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檔案工作十分薄弱，從收集整理到保管利用尚沒有統一的規范，大多數地區甚至沒有專門的檔案管理部門。為此，黨和政府在統籌規劃的同時借鑒蘇聯經驗，逐步實現了檔案立卷歸檔工作的系統化與制度化，積極建立并完善了檔案組織機構，培養了大批檔案干部，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系統化的檔案工作體系，在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后，檔案工作作為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一部分，不僅為黨和國家制訂各項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為新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貢獻了力量，成為黨和國家歷史最重要的信息載體，同時也守護著國家的歷史機密，承載著國家的歷史記憶。
［關鍵詞］檔案工作；立卷；歸檔；國家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檔案工作存史資政育人，是一項利國利民、惠及千秋萬代的崇高事業?！弊龊脵n案工作不僅守護著國家發展歷史，也承載著國家的歷史記憶。同時，有組織的檔案工作也是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做好檔案工作是發掘檔案歷史價值，服務現實、放眼未來的重要內容。檔案工作的順利開展不僅能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和質量，更是制定計劃、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當前，學界對檔案工作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檔案學視角，以研究檔案信息化與實踐為主，僅有少數學者對歷史檔案的利用、檔案人才隊伍建設的演進脈絡、檔案事業史等進行了概述，對檔案工作的歷史進程梳理較少。鑒于此，本文從歷史背景出發，結合相關檔案、報刊及地方史志等，擬對1949—1959年檔案工作的困境及黨和政府的應對等進行系統梳理，進而探討新中國檔案工作的發展及其作用。
一、檔案工作步履維艱
作為人類歷史最重要的載體之一，檔案通過自身記載向后人揭示了歷史真相，而檔案工作關系著檔案的整理與保管，同時也涉及國家機密。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的檔案工作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檔案保管呈現出分散與不統一狀態，且因戰爭導致檔案工作遭遇極大難題，不少檔案遺失，僅存的少數檔案也是由不少先烈犧牲生命守護下來的。當時也沒有形成統一與正規的檔案管理，黨內關于文書檔案工作最早的一份文件大約是1930年瞿秋白擬訂的《文件處置辦法》。1938年4月，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改革公文程式的理論與實際》。1942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務會議通過了《陜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但這些都是為戰時靈活工作需要而設計的，要求迅速、適當地解決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各種工作繁復，文件材料日益增多。以上海為例，至1951年7月，已歸檔文件8802份、黨刊3323份、公開資料37030份，共計49155份，再加上尚未歸檔材料，全部約5萬余份?？梢?，各地檔案整理任務之繁重?？傮w來看，全國檔案工作主要面臨以下三方面問題。
檔案業務無統一領導，實際工作分散且零碎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大部分地區檔案工作制度、方法不統一，業務范圍亦不明確，再加上干部少、任務重、機構不健全，導致文件管理紊亂現象十分嚴重。中央各部委“都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科學整理方法，只有總工會一開始建立這一工作，就把檔案與資料分開整理，工作中的文書采用了政務院的公文處理程序與蘇聯檔案專家的檔案整理方法，實行了統一制發表格，各部分別編卷，最后集中于檔案室一套比較正規的制度”?！包h中央其他各部委一般說還沒有一套完善的歸檔制度，因此，工作中的文書還沒有完整的編成案卷，只是單份地保存起來，或按圖書分類的辦法保存起來；更有些文件因為沒有一定的處理規程（原稿最后歸在那里）而分散不完整甚至下落不明（如政研室起草的文件可能存在政務院）”。中央各大機關的檔案材料多分散在各個部門，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或辦公室下所設立的檔案科（室）一般只保存辦公廳的文件，這些文件很多也沒有經過整理。與此同時，因各地多未建立相關檔案機構，已建立的檔案機構名稱也不相同。在隸屬關系上除各省區（市）黨委的檔案由黨委直接管理外，其他各部門的檔案多以工作方便為中心，所以隸屬關系也不統一。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為例，“各地一般還未來得及認真的建立檔案工作，這時，對文件管理上一般是很紊亂的”，后來，由于各項工作的開展，文件增多，特別是工作的需要及加強保密工作后，各地才開始重視檔案工作，但“已建立的檔案機構名目不一，有的叫檔案室，有的叫材料室，也有叫資料室的”。這也導致了檔案保管的分散凌亂。例如，歷史檔案保存在文物保管委員會，舊中國有關財經問題的檔案保存在財經委員會與其他地方機關，一般機關的檔案則保存在圖書館與政府部門里。此外，各級領導機構對檔案管理的方法也不夠重視，相關檔案文件收發干部隊伍不充實或有的調動頻繁，無專人負責及手續不清，致使許多重要文件、指示收不回來，甚至遺失太多。隨著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有計劃地展開，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均迫切需要建立專門機構，保存和整理各種檔案材料，作為檢查工作、積累經驗和制定政策的根據。
文件失密問題頻發 由于文件之多、種類之繁且無專人管理或管理不周，失密現象非常嚴重。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部分新成立的機關均調配一定人員負責檔案工作，收集了一些必要材料，也保存了各種工作記錄，但因對檔案保密性認識不到位，多數檔案干部在思想上還未意識到保密工作關系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重大利益，導致在檔案工作中缺少必要的政治警覺性，一些秘密文件被敵人或特務所竊取。例如，1949年12月初，在天津的俄語報上發表了一則消息，稱天津破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企圖竊取與復寫某些國家機關的秘密文件。隨后，各地方政府發布通令，要求提高警惕，嚴密防范土匪特務之破壞活動，為檔案工作敲響了警鐘。與此同時，因對檔案工作缺乏統一的領導及對檔案監督不夠重視等，導致檔案文件的保密工作無從保證。例如，中共中央華北局各地黨委檔案文件遺失現象嚴重，僅華北局主辦的《建設》雜志即遺失305份；《平原建設》遺失836份，其中，中共聊城地委共計遺失410份，幾占總失數的1/2。從中共中央華東局直屬機關和各地檔案工作的情況看，由于缺乏有經驗的干部和人手少、設備差，導致檔案工作“一般只起到了消極的保管作用，沒有起到整理、編纂和主動向領導上提供材料的積極作用”。因此，提高檔案工作人員的警惕性，加強保密工作刻不容緩。
檔案分類不明晰 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地區對檔案分類工作認識不夠、經驗不足，對存檔材料分類皆不加選擇，導致在管理上檔案與資料不分，材料多而亂、整理困難，人力物力浪費現象嚴重。檔案分類問題作為檔案工作中的重要問題，一方面是為了系統、科學、有分別地管理和保存材料，以便必要時查用；另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及時利用材料，作為工作的參考。與此同時，整理檔案方法也是不一致的，在某些部門里，“卷宗檔案的區分不是根據首先所制定好的周密研究出來的分類大綱，而是根據假擬的十進分類法，這種方法是適用于圖書館里的圖書分類，并不能完全適用于檔案分類”。還有不少檔案部門按“門、類、綱、目”保存，“沒有系統地裝訂成卷，有的只按收發文編號保存，有的根本沒有目錄”。因此，探索檔案分類的科學方法，無論對檔案的整理和保存，還是對檔案利用工作都十分重要。此外，在檔案與資料的區分問題上，相關檔案管理干部對檔案、文件、報刊等缺乏認知，同樣影響檔案管理、保存及有關工作的開展與完善。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檔案工作，從收集整理到保管利用沒有統一的規范，大多數地區甚至沒有專門的檔案管理部門，檔案工作十分薄弱。因此，迫切需要解決上述問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檔案工作統籌規劃
為加強檔案管理工作，同時也為使檔案工作配合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需要，黨和政府對全國檔案工作進行一系列統籌規劃。
（一）做出相關部署
為使檔案工作進一步配合全國各項工作，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檔案工作，做出一系列部署。1951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邀請中央各部委舉行了一次檔案工作座談會，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統戰部等13個單位的檔案工作人員在會上交流了檔案工作的情況與問題，原則上決定了黨政軍三大系統保管文件的分工，建議各部委建立各自集中的檔案室。4月，為加強文件保密工作，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保密工作會議。隨后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全國各地開始加強保密工作。例如，中共新鄉地委在黨的中心工作運動中，自上而下地由黨內到黨外，貫徹了保密工作精神，加強了保密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績，1953年全年共收發各種電報4532份，黨刊59227份，完全杜絕了失密。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開始制定各種公文及檔案工作文件、法規。195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以下簡稱政務院）秘書廳分別召開第一次全國秘書長和秘書處長會議。會議通過的《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強調，檔案以“集中管理為原則”。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通過秘書處創辦了內部刊物《材料工作通訊》，用以指導提高當時的檔案工作效率，為檔案工作者互通情況、交流經驗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和討論平臺。9月，政務院正式頒布《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對檔案的管理、編號、歸檔、調閱等工作做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各中央局及省、市委辦公廳也都積極研究，對檔案工作提出了意見和參考，如《華東局辦公廳關于健全檔案工作的幾點意見》《中共中央西南局秘書處對各省區（市）黨委檔案工作的幾點意見》《華北區各級黨委檔案工作暫行條例》等。據統計，至1954年底，“有五個中央局都召開過各省的秘書工作和檔案工作會議，分局和省、市委也有十幾個單位召開過范圍大小不同的（有的是直屬機關，有的還包括地市委機關）檔案工作會議”。
1954年11月，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批準在國務院設立國家檔案局。自此，全國檔案事業有了統一的領導機關。12月，第一次黨的全國檔案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和省（市）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暫行條例》），會議規定了工作作風應當是“邊做邊學，穩步前進”。與會人員返回各機關后，迅速傳達了此次會議精神和《暫行條例》，并較為系統地檢查了本機關的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情況，制定了工作方針和方法。此后，全國大部分地區開始進一步研究檔案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1955年4月，“為了全盤考慮籌建國家檔案館的問題”，國家檔案局給各省、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及各大區臨時檔案保管處發函，商請協助了解“全國各地保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日偽國民黨時期及以前的歷代檔案的情況”，為日后收集革命歷史檔案打下了基礎。中央檔案館于1959年正式建成，各省、市、縣也陸續籌建檔案館。至1959年底，全國省檔案館、縣檔案館一共有1400多個，還有一些專區級檔案館；有19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檔案局，檔案工作在全國各地都已經引起了重視。
為進一步加強檔案工作的管理，以適應當時國家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對檔案資料的迫切需要，1956年4月16日，《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頒布，提出：“檔案工作是一項專門業務，又是一項機要工作，但在目前國家機關工作中還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因此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員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機關的辦公廳（秘書處、室）必須把檔案工作列為經常的重要業務之一，切實加強領導，不斷地改進和提高業務水平，使它能在國家的各項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12月，全國檔案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檔案工作發展方針應當是“穩步的、積極的”，其后兩三年內應著重做好機關檔案室工作。1957年2月28日，國務院又批準了《國家機關文書立卷工作和檔案室工作暫行通則》（以下簡稱《暫行通則》），為建立健全文書立卷工作和檔案室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引導。自此，各地區也在中央的統一指導下開始了對檔案工作進一步探索與實踐。
（二）借鑒蘇聯經驗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正確地解決了利用檔案材料來為全體勞動人民服務的國家”，其檔案建設的經驗非常豐富。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少蘇聯專家來華指導檔案工作。如1949年11月，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來華參觀了解檔案保管工作，指出了當時中國檔案工作中“無領導、不統一、無制度、警惕差、欠條理等缺點”，并介紹了蘇聯對檔案工作的重視與要求。12月27日，米留申在檔案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關于檔案工作的一般問題及中國檔案工作目前的缺點》的報告，分別從檔案工作對黨和國家的意義、檔案工作的內容、檔案工作人員的要求以及當時中國檔案工作的缺點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分析。隨后，一些地方開始學習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同時不斷摸索、互相借鑒，逐步走向統一與正規的檔案管理。例如，1950年6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秘書處檔案室成立后，其檔案工作基本上可以做到“不紊亂、不損污、不遺失、需用時能迅速找到”。米留申曾先后于6月5日、7月20日、8月10日三次致信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成立國家檔案局，成立五個中央國家檔案館，制定全國統一的文書檔案工作制度、全國統一的標準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一覽表”。8月28日，米留申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會）與中共中央秘書檔案工作座談會上作了《關于改善中國國家機關、團體文書檔案工作的任務》的報告。1952年11月17—20日，蘇聯檔案專家姆·斯·謝列滋涅夫在北京對各部、委、局及其他機關、團體的秘書處、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作了關于《蘇聯文書處理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演講，詳細介紹了蘇聯文書處理工作的各個環節及其問題。同時，他還在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專修班講授“檔案組織與技術”課程，該課程包括“蘇聯檔案史”“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共10講）。上述蘇聯檔案工作的經驗，為增強新中國機關干部檔案工作意識以及探討、研究有關問題等提供了借鑒。
總的來說，黨和政府通過召開各種會議商討并部署、解決檔案工作中的各種問題，為當時檔案工作的順利展開提供了政策指引；也正是對檔案工作的積極統籌并借鑒蘇聯經驗，才推動了這一工作逐步向制度化、規范化方向邁進。
三、檔案工作實踐進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檔案工作經歷了由混亂、分散到完整、系統的過程，其中包括檔案工作程序的系統化與制度化、檔案組織機構的建立與完善以及檔案工作人員的培養與教育等一系列環節。
（一）檔案工作程序的系統化與制度化
檔案工作的基本程序包括檔案材料的收集與整理、保管和利用等幾個部分，只有完善了檔案工作的各個環節，才能形成一套完善的工作程序。
1.檔案的收集與整理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因受戰爭影響，不少地區歷史檔案遺失、損毀的情況比較嚴重。例如，1949年11月，湖北省人民郵政管理局恩施分局因戰爭造成檔案賬冊等被燒毀、殘缺不全。盡管如此，黨和政府依舊在努力開展相關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1950年1月，政務院第三次政務會議決定成立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所屬各單位，統一指導與處理國內外有關國民黨政府中央各機關人員檔案等接收事宜，并責成地方接管機關妥為保管、報告情況并不得使之與地方行政機構之檔案資財合并。湖北省人民政府秘書廳檔案室在處理廢舊檔案過程中據此將偽政府田糧處、審計處舊卷分別清理，對于1945年12月10日以前已過期無參考必要的案卷一律作廢，其后的各類案卷按類別順序妥為保存，以備查調。
因當時未形成比較系統的檔案整理與保存規范，檔案管理人員僅能整理機關部門接觸到的相關文書。例如，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從1950年檔案室成立至1951年，“收集工作仍是被動與無計劃，檔案仍是不全”。1952年前后，也僅有部分地區通過對檔案工作的逐步摸索，開始對歷史檔案進行整理。例如，中共福建省委秘書處1952年著手整理省委1949年檔案時，發現當時所存檔案極不完整，“僅有省委成文的六十五件、辦公廳六件、宣傳部十四件、社會部六件、僑委四件、工委二件、青委一件、財委一件”，可見當時檔案整理之艱難。為做到嚴格保密和檔案的集中保管，提高機關工作效率，武漢市人民政府曾要求各行政單位協同保密組織進行一次全面的文件清理工作，以解放后3年為限，努力將散存在各處的文件集中清理、統計。中共中央中南局頒布了《關于黨內文件的清理辦法與清退制度的規定》，中共河南省委秘書處頒布了《關于加強黨內文件印刷、發行、保管、清理的幾個規定》，文書檔案整理日趨規范。
為了及時總結工作經驗，1956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家檔案局關于收集革命歷史檔案的辦法的通知》下發，要求收集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內，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人民政權、軍隊、青年團以及其他革命群眾團體所形成的檔案”。此通知下發之前的10—11月，《人民日報》曾發表《談訪書漫步書林》《盡快搶救珍貴的歷史檔案資料》等文章，呼吁搶救歷史檔案資料。此后，更有學者撰文呼吁對原東北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即遼寧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所藏240余萬件歷史檔案資料加以保護。檔案收集工作逐步受到重視。至1958年，全國各地大力開展革命歷史檔案資料的征集工作。據統計，“山西、河南、河北等二十三個省、市、自治區共收集到革命歷史檔案資料五十七萬余件、一萬五千九百公斤又二萬余卷。另外，中央機關收集到七千余件?！?/div>
2.檔案的合理分類立卷與歸檔工作
如前所述，新中國成立后，關于檔案與資料的區分以及檔案分類的問題，在各機關曾引起激烈的討論。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材料科科長的裴桐認為，檔案與資料不應根據形式來劃分，而應根據是不是本機關所形成的這一基本特點來劃分，整理檔案應當采用以組織機構為基本的分類方法，整理資料應當采用按文件內容性質為基本的分類方法。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兼檔案室主任吳寶康認為：“檔案就是全國全黨的工作歷史的真實材料，就一個機關或一個部門而言，則是本機關本部門所辦理的、足以說明本機關本部門的真實工作歷史的一切文書材料。凡無需本機關或本部門辦理，而由其他機關送來參考或備案備查的文件材料（包括刊物），則均為資料”。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規定：“凡本部所屬各局、隊及其他單位在工作活動中所形成的一切文件（包括收發文件、命令、通令、決議、章程、條例、記錄、總結、工作報告、工作計劃、統計材料、會計報表、人員編制表、合同、照像、影片、圖表、簿本、工作手冊以及其他類似的文件和材料），均應視為國家掌握的檔案，采取統一與集中的辦法進行管理”。究竟什么是檔案呢？國家的全部檔案應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所屬各級團體、企業、事業、部隊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革命歷史檔案和舊政權檔案；就一個機關來看，則應是本機關在工作中形成的文書材料。也就是說，檔案是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等工作或者個人活動的真實記錄和反映，而資料主要指黨刊、政刊、書籍、報紙、雜志等。
在檔案的分類立卷與歸檔工作方面，當時檔案工作者逐步認識到，“所謂按組織機構來分類，并不是按來文機關，而是按形成檔案的機關，它的組織機構來分類”。同時，這一分類不是以個別文件為單位，而是案卷的分類，也就是機關內部各組織單位的案卷（包括收文、發文和內部文件）應按組織機構分開，而不應混合。新中國成立初期，最早的立卷工作借鑒了蘇聯的經驗（時稱“芬特”），后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將其改為“全宗”，即一個機關在工作中所形成的全部檔案材料的總和，這個總和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而對文件進行分類立卷后，接著就是擬制封面、選擬卷題、計算卷內起止日期、編制卷內目錄等。這些工作只有全部結束，案卷才算完全立好，才能對案卷進行統一歸檔。例如，中共中央華北局各機關檔案即在對各辦文部門檔案進行整理后由檔案員負責立卷，具體包括編制卷內目錄及文件張號，寫考證表，撰寫案卷標題，裝訂，案卷的排列、編號和寫案卷目錄表，隨后按照程序歸檔存放。
在檔案立卷歸檔工作逐步系統化的過程中，相關檔案工作制度不斷完善。1951年9月29日，政務院頒布《公文處理暫行辦法》，為各地完善相關歸檔制度提供了依據。例如，中共中央西南局秘書處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編印的《材料工作通訊》及其他有關檔案工作的文件，不斷改進了部門檔案工作，形成了統一的歸檔文件處理程序。1957年2月28日通過的《暫行通則》，對機關文書材料的立卷和歸檔、檔案材料的接收、整理、保管和利用等做出詳細規定，從而使新中國的檔案工作實現了由分散、凌亂向系統化、制度化方向的演變。
3.檔案的集中管理與利用工作
為了便于保管檔案，整理好的檔案要編制保管期限參考表。例如，國家檔案局武漢管理處的檔案保管，是由管理人員根據全宗文件的情況提出哪些文件應永久保存、長期保存，哪些文件應暫時保存，作為立卷者的參考，進而劃分保管期限。為了便于檔案集中管理，不少地區還建立了專門的檔案室、資料室，修建了適合放置并長久保存檔案文件的房屋。如中共遼東省委秘書處提出，為使檔案材料能安全保管，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檔案室要有必要的物質設備（如檔案庫、卷柜等），門窗亦要堅固。
檔案調閱與利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稌盒型▌t》規定，調閱檔案必須建立制度，手續力求簡便；調閱絕密和普通檔案材料，批準手續應該有所不同。案卷借出的時候需填寫“代卷卡片”，以便催退和了解利用情況。與此同時，國家檔案局還要求各機關主動想辦法開展利用工作，可以根據機關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需要編制各種參考工具書、專題卡片目錄等，也可以編纂文件選集，以便檔案的調閱與利用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
根據《暫行通則》，各地區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調檔制度。例如，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檔案科規定，調閱檔案材料時，必須嚴格履行登記手續，退還時應詳加檢查；機關內部調閱檔案材料，須經過一定的批準手續，外部借閱須持有借閱機關負責人和黨內負責人簽署的介紹信，經保管檔案機構的領導人批準；等等。
（二）檔案組織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如前所述，為統籌推進全國檔案工作，黨和政府一直在探索成立總的檔案機構以加強對檔案工作的領導。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民經濟亟待恢復，全國統一的檔案機構無法立刻成立。為開展相關檔案工作，不少地區成立了各級黨委的總檔案室，由各該級秘書處或辦公廳（室）直接領導，在業務上受其直屬上級檔案部門的指導與監督。也就是說，此時全國檔案工作主要是由各單位黨委、行政部門分別管理。
與此同時，當時行政區劃變更、機構改組等情況時有發生，也導致了檔案工作混亂。例如，1953年華東教育部改組為華東高等教育局、教育局、體育運動委員會、掃盲委員會四個機構時，其相關檔案拆散后由新設的機構各自取走，其中無人要的檔案，就被許多干部分別帶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了。為解決這一問題，195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中央局撤銷后檔案集中管理的辦法》出臺，各中央局辦公廳都對集中檔案工作做了及時傳達和布置，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為此制定了《關于機關合并時的檔案處理辦法》。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國民經濟開始復蘇，建立獨立的檔案組織機構迫在眉睫。
1954年12月通過的《暫行條例》規定，計劃在三四年的時間內在省、市級以上機關完成建立檔案科（室）以及整理過去積存的文件等各項工作。隨后，各省、市相繼完善了檔案機構。例如，1955年春，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秘書處根據《暫行條例》設立了檔案科，負責管理市委辦公廳形成的檔案，指導同級各部門和下級黨委的文書處理及檔案工作。5月，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召開全省第一次黨的檔案工作會議，就各市地委和縣委檔案機構設置、文書處理和檔案工作的各項制度提出了改進意見。
1956年4月，第二次黨的全國檔案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縣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辦法》，要求縣委秘書部門設立檔案室，管理縣、鄉（鎮）級黨的機關和群眾團體的檔案工作。依據這一要求，到1958年底，河北的藁城、懷來、高陽、定縣、承德等11個縣（市）建立了檔案館。同年4月，《國務院關于加強檔案工作的決定》頒布，要求加強各級檔案工作機構。各地隨即紛紛展開檔案機構建設，如武漢市人民委員會頒發《關于貫徹〈國務院關于加強檔案工作的決定〉建立與健全檔案機構的方案》后，絕大部分單位積極貫徹該方案，在各單位辦公室或秘書室下成立檔案室，并視業務需要，在已有編制內配備1—3名檔案人員。
為實現對檔案工作統一管理及適應全國檔案事業發展的需要，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發出，指出：“在檔案工作統一管理之后，各級檔案管理機構既是黨的機構，又是政府機構。為加強黨對檔案工作的領導，應規定各級檔案管理機構在中央由中央辦公廳主任直接領導，在地方由各級黨委秘書長直接領導（不設秘書長的縣委由辦公室主任直接領導）”。3月2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發出通知，決定成立省檔案局，與省檔案館合署辦公。3月7日，中共新鄉地委辦公室決定將地委機關檔案室和專署機關檔案室合并，建立新鄉專區檔案管理處，負責對全區檔案工作的管理和業務指導。12月，中共武漢市委辦公廳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對全市黨政檔案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建立統一的檔案事業管理機構，在市人民委員會直屬下設立檔案事業管理處，統一指導市屬各單位的檔案工作。同年，中央檔案館成立。至此，全國黨政檔案工作分系統領導的局面結束，各省檔案工作由省委統一領導的體制正式形成。
?。ㄈn案工作人員的培養與教育
因黨和政府相關文件資料日益增多，檔案工作需要大量人力支持，但當時國家正處于大規模經濟與文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不少省區僅能配備少數的專職檔案工作人員。如中共中央西南局“各省區檔案工作的干部，除重慶市委設有兩個專職干部外，川東、川南、川西、川北、云南均沒有管理檔案的專職人員，一般是由秘書兼，也有由收發及機要人員兼管的”。
為培養檔案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于1952年11月15日開辦了檔案專修班，第一期歷時7個半月，在蘇聯專家姆·斯·謝列滋涅夫執教下，培養了102名學員，出版了《蘇聯檔案史》《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蘇聯文書處理工作中的幾個問題》《蘇聯檔案事業的歷史與組織（下冊）》四種檔案業務書籍，為此后檔案工作人員的繼續教育與培養打下了基礎。這些學員經過培訓，回到各自單位后迅速展開了檔案工作的教育與培訓工作。例如，中共山西省委秘書處的趙巨華在學習后，立即將學習情況向有關領導做了匯報，同時制定出該省檔案人員具體的學習與培訓計劃。1953年8月3—19日，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檔案室及各地、市委檔案員20余人集中到省委進行學習，學習的主要內容為“蘇聯檔案專家講授提綱中的緒論、文書處理工作兩部分及檔案與資料的區分”。在具體的培訓方法上，各地廣泛采用以檔案室為課堂，以檔案材料為教材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與此同時，各地還加強了檔案工作人員的政治理論學習，為此后各地檔案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1956年4月16日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提出：要“加緊培養干部、提高檔案工作的業務水平和科學水平”。隨后，各地區開始了對檔案工作人員經常性的業務培訓。例如，5月，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聯合舉辦了為期半個月的文書檔案業務短期訓練班，由中國人民大學教師陳兆裎講授蘇聯檔案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由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干部講授保密工作等?！皡⒓訉W習的有市、區兩級黨、政、群機關，中央駐滬機關，解放軍駐滬部隊的文書、檔案干部及部分辦公室主任、秘書科長共569人。這是上海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書檔案工作人員較系統的業務培訓”。隨著各地區檔案工作的逐步完善，檔案工作干部的培養也在不斷進行，到1959年，全國共配備了檔案工作干部170241人，其中專職干部26278人，全國檔案工作人員培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通過不斷培訓，各地區逐步培養了一批具有專業素養和業務知識的檔案工作人員，他們通過檔案業務的學習與實踐，推動了檔案工作向制度化、系統化方向的演進。
四、檔案工作成效顯著
1949—1959年，為推動檔案事業發展，黨和政府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系統化的檔案工作體系，并開始在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服務于國家建設的信息載體 隨著黨和政府對檔案工作的逐步重視，同時積極借鑒蘇聯經驗，經過不斷摸索，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檔案是服務于國家建設的信息載體，是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條件。1954年，吳寶康提出：“擺在我們檔案工作者與文書處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務，就是從實現黨與國家的總路線出發，努力健全或建立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的文書處理工作與檔案工作，從而克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密切與人民群眾的聯系，為國家經濟與文化建設而服務”。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56年上半年，全國由于充分利用各種館藏標準設計圖紙并重復使用這些圖紙，約節省了600萬個設計工作日，相當于5萬名設計人員半年的工作。據輕工業部和紡織工業部的統計，這兩個部所屬的設計院在1953—1956年共節省216萬個工作日。1958年４月６—1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家檔案局分別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黨的和國家機關的檔案工作會議。這兩個會議都指出，檔案工作必須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檔案部門應該和科學研究機構取得密切聯系，根據其需要提供檔案資料。會議認為，各地檔案部門應當注意協助區鄉機關和工農業基層生產組織整理和保管好檔案資料。據此，各地積極貫徹會議精神，例如，四川省水利廳為了適應發展農業生產和興修水利的需要，將有關專縣的中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的技術檔案，編成了“?？h性農田水利”專題目錄；為了滿足川西平原農田灌溉和工業用水的需要，將都江堰灌區、宦渠堰灌區的工程技術檔案，編成了“川西區農田水利”專題目錄；為了滿足建設農村水力發電站的需要，將有關水力發電工程的技術檔案，編成了“水力發電工程”專題目錄，發給利用的單位。全國各地積極利用檔案并服務于國家經濟與社會建設，逐步成為此后檔案工作的重要內容。事實上，科學管理并有效使用檔案，對于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科研和生產效率等都具有積極作用。借助檔案，后人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實現知識創新特別是科學技術創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大量事實充分說明，檔案在技術革新、科學研究、成果轉化、技術轉讓等活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提高科技水平、加快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重視檔案價值，發揮檔案工作的社會功能，開創檔案工作新局面，對于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具有重要意義。
檔案的廣泛利用 基于檔案工作人員認識的提高、檔案工作系統化的增強以及各級檔案機構的不斷完善，各級、各類檔案館（室）保存檔案得以提供給社會各方面廣泛利用。例如，根據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重慶市檔案館自籌建后就十分重視檔案的利用工作。1959年11月9日，該檔案館制定了《利用檔案資料暫行辦法》，內容包括及時了解當前中心工作的需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聯系，積極主動地開展檔案資料的利用工作等。河南省新鄉專區檔案資料工作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到1959年，利用各種檔案資料編出各種經驗匯集224957件；全區除鶴壁新建市沒有編“史志”外，其余27個市、縣都編出了各種史志資料；“通過編寫資料、大批提供利用，在全區基本上消滅了積存文件的基礎上，編出了6647件檔案館、室查找利用工具”。截至1959年，全國各地檔案館大力開展檔案資料的利用工作，檔案工作人員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以多種方式為各項工作積極提供了豐富的檔案資料，據14個省市、63個中央機關的統計，歷年來提供利用檔案資料1262萬人次、1999萬卷次，為便利提供利用編寫了參考工具2425萬余件。
總之，隨著各地檔案工作的順利開展，檔案逐步成為黨和國家歷史最重要的信息載體，不僅為黨和國家制訂各項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也為新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發展貢獻了力量。更重要的是，黨和國家通過對檔案工作人員的培訓和教育，使其對檔案的認識逐步提高，不僅轉變了思想，而且學習了正確組織檔案文件的方法，加速了公文的處理，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和質量，促進了檔案的廣泛利用。此后，檔案工作逐步成為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守護著國家的歷史機密，同時也承載著國家的歷史記憶。
本文為中原院士基金項目“新中國史檔案資源的整理與應用研究”（豫財行〔2020〕140號）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圩髡吆喗椋堇詈楹樱▽W博士，教授，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吳佳齊，博士研究生，河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