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來，國內學界當代中國史研究日益繁榮，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學人投身該領域，推動其持續深入發展。但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史研究也面臨一些其他史學門類所共有的問題，并程度不同地在青年學者提交的研究論文中反映出來，如議題不明、史料堆砌等。要規避如上問題，提升論文的總體層次，做到“史論結合”，既需要明確學術研究過程，又要做到議題清晰、論點清晰、史實清晰；既需要處理好史料引用問題，又要講究文字功夫。
［關鍵詞］當代中國史；論文寫作；歷史理論；學術規范
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出臺后，國內的“當代中國史”教學和研究迅速鋪開。經過各級黨史國史研究機構、科研院所和若干重點高等院校等廣大學界同仁數十年來的共同努力，“當代中國史”已成為“中國通史”序列中的一個重要板塊，學科定位逐漸明晰，學科建設頗具規模，教學體系日臻完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不過，從筆者長期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教學工作的經驗以及參與學術期刊論文和碩士博士學位論文評審工作的情況來看，目前當代中國史研究也面臨一些其他史學門類所共有的問題，并程度不同地在青年學者提交的研究論文中反映出來。這些問題實際上涉及史學研究觀念和論文寫作技巧兩個層面。本文擬首先闡明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的應然關系，然后列舉四類較為常見的“問題論文”，并結合自己的長期實踐談談論文寫作中應該注意的若干技術性問題，供歷史專業學生和其他史學愛好者參考。不當之處歡迎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一個學者的基本任務包括進行學術研究和發表學術論著。學術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斷增進人們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認知。而學術研究能否發揮實際效用，研究成果的公開發表至關重要。如果一項重要的創新性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其所蘊涵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就無法得到體現。這是從“高大上”的層面講學術發表的重要性。從世俗層面講，學術發表還決定著學者的職稱晉升，所以英文中常說的一句話是“publish or perish”。中國學者李連江也出過一本書，書名就叫《不發表就出局》。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必定基于一項好的學術研究。因為學術研究是一種實質性的工作，論文寫作是一種技術性的工作。換言之，學術論文應該是特定研究議題、研究宗旨、研究路徑、研究資料、研究發現的綜合展示。學術論文的創新性源于學術研究的創新性。而史學研究的創新性，具體則包含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資料的拓展。
研究理念的更新主要表現為跳出傳統的歷史編纂學的窠臼，把相關史實放置到更為宏大的時代背景中去，采用跨學科的研究路徑加以認知和闡釋。1942年3月，毛澤東在談到如何研究黨史時就曾明確提出：“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還把這種方法簡練地概括為“古今中外法”。而法國年鑒學派則在20世紀前中期明確提出“新史學”概念，主張將“經濟的和社會的歷史”作為史學創新的方向，“打破使史學和其他鄰近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相隔絕的學科劃分”。該學派還反對從“大人物”的性格、心理及心血來潮出發解釋“群眾運動”的原因，指出其真正的原因“存在于地理因素、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知識因素、宗教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等之中”。這些主張實際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倡導的歷史唯物主義。總而言之，只有擺脫傳統史學觀念的束縛，廣泛借鑒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聚焦于歷史的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才有可能提煉出重要的創新性議題。
研究資料的拓展主要表現為資料類型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談到調查研究問題時曾明確提出，要“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他還具體列舉了能夠全面反映當時社會各種情況的七大類資料的收集方法。法國年鑒學派重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談論“新史學”時也指出：“新史學擴大了歷史文獻的范圍，它使史學不再限于朗格盧瓦和塞諾波斯所主要依據的書面文獻中，而代之以一種多元史料的基礎，這些史料包括各種書寫材料、圖像材料、考古發掘成果、口頭資料等”。這些史料收集的方法和途徑對我們進行當代中國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應該在常規的政府部門檔案資料之外，廣泛收集其他類型的史料——尤其是來自民間的各種歷史文獻（如個人日記、書信、工作筆記、思想匯報材料、家庭收支賬簿、民風民俗材料、鄉規民約等），以及親歷者訪談口述資料。只有充分收集、整理和運用大量不同來源的史料，才能更多地展現不同社會階層和群體的訴求與行動，避免由于史料的單一性所帶來的史實殘缺和認知誤區。
目前國內一些當代中國史論著（尤其是青年學人論文）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研究觀念因循守舊，研究選題缺乏結構性的問題意識，資料方面過度單一地依賴政府部門檔案資料，忽略了各種民間文獻與親歷者訪談口述資料，結果導致認知徑路的單一化和史實呈現的同質化。
筆者之所以要開宗明義，厘清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的應然關系，強調研究選題的重要性，是因為筆者知道很多人（主要是一些青年學人）在這些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認識誤區。他們往往過分專注于學術論文的寫作技巧，而忽略了研究選題的重要性，結果造成本末倒置。只有首先明確上述應然關系，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探討史學論文寫作中應該注意的一些技術性問題。
二
大致說來，容易給人留下不良印象的論文有以下四類：
（一）“總結匯報體”論文
我們在研究當代中國史時，經常讀到大量各級黨政部門的總結匯報材料。它們一般是就某一項具體工作的開展情況，采用“一分為二”的論述方法，分別羅列一些具體情況和統計數據來展示工作中的突出成績與不足之處。有些研究者長期耳濡目染，習慣了總結匯報材料的俗套，寫出來的論文與總結匯報材料沒有什么差別。他們似乎不知道，總結匯報材料所涉及的問題與學術研究要探討的問題存在著很大差異：一方面，前者是相關工作進行過程中的階段性總結，帶有不斷探索的性質；后者是時過境遷以后的歷史回顧，涉及全過程的史實還原與重新評價問題。另一方面，前者關注的重點是某項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后者關注的重點則是政策制定的來龍去脈與政策實施的種種后果（如果政策的設計初衷與實際結果之間存在著較大反差，還必須深入探討出現這種情況的多方面原因。如果已有前人論著探討過相關議題，后來者還須進行必要的學術史梳理并清晰闡釋自己的主要論點，以彰顯其研究的獨特性和創新性）。由此可見，“總結匯報體”論文與其說是對歷史事實的全面還原，不如說是對檔案資料的簡單梳理和復述，難以反映史學研究應有的“后見之明”。
（二）“理論展示體”論文
多讀經典論著，增強理論素養，豐富歷史知識，是每個學者成長的必由之路。不過如果不能結合自己研究的具體議題，有機地消化吸收經典論著中一些可資借鑒的概念、視角和方法，對大量的系統性的新史料加以深入剖析與闡釋，揭示出歷史事物的復雜面相，進而形成獨特的具有創新意義的論斷，而是通篇大談某些經典論著中的經典概念和經典論斷，就變成了所謂“理論展示體”論文。這樣的論文當然不會是好的專題研究論文。如果把這些論文的作者比作廚師，就像是他們十分熱衷于收集各種珍稀調料，卻對主要食材和烹飪技能不屑一顧，結果除了標榜自家的調料好，他們根本拿不出像樣的菜肴。
（三）“原料展示體”論文
這類論文的情況與上述情況截然相反。如果把這些論文的作者比作廚師，他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找到了許多上好的主要食材，但缺乏必要的調味品和烹飪技能。結果他們端給顧客的都是未經加工的生冷食材。這樣的論文當然包含了大量有價值的一手資料，不經意間客觀地展現了歷史事物的多重面相，但是缺乏必要的史實梳理和理論升華，無法清晰地呈現歷史事物的復雜結構關系，很難使讀者從中汲取有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四）“議題雜拌體”論文
這類論文的作者似乎不知道，每篇研究論文只能處理一個核心議題，而且要圍繞這個核心議題形成一種系統性的理性認知。如果該議題涉及若干不同維度或不同層次，那么論文的各個部分就要有主次之分，或者是呈現出某種遞進關系。而要做到重點突出、主線明確，我們在撰寫論文時就要舍棄一些枝節性的內容。如果這些枝節性的內容有可能發展成一個新的重要議題，那我們就需要另外寫一篇論文來加以翔實論述。若是我們不加取舍，把在研究過程中了解到的各種情況和由此形成的各種想法統統塞進一篇論文中，就會形成所謂“議題雜拌體”論文。這類論文往往內容龐雜，主題飄忽不定，各部分之間缺乏邏輯關聯，使人讀后不知所云。
三
要想避免上述幾種情況，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一）明確學術研究過程
總體來看，學術研究過程主要包括以下五個環節：一是確定研究選題和研究路徑。二是多方收集各種資料和信息。三是梳理、分析和歸納現有資料和信息，初步構建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四是與現有研究成果和認知體系展開交流對話，把那些廣為人知、已有共識的問題與那些不為人知或鮮為人知的問題區分開來，將論述重點置于后者之上。五是將個人見解和各種論據加以有機整合，系統性地展現對特定歷史事物的新認知，并充分闡釋這些新認知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
如果我們將上述過程定義為知識生產過程，不難發現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必定是這一過程的終極產品。在此期間，當然會形成一些初級產品和半成品——如在進行學術史回顧時所做的讀書筆記，在梳理和甄別史料時所做的重要信息摘抄，以及在讀書和讀史料時產生的一些零散的感想。要想將這些頗具潛質的初級產品和半成品改造升級為終極產品，必須經過不斷地反芻、思辨、判斷、篩選和一體化整合。有些學術論文之所以淪為“理論展示體”論文或“原料展示體”論文，無法通過期刊論文和學位論文評審，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作者誤將一些初級產品和半成品當做了終極產品。
（二）做到“三清”
一篇好的學術論文通常要做到“三清”——議題清晰、論點清晰、史實清晰。在專題研究過程中，我們收集到的各種史料必定包含十分廣泛的信息。我們在梳理和甄別這些信息時，必定會產生許多碎片化的看法。但是在醞釀和寫作學術論文時，我們必須緊緊圍繞特定的研究主題和核心論點，對我們所掌握的史實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種看法做出必要的篩選和提煉。有些論文之所以無法通過評審，是因為作者缺乏“專題研究”的概念，試圖將所有史料和所有想法統統納入一篇論文之中。更糟糕的情況是，一些初涉專題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因為史料占有十分有限，加上缺乏背景知識和研究歷練，無法對論述主題做出準確的提煉，結果通篇論述被零零散散的史料牽著鼻子走，論題和論域飄忽不定，史料堆砌事無巨細，最終使得論文成為一鍋“大雜燴”。
（三）處理好史料引用問題
一篇好的學術論文需要處理好史料引用問題。史料引證是史學論文的重要構成，史實呈現必須以大量史料為基礎。不過有的時候，涉及某個議題的大量史料會帶有很強的同質性。在這種情況下，以“流水賬”的方式大段大段地引用同質化的史料，會使得論文篇幅過長且顯得內容單調，造成讀者的閱讀疲勞和厭煩情緒，反而削弱了論文應有的表現力和影響力。如果這樣的同質化引證聚焦于某些局部細節，甚至會湮沒論文的中心議題和作者的核心論點。
正確的處理辦法是：
一方面，應該在大量的同質化資料中，選取若干信息相對完整、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加以細致地展示，說明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同時輔之以一些能夠統攬全局的類型分析圖表和統計數據圖表。這種方法尤其適用于特定時段大量涌現、此伏彼起、性質相近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應該在一個統攝性的分析敘述框架下，適當減少同質化的原始文獻的直接引用，增加間接引用。這種方法尤其適用于論述某個歷史人物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對某個特定問題的看法的發展變化。直接引用的好處在于能夠直接再現特定語境下的認知、行動和話語，通俗地講就是可以做到“原汁原味”。其可能帶來的問題，則是原始資料所包含的歷史信息往往有著特定的主觀偏好和內在邏輯，它們與研究者基于多種史料形成的重新解讀和論述邏輯并不一致。因此，直接引用過多，反而使得論文的敘述內容交叉反復，雜亂無章，枝蔓過多，不知所云。間接引用就是在全面梳理原始資料、搞清楚時間順序或邏輯關系之后，用簡潔、清晰、流暢的文字來摘要復述原始資料中所包含的重要觀點和重要事實（有時可以采用加引號的方式，保留原始資料中一些不會引發歧義的單句，以及一些頗具時代特色和鮮明個性的慣用語匯）。當然，間接引用的內容是否準確、精當，取決于研究者對歷史語境的熟悉程度和對史料內容的正確判斷。而且在間接引用的情況下，尤其應該以適當方式標注原始信息出處，凸顯信息來源和作者論斷的可靠性。
（四）講究文字功夫
一篇好的學術論文要講究文字功夫。論文中的史實呈現和理論闡釋都是通過文字來表達的，這里主要想談談學術論著中的文字規范問題。20世紀初中國興起“白話文”運動，強調語言文字的通俗易懂，在當時特定的語境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口頭表達和書面語言畢竟存在著很大差異。學術論著應該做到通俗易懂，但同時應該強調書面語言的自身特點——語法要正確、語句要通順、行文要簡練、修辭要恰當。
就一篇史學論文而言，形成初稿當然重要，但是對初稿的反復修改更加重要。初稿寫作帶有頭腦風暴的性質，有些問題來不及細細推敲，因此容易產生很多疏漏。論文修改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斷反芻的過程，涉及論文的核心議題、論述結構、邏輯關系、具體史實和重要論斷等方面的再思考、再整合，以及對通篇文字再斟酌、再打磨。從大的方面來看，主要是通篇檢查是否存在概念模糊、線索含混、內容交叉重疊、論點前后矛盾的地方；從小的方面來看，是通篇檢查每個句子是否存在語法錯誤、語句殘缺不全、行文別扭、修辭不當、詞不達意等問題。
另外還要注意，學術論著與通俗讀物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作品。通俗讀物追求敘述的戲劇性和修辭的生動性，目的在于吸引讀者眼球。學術論著則講究核心議題清晰準確，論述內容具有內在邏輯性，論證過程具有說服力。簡而言之，通俗讀物重在以情動人，學術作品重在以理服人。有些史學論著的作者試圖借鑒通俗讀物的寫作技巧，使得史實呈現更具吸引力，論點表達更具感染力，這樣的嘗試雖不應該輕易否定，但過于花哨、主觀感情色彩強烈的文字表述，有可能損害學術論著的客觀性和嚴謹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學術論著不講究修辭技巧，不過此類修辭的目的首先在于確保史實呈現的客觀性和論點內涵的準確性，其次才是可讀性。
四
有必要指出的是，“歷史”是一個橫跨時空、無邊無垠的客觀存在。如果我們想對歷史有所了解，就一定要通過某種方式對其進行適當切分——即以“專題研究”的方式探討那些與某個特定時段、特定地域、特定議題相關的人和事。即便如此，專題研究所涉及的歷史信息依然浩如煙海，而且其自然形態是雜亂無章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大批史學研究者的辛勤工作，普通民眾根本無法感知歷史。
史學研究者在研究和撰述的過程中，要不斷地對浩如煙海且雜亂無章的歷史信息做出判斷和篩選。毛澤東在談到農村調查問題時曾特別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他還舉例說：“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法國年鑒學派也認為“：現成的、自己送上門來給史學家的歷史現實是不存在的……史學家應該像任何科學研究人員一樣‘面對眾多紛繁的現象’作出‘自己的選擇’”。我們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就應該這樣做。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和篩選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哪些信息具有毋庸置疑的客觀性，哪些信息受到了特定的歷史語境和人們的主觀因素的扭曲？另一方面，哪些信息更加重要，哪些信息屬于細枝末節？換言之，史學研究和史學著述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向讀者呈現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以及促成這種大趨勢的重要因素。當然，能否真正做到這一點，還取決于研究者的學術訓練、理論素養和資料信息的豐富程度。
我們常說，史學論著應該做到“史論結合”。這里，“史”是指史實呈現，“論”則是對大量史實所蘊含的歷史借鑒意義的發現和闡釋。人們之所以有興趣閱讀史學論著，就是想借助于史學研究者的專業特長，概要地了解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從中汲取歷史知識和思想養分。這是史學研究存在的價值。好的史學論著中必然包含大量的具體內容，這些具體內容又來源于大量的原始資料。不過，史學論著應該有別于史料匯編（史料匯編是另一種常見的歷史撰述方式，有著不同的指導思想和學術規范）。回到前文所作的比喻，史學論著寫作是史學研究者在為讀者烹飪一道精美的菜肴。獲取各種上好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一位廚師只有各種上好的食材，沒有獨到的美食創意和高超的烹飪技巧，也很難不辱使命。
［作者簡介］董國強，歷史學博士，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