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史學研究，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可謂研究手段不斷創新，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究其原因，從知識需求看，中華民族的迅速崛起，促使人們著力追索古圣先賢們思想和實踐的足跡；從文化需要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呼喚史學煥發其內在蘊積的文化推動力；從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看，中國史學歷經20世紀以來百余年的探索，漸漸走上健康發展之路。然而，近20年的史學研究，成績雖然突出，但問題也是存在的，因而反思尤為必要。理性的梳理與省思，有利于我們客觀審視史學發展的基本軌跡、發展規律、共性問題、改革契機和未來出路，從而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更為充分地發揮史學的鑒往知來功能。
疏離“宏大敘事”語境下的瑣碎化傾向
20余年來，反思歷史研究中的“宏大敘事”之風儼然形成一股思潮。其積極影響在于促進了歷史研究的具體化、客觀化和科學化，歷史研究的空間也隨之大大拓展。然而，研究選題的瑣碎化傾向也隨之出現。
考諸史學界反思和疏離“宏大敘事”學風的原因，蓋有如下三端：一是不滿足于過去一個時期以來史學研究對意識形態的簡單認同和機械詮釋；二是試圖彌補史學研究輕忽社會底層歷史的疏漏；三是意在彰顯呼聲日高的史學學科化和科學化訴求。在明晰這些背景后，我們就會對反思“宏大敘事”語境下的史學成就和偏失有一個理性的評估。
關于“宏大敘事”問題的考察，關乎這樣幾對關系的處理：意識形態與學術訴求、個案研究與整體關照、由微見著與宏觀把握等。這些關系的正確處理，有賴于史學研究主體在紛繁復雜的社會實踐和日積月累的史學探索中用心體會。
研究對象的選擇，需要考慮諸多因素，舉其要者有：可據材料、學術趨向、社會需求、自身資質等。概而言之，研究對象似可分為二類：一是與學術主流吻合的熱點問題。這類選題有時可依于常見材料，一般與社會政治的關聯程度較高，容易引起學界及社會的關注，亦常引起學界深入而廣泛的討論。但其存在的風險是，倘若研究主體視角俗套、學力較弱，則易流于人云亦云，難有創獲。二是疏離于重大問題的冷僻問題。這類選題往往有賴于罕見資料，其優勢在于：獨辟蹊徑，人棄我取，人無我有，以奇以新取勝，易于就某一問題取得壟斷性的話語權。但其弱點有三：1、罕見材料的獲取，有時端賴機緣，非一般學人所能問津；2、缺乏必要的學術參照，容易流于自說自話；3、疏離社會政治，易使研究自限于象牙塔內。
從理論層面來看，史學研究對象的選擇并無定規，研究者可根據自身條件、學術環境及資料占有情況自由選擇研究對象，而且選題的多樣化，一般可視為史學健康發展的重要表征之一。然而，就操作層面而言，一定時期內的史學研究應該有其時代特征、人文關注和輕重緩急。也就是說，作為社會活動的參與者，史學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既要考慮學術價值，也應考慮社會價值。準此而論，史學研究對象并非越偏越好，越奇越好，越小越好。我們追求史學的客觀性和獨立性，反對史學流于社會政治的附庸；提倡深入細致地研究歷史具體問題，反對大而無當的研究選題和虛應故事的鑿空之論。但我們同時必須強調，史學研究主體應該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具有“宏大敘事”的視野，不忘整體性和綜合性的關懷。史學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不應也不能依托于對社會現實的游離。更需強調的是，史學研究者在拒絕“宏大敘事”的高調自標中，不應把糾纏于細枝末節的研究取向當作關乎大道的名山事業。桑兵在論及分科治學下的學術細碎化與整體性問題時說：“歷史既為有機聯系的整體，歷史的時空聯系既然無限延伸，從任何一點切入，都必須探察聯系無限延續的人與事，因而進入之前必須把握整體，進入之后須有整體觀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適當。”（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3月第1版）此語可謂深中肯綮，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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