的實證研究
實證研究是歷史學的基本學科屬性特征。所謂實證研究，就是拿史料說話。因此，歷史學視域下的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研究，既要重視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同時更要依據史料論證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發展實態。前述諸多研究成果便是實證研究的重要代表，但總體而言，學界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論著，還是宏觀議論多于實證研究。因此，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我們一定要進一步加強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社會建設的各項事業與民生息息相關，史料收集的途徑，不僅要面向檔案館、圖書館，更要深入城鄉基層，征集民間相關材料。與此同時，還要依據材料做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使我們的研究真正做到持之有據，言之有理。
（三）要有“整體”意識，同時避免社會建設研究中的同質化現象
從已發表的有關社會建設研究成果來看，多以某一地或某一項政策為個案研究。中國之大，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城市到鄉村，人文環境和自然條件差異甚大，同樣一項有關社會建設的國家政策或措施在各地實施過程中也會出現較大差異。因此，我們選擇某一地區做個案研究，可以依據相對集中的材料對當地的社會建設可做充分闡述。事實上，社會建設的個案研究往往容易出現兩種現象：一是缺乏“整體”意識，即局限于地方材料，就地方談地方，忽視與中央的聯系，忽視與整個國家社會建設的關照；二是忽視地方特色，忽視地區間的差異，出現研究成果的同質化現象。因此，深化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一定要把控好微觀與宏觀、個案與整體的關系，既要有個案的微觀研究，又要置個案于整體之中，全面反映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的面相。
（四）要有大局觀念，要把社會建設置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去考察
如前所述，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在這個系統性建設工程中，不僅社會建設諸方面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而且它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也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因此，我們在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時，應考慮社會建設與其他建設尤其與政治建設的關系。事實上，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在演進過程中一直深受政治建設的影響。政治建設主導著社會建設。如何估量政治建設對社會建設的影響？如何看待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設的辯證關系？這是富于挑戰性的理論問題，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建設須正確認識的問題。同樣，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也存在類似辯證關系，這種關系顯然不是簡單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種有機的化學反應，但其過程如何、特點如何，仍需學界做進一步探討。
（五）要有國際視野，要加強與國外社會建設相關事項的比較研究，同時加強與海外學界的交流與合作
經過70多年砥礪奮進，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成就不僅惠及14億多的中國人民，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因此，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也要具有國際視野，要加強與國外的比較研究、合作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得益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得益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益于全國人民團結奮進、不懈奮斗。當代中國在推進社會建設中“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對口援助”等舉措無不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在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沒有我們的制度優勢，但是他們在一些與民生相關的醫療、養老、住房等社會福利事項上也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與此同時，隨著新中國的各項事業取得顯著成就，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海外學者對當代中國的研究熱情日益高漲，其中的研究成果就涉及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關注。如澳大利亞學者辛蒙的《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一書，論述了我國改革開放前后農村勞動力市場變化和城市的就業狀況。此外，在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中，也能經常見到論述當代中國醫療保險、就業、收入等的論文。因此，為深化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史研究，客觀地與國外在相關社會建設事項上進行比較研究，同時加強與海外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綜上所述，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研究作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取得的成績是廣大學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結果。期待在未來的研究中，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能進一步加強合作交流，取長補短，共同推進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研究，也期待更多的歷史學者能參與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研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建設貢獻史學智慧。
［作者簡介］朱漢國，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本文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研究”（20LLZZA005D）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