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史史料存留制度構建芻議
——從新中國的檔案事業和《當代中國》叢書談起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部門檔案的陸續開放，對新中國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的《當代中國》叢書工程才得以順利啟動和推進，而《當代中國》叢書工程的實施又反過來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史檔案的開放和史料的收集、保管和利用?！懂敶袊穮矔こ虨樾轮袊肥妨系氖占?、保管、整理和利用示范過一段時期行之有效的體制和機制，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當前，建立健全當代史史料存留制度，有賴于國家層面盡快將續編《當代中國》叢書提上議事日程，也有賴于檔案收集、保管和利用工作的進一步完善，并更加充分發揮社會各界的作用。
“史學便是史料學?！贝蠹s100年前傅斯年提出的這一思想雖然有些極端，但還是一語道破了史學研究的真諦所在。“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確實是對艱辛的史學研究的生動寫照，“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則是對苛刻的史學寫作的基本要求。其實，十分材料可能只能出一分貨至多兩分貨，史學研究中要想準確講述一個事件或者人物或者道理，非得窮盡與此有關的資料加上正確的史觀才有可能，即便是當代人研究當代史也不例外，即便是歷史的親身經歷者其所見所聞所識也是會受到某種局限的。話說回來，搜集史料是史學研究最辛苦的環節，但倘若能有一個健全的將史料收集保存起來的制度體系，那對后人的杷梳和研究一定是功德無量的事情，故筆者擬就如何構建這樣一個體系談點一孔之見。
一、新中國的檔案管理和檔案開放
當代史的史料，主體部分以檔案的形式收藏于以檔案館為主的各級檔案管理機構。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檔案保管工作，早在1931年由瞿秋白擬制的《文件處置辦法》當中就有關于檔案管理的制度性規定。新中國成立后，對舊中國保留下來的檔案資料作了妥善處理，同時注意收集黨的歷史檔案，有序推進檔案文書管理制度的建立。毛澤東高度重視檔案工作，強調對檔案文件要分門別類以便于保存和尋找。1954年11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設立國家檔案局，同年12月第一次全國檔案工作會議在京開幕，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省（市）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1956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要求在統一管理國家檔案的原則下建立國家檔案制度。隨后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各單位、各系統的檔案管理機構陸續建立起來，并將積極開展檔案資料的利用工作提上議事日程。一直到1966年以前，檔案的收集和管理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間官方檔案工作遭到嚴重破壞，民間收藏的檔案更是在“破四舊”之下經歷了一場空前浩劫，當代史史料遭到無可彌補的巨大損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檔案事業重新迎來繁榮發展的時期，特別是《檔案法》的頒布、修正和實施，標志著我國檔案有關工作從此進入了法制管理的軌道，一個以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檔案工作為基礎，以各級各類檔案館工作為主體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檔案事業體系逐步建立起來。特別是進入新時代，我國檔案館建設穩步推進，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綜合到專業、從實體到數字的檔案館網。截至2021年底，全國已有4136個各級各類檔案館，其中各級國家綜合檔案館館藏檔案10.4億余卷（件），館藏電子檔案1629.9TB。特別是在民生檔案、革命歷史檔案、紅色檔案、科技檔案等各類檔案資源建設方面取得長足發展。例如，眾多反映人民群眾生活的民生檔案歸集進館，有效拓寬了檔案資源收集范圍。同時，啟動了新時代新成就國家記憶工程、國家重點檔案保護與開發工程、檔案文化遺產影響力提升工程等。數字檔案館（室）建設不斷推進，建成一批國家級示范數字檔案館（室），驅動檔案管理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極大提高了檔案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實現了信息化建設與檔案工作的深度融合，支撐檔案工作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檔案的“收”“管”“存”，目的全在于“用”。對于20世紀80年代新中國史研究的興起，論者多將其歸因于中央作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和胡喬木等人的一再呼吁，這沒有錯，但還有個因素不可忽視，那就是這個時期檔案的逐步開放，否則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無米之炊”。據中央檔案館原館長王明哲回憶：改革開放以前對檔案利用一直卡得很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各方面，尤其是學術界要求放寬查閱檔案限制的呼聲越來越高，引起有關負責同志的高度重視。如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的胡喬木，就曾在1979年兩次作出批示，敦促有關部門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開放檔案，以利于文獻編輯和黨史研究；并提示檔案館的性質要近似圖書館。在此背景下，1980年，中共中央先后批轉了《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利用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資料的暫行規定》和《中央檔案館關于積極開展檔案利用工作的請示報告》兩個文件，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專題研究了歷史檔案的開放問題并就此形成一致意見。根據中央的精神，中央檔案館召開全國省以上檔案館工作會議，部署向史學界和有關部門開放明清檔案、民國檔案和新中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至1982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批轉國家檔案局《關于開放歷史檔案問題的報告》，形成明確規定。1986年9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檔案局上報給國務院的《關于加強檔案館建設和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的報告》。該報告中提到，1986年1月16日，胡喬木就進一步開放歷史檔案問題，寫信給王兆國和胡啟立，提出：“檔案的進一步開放(包括對國外開放)，勢在必行，這是繁榮我國學術事業和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必然要求，各國的通例我國不能例外?！眹覚n案局據此制定了《檔案館開放檔案暫行辦法》，計劃依照國際慣例擴大檔案開放。1987年9月5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明確規定：國家檔案館保管的檔案，一般應當自形成之日起滿三十年向社會開放。經濟、科學、技術、文化等類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開放的檔案向社會開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自此，檔案開放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得到規范和確認。
《檔案法》公布后，國務院出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國家檔案局、國家保密局等有關部門也印發了具體規定，使檔案的收集、保管、開放、利用形成了系統的制度體系。《檔案法》在1996年和2016年進行了兩次修正，進一步完善了檔案公開的法律規定。2007年4月5日，國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政府檔案的公開提供了重要的行政法規依據。以中央檔案館為例，到2011年，時任中央檔案館館長楊東權表示已經公開四成檔案。2023年7月6日，中央檔案館向社會集中開放12.9萬余件館藏檔案資料。這是該館向社會集中開放的第四批館藏檔案資料，至此共開放檔案資料超20萬件。目前，為數眾多的中央、地方和部門向社會開放的檔案資料，已經過整理，以選編、匯編、選集等形式公開出版，極大地方便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學術研究的使用。
正是得益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部門檔案的陸續開放，對新中國史研究起了奠基作用的《當代中國》叢書工程才得以順利啟動和推進，而《當代中國》叢書工程的實施又反過來極大地推動了新中國史檔案的開放和史料的收集、保管與利用。
二、《當代中國》叢書的檔案利用和史料征集
1982年5月間，胡喬木在一個座談會上倡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他認為，這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積累資料，而且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為落實這一倡議，中國社會科學院提出并經中央有關部門討論決定，以鄧力群、馬洪、武衡為主編，于光遠等17人為編委，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為主組成編輯部，立即著手組織有關部門編寫并出版《當代中國》叢書。中宣部1982年11月1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這套叢書大致可按國務院各部、委的業務范圍分卷，有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專題也可單獨立卷。“叢書各卷的編寫工作，建議請國務院各部、委正式納入工作計劃，由黨組負責領導。主要任務是：盡快地確定參加編書的人選(首先是主編)，組成得力的寫作班子，提供從事寫作的房舍、經費、資料等各種必要的條件，審定編寫大綱和書稿等。在組織寫作班子時，要首先考慮邀請曾經長期擔任部、委領導工作而現已退出第一線但能勝任這項工作的老同志，或現任部、委領導同志為主編，配備好一定數量的本行業的專家參加?！?983年9月22日中宣部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發函指出：“這個報告（即前述給中央的報告——引者）的精神和有關編寫工作的要求完全適合各省、市、自治區。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具有重大的意義，已列入國家計劃，請告省、市、自治區黨委，對這一工作重視起來，把它列入自己的工作計劃。請你們收到報告后，盡快確定主編人（應是現已退出第一線而能勝任這項工作的老同志或現任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同志）和組織起得力的寫作班子，并提供從事寫作的房舍、經費、資料等各種必要條件，以便這項工作順利開展?！边@樣一套工作體制為叢書編寫，包括調閱檔案資料在內的史料征集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保障，對檔案系統的檔案開放和檔案使用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檔案部門表示將全力配合這套叢書的編寫工作。
為了確保《當代中國》叢書編寫質量，相關文件一再強調做好資料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當代中國》叢書各卷都要求內容充實，材料豐富、準確可靠，要竭力避免說空話，避免粗糙。這就要盡可能多收集和使用大量反映歷史真實的材料，不但要有文字材料，還要有圖片。而對于所要使用的材料，還須反復核實，所有的數字、事例都一定要準確，不能摻假，不能渲染，不能夸張，不能搞藝術想象。如果書中有假數字，哪怕一個假數字，就會使這本書甚至整部叢書失去信譽，被認為不能作為了解情況和科學研究的根據。”如此等等。叢書各卷在編寫過程中很好地貫徹了這一要求，收集和運用了豐富、真實、系統的資料，基礎材料都是幾百萬字乃至幾千萬字。如經濟類《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收集的資料共3000多萬字；《當代中國的商業》復印了3.7萬頁的資料，光是書中使用的數據就有6800多個；《當代中國的經濟管理》僅為了寫前兩章稿就收集了上百萬字的材料。軍事類《抗美援朝戰爭》收集的材料逾600萬字；《當代中國的軍隊群眾工作》更是達到1200萬字，等等。這些基礎資料多數來自檔案部門。1984年3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向中央和國家各部委、軍委各總部和各人民團體專門發出通知，本著從寬掌握的原則，就編寫《當代中國》叢書時查閱和引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檔案文件問題提出了幾條需要遵循的意見。根據這一精神，中央機關和地方各級檔案部門為編寫叢書積極、主動地提供檔案，這當中，既包括大量、全面、系統的原始檔案，也包括相當多的各種檔案文獻匯編、各地區各部門的大事記等檔案加工材料，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如河北省為編寫《當代中國的河北》發動全省各級檔案部門編寫新中國成立以來本地區、本部門的大事記，全國政協為編寫《當代中國的人民政協》還特意選編了一套包括12個專題的資料匯編，等等。
檔案部門對檔案的開放極大地便利了《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反過來《當代中國》叢書這一浩大工程也是一次系統的大規模的當代史史料普查工作，通過普查發現有的檔案保存完整，有的因多年立卷歸檔制度不健全導致資料殘缺不全，有的因單位撤并忽視了檔案資料的保管造成大量遺失，總的看正像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所指出的那樣，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資料工作是落后的，基礎不夠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破壞。因此，為彌補檔案資料的不足，《當代中國》叢書各卷在編寫過程中向社會各界征集了大量的史料，還通過采訪老干部整理了不少回憶錄和歷史材料。如：北京市各單位為編寫《當代中國的北京》卷和《當代北京》叢書，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文字資料、大事記初稿、典型材料、專題材料等，還結合工作建立健全了本單位的“資料檔案”；《當代中國的檔案事業》編輯部不但積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還將編寫工作中形成的檔案立成50多卷歸檔保存。通過編寫各分卷，各地、各單位都把收集、整理各方面材料的制度建立起來了?？梢?，《當代中國》叢書工程對建立健全檔案制度、充實檔案資料、發掘當代史史料發揮了突出的作用。據《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對40個單位的調查發現，各卷編委人數在18-45人之間，作者在27-243人之間；而提供資料者多是在300-1000人之間，北京市達5864人，機械工業部近萬人，航空工業部16000人；所征集到的資料，最少的一家363萬字，其他的在954-9600萬字之間，件數少則500-819件，多則數千件。圖片提供者，也是少則上百，多則上千。若把提供資料和圖片的人計入編寫工作隊伍，按這40個單位的數字推算，整部叢書的編寫工作隊伍當在10萬人左右，而在書上署名的編者、作者、各種工作人員不過8000多人。
三、續編《當代中國》叢書對當代史資料建設的重要意義
《當代中國》叢書編寫工作于1983年正式啟動，至1999年完成，共152卷、210冊，約1億字，是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條戰線的力量來完成的鴻篇巨制，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是一項全面、系統、大規模研究新中國近50年歷史的宏偉事業，是一項系統發掘和整理新中國史史料的基礎工程，對此后新中國史研究的開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叢書編委會一位負責人曾很有遠見地提示各卷將編寫工作中積累的大量資料整理、保存起來，各部門把這方面的檔案室、資料室建立起來，以利于今后的研究和寫作。地方卷的同志也充分認識到系統地搜集、整理、核對、保存史料的重要價值，認為“通過編寫《當代中國》叢書這部巨著，可以搶救珍貴的史料，用文字把新中國30多年的歷史記載下來，對于后人研究中國的現代化，有著極高的價值，對于促進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有重大意義”。為繼續推動上述有關工作，幾次《當代中國》叢書地方卷會議都考慮到了叢書編完的后續問題，認為不能“曲終人散”“人去樓空”，最初打算編寫叢書地方卷的簡明本，后來經過討論改為編寫地方簡史以及《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1990年12月，剛成立不久的當代中國研究所與《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聯合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纂工作研討會”，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200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提出，開展國史研究與編纂，首先就是要注重資料工作，充分利用《當代中國》叢書所積累的材料，整理和發掘檔案材料，搜集已經出版的國史書籍，搜集國外關于當代中國史的材料、書籍、文章，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供借鑒。會議指出，國史研究是一個宏大工程，需要全國各部門、各地方共同協作。編寫地方簡史就是協作的開始，可以為國史研究起到開路、先行的作用。翌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轉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纂工作研討會紀要》。當代中國研究所隨后正式啟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和編纂工作，地方史、行業史乃至城市史的編纂工作也陸續開展起來。
經過30多年來的發展，新中國史研究已是百花盛開，碩果累累。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發行的有力推動，加上高等院校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的需要，中共黨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史研究迅速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延伸；新地方志的編寫完成兩輪，有的已經開始第三輪的工作，省、市、縣三級志書和鄉鎮志、村志以及各類年鑒的大量出版，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地方資料；檔案文獻的大量出版和基層檔案資料、田野調查資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廣泛開展的信息化轉化和數據庫建設，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新中國史的學習、宣傳和教育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高校近年來正將“四史”教育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許多高校還新設了一些新中國史或當代史研究機構（中心），相關的教育、研究及其人才引進和培養已經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但是，在成績面前也要看到短板，也要看到新中國史研究學科發展的兩個明顯不平衡問題。一是對前30年的研究存在前重后輕的問題，前30年的探索問題主要出在1957年之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學界的研究有意無意地將重心放在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后面的研究或者畏畏縮縮避而遠之，或者不痛不癢一筆帶過；一是對前70年的研究同樣存在前重后輕的問題，這里的重和輕主要是就作品的學術含量而言的，而不是就作品的篇幅而言的，后40年哪怕是篇幅占得再多也一樣。毋庸諱言，目前絕大多數新中國史研究作品，不論是專著還是論文，都存在學術含量隨著所論年代的靠近而逐級降低的問題，前面尚能史論結合有血有肉，后面就變成了文山會海干巴無味。這些都是不難發現而且學界批評較多的普遍現象，有人將其歸因于學科屬性和政治上禁區太多、檔案開放度低，也有人將其歸因于積淀不夠、認識不深，這些都是事實，但史料基礎不一樣同樣是事實。
平心而論，迄今為止的新中國史作品質量最為厚重的，還得說是2012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之所以能夠成為首屈一指的上乘之作，除了因為該書是權威部門多年精心打磨、集眾多領導專家學者智慧之大成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該書是直接以《當代中國》叢書為基礎才得以形成的傳世之作。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之后的新中國史研究作品雖然也各有千秋，但已不再具備《當代中國》叢書工程完成前的歷史條件，特別是史料基礎，因而大大影響了學術質量?，F在我們把“四史”拿出來比較一下，不難看出研究基礎最為薄弱的就是改革開放史。如果我們能夠把《當代中國》叢書工程的體制和機制延續下來，像編修地方志那樣一輪接著一輪進行下去，我國的檔案制度是否會更加健全，新中國史的史料基礎是否會更加充實，研究也是否會更加系統、更加平衡呢？可惜，當年《當代中國》叢書編寫者的遠見卓識被市場化的大潮和體制變革的洪流淹沒了，叢書編寫完成后機構多數遭到撤并，人員流散各處，只有少數不同程度地保留下來歸入了地方史志部門或社科院系統，原來收集到的資料也遺失了許多。
由上可見，歷史上，《當代中國》叢書工程為新中國史史料的收集、保管、整理和利用示范過一段時期行之有效的體制和機制，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21世紀初，筆者初到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參加過幾次《當代中國》叢書部分分卷的后續研討活動，看到當年參加編寫工作的一些組織者和作者雖不少已進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對這項工作能夠延續下去寄予厚望，其眷眷之情、拳拳之意歷歷在目，言猶在耳。當代中國研究所也曾反復論證過、多次請示過，但各方面感覺難度很大。經過多年醞釀，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終于將《當代中國》叢書續編工作提上議事日程，但真正落實和推動此項工作還有賴于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列入國家計劃，我們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更希望爭取有個制度化的前景。
除了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體制機制以外，我們當然也希望檔案保管部門能夠公開更多的檔案文獻，針對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史研究提供更為寬松、更為便利的檔案支持政策。相比之下，國外的檔案比我們開放得多，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史的研究者已經在大量地采用來自俄羅斯（蘇聯）和美國的檔案，大家都知道這是有問題的，無法與國內的檔案相對應，無法甄別其真偽。國內地方檔案館是學者尤其高校學生研究當代史獲取檔案資料的主要途徑，由此也產生了不少以偏概全的作品，貌似“有根有據”，實則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因為缺乏全面了解內情的渠道。學界總是有人痛感歷史虛無主義大行其道，然而辯駁者寥寥，即或出現一些批判性的作品也因無法提出更有力的論據效果大打折扣。近些年口述史大行其道，出現了很多以口述材料為重要依據的當代史研究成果，但是人們也都知道單憑口述和記憶得出的結論更是不可靠的，因為我們無法與檔案材料進行核對，所以就有了很多以訛傳訛的現象。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雖然也主要是口述作品，但都是與檔案文獻一一作了核對的，是公認的可靠讀物，所以才成了研究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史重要的案頭參考書。相比之下，社會上大量的口述史讀物都是沒有條件與檔案文獻進行核對的，所以史學研究引用這類讀物是要慎重的。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中西文化研究所近十多年來持續開展澳門口述歷史工作，累計訪談澳門老居民數百人次，保存大量的錄音、錄像數據和轉錄文稿，同時收集了數萬件圖片、檔案、雜志、個人收藏品等電子資料，出版口述歷史專著多部。這一做法對甄別口述、記憶的真偽是有益的，其經驗值得借鑒。
同時也要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如鼓勵和扶持多種形式的民間收藏，以及高校對基層和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等。在國內，目前高校對基層和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已經漸成規模。如，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經過多年努力，搜集了數千萬件集體化時代山西農村社會基層檔案資料，并以此為基礎首創了集學術研究和教學于一體的“集體化時代的農村社會”綜合展，將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推向了學術最前沿，塑造了社會史研究本土化的范例。又如，復旦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數據研究所搜集了約20萬件基層團體、企業、群眾組織文書資料，192本會議記錄，37萬封個人家信，4000本日記與工作筆記，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數據庫和資料共享聯盟。再如，華東師范大學依托歷史學系世界史、中國近現代史等傳統優勢學科和創新力量，同時整合文學、哲學、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學科的學術力量，成立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力圖構建最大“四史”資料庫。如此等等，各個高校都很重視檔案文獻和當代中國民間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在資料建設上各有特色，以此為基礎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問世。此外，在歐美國家，地方文獻通常是公共圖書館最主要的典藏資源之一，尤其是以地方史及家族史為主體的地方文獻常被視為一種服務地方的責任與榮譽。而且這里的地方文獻所包含的并不只是過去的史料，更是當地居民現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資料，舉凡就學、產業、旅游、報稅、醫療、藝文活動等信息，都可在公共圖書館的網站或閱覽室找到。近些年國內地方圖書館事業發展很快，這些國外的好經驗、好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還有就是對這些民間力量收集的資料，要注意引導和支持其數字化整理和數據庫建設，以便于公眾特別是學者的使用。
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載于《江西社會科學》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