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東省日照縣為例
山東省的“南茶北引”工作肇始于1959年春。山東省林業廳將自浙江省購進的茶籽分配到日照縣（日照位于山東省東南部，東臨黃海，北與濰坊、青島相鄰，西接臨沂，南與江蘇省連云港接壤。1956年隸屬于臨沂專區。）大沙洼林場、蒙陰縣岱固林場、平邑縣萬壽宮林場、明光寺林場等國營林場和青島中山公園等單位種植，同時分配到沂水縣上峪大隊、沂源縣坡丘大隊、蒙陰縣宮家城子大隊和前城子大隊作為試種點。因缺乏種植經驗，致使大部分幼苗因干旱、凍害而枯死。1961年，日照在大沙洼林場、馬莊公社挪莊生產隊苗圃、國營劉家寨苗圃又試種茶樹0.56畝，因未能安全越冬，試種沒有成功，第一次“南茶北引”工作宣告失敗。［1］1965年，中共山東省委在時任省委書記譚啟龍的主持下，再次著手推進“南茶北引”工作。日照積極響應省委種茶的指示精神，引種成功，打破了北緯30度甚至35度以北不能種茶的農業讖語。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關于山東省農業研究的代表性論文有杜景川：《山東農業合作化初期發展的動因初探》，《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章傳政、黎星輝：《中國北限古茶區——山東》，《中國農史》2007年第1期；等等。），根據相關檔案文獻資料，分析1966～1978年日照如何通過基層政治動員、“三結合”農業科學實驗運動、農業機械化運動等，將日照建成“南茶北引”的模范基地（1972年9月16日《人民日報》曾報道了山東省“南茶北引”成功的相關事宜，在借鑒山東省種茶經驗的基礎上，遼寧、河北、西藏、新疆、陜西等省、自治區也漸次推展了茶葉引種工作。從實際效果看，日照最為突出。目前，日照已經成為我國緯度最高的優質綠茶產區，是中國北方綠茶之鄉，與韓國寶城、日本靜岡并稱為世界公認三大海綠茶城市。），并初步探討這一時期的中國縣級農業發展。
一、失衡與動員：“南茶北引”試種的艱難
1954年，毛澤東與譚啟龍在杭州談話時指出：“山東人口多，又愛喝茶，你到山東去工作，應該把南方的茶引到山東去”，并建議他在山東多種些茶。［2］山東是我國茶葉消費大省，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即使國家每年從南方調撥4萬多擔茶葉，仍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當時茶葉是國家統配物資，增加調撥數量十分困難，“上級調撥的茶葉只能滿足廣大群眾需求的三分之一，所以出現沂蒙山區老人喝不到茶葉，要到醫院開處方才能購買的現象”。［3］尤其是地處魯東南沿海的日照，當地漁民酷愛飲茶。1960年之前，日照每年需要茶葉5000擔。［4］“漁民走船四點鐘左右都要喝水，喝到五點來鐘就走了。在船上沒有茶了，就用煎餅在鍋底燒，燒一段時間后擱到里面當茶葉喝”，“當時沒有好茶，有南方親戚的人家會存點茶葉，都當寶貝一樣藏著，除非出遠海才拿出來泡一下”。（2015年6月2～3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圣嵐路居委會村民宋曉祥、葛國榮的訪談記錄。兩人當時均為日照漁民。）當時幾乎每個村鎮都設有茶爐，就連經濟困難時期的1962年，日照還有茶爐17座，這也反映出日照人民對于茶葉的偏好。正是因為茶葉供需失衡，以至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山東出現了集體購買假茶的現象（1961～1962年，德州、聊城、惠民、泰安、菏澤、昌邑、肥城、臨清等縣（市）從廣東、江西、湖南等地采購假茶葉154.1噸。參見《山東省茶葉銷售概況表》，日照市檔案館：6-212-29。）。與此同時，為了保證國家的外匯儲備，在1960年后糧食、棉花和食用油等主要出口商品減少的情況下要盡量將蠶絲、茶葉等商品擠出來出口。因此，“出于保證國家出口的需要，增加國內市場的供應；茶葉的生產和恢復發展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5］。譚啟龍正式調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之后，強調應當根據當地的自然條件，積極做好“南茶北引”工作。
1965年，山東省副食品公司呂新接受委派赴臨沂探討引種茶樹的可能性，并邀請臨沂地區商業局副局長崔華甫牽頭組織了種茶小組，協調聯系莒南、日照、沂水、沂南4個縣，選了100個大隊試種。（2015年5月29日，筆者對臨沂市夏建立的訪談記錄。夏建立，山東省臨沂地區“南茶北引”主要推廣人之一。）
（一）茶葉試種的現實困境
中共日照縣委最初以試驗性的態度動員群眾種茶。一些群眾感覺北方天寒地凍，會把茶樹凍死。還有的人認為，種糧食還吃不飽肚子，如果種上茶葉，弄不好，不僅搭上一年的功夫，還白白少種了兩茬莊稼；就算活了，指望用來賺錢，還不知猴年馬月。（2015年6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牟步善的訪談記錄。牟步善，1953年起任中共日照縣委副書記，1963～1977年任中共日照縣委第一書記，日照“南茶北引”工作的實際主持者。）部分群眾對于種茶有抵觸情緒，客觀上亦反映出日照農業生產的艱困狀況。日照地處黃海之濱，有21個公社，84萬人口，116萬畝耕地，52.8萬畝山場。“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殘酷壓榨之下，是出名的窮山惡水，很多人要飯逃荒去東北。”［6］1960年前，日照自產糧食尚達不到自給，“濤雒鎮小蓮村，村民吃卡餑餑，就是地瓜秧用水拌，然后蒸熟，一天兩頓”（2015年6月18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任鶴年的訪談記錄。任鶴年，時任日照縣副縣長。），“用瓜菜代替，地瓜秧和樹皮也要一起吃。”（2015年6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牟步善的訪談記錄。）在尚未解決溫飽的情況下，試種茶葉的阻力不言而喻。
盡管如此，中共日照縣委還是將茶葉試種當成一項革命任務來落實。呂新、陳德熙二人負責選點試種，縣商業局、林業局、氣象部門派人配合，試種任務由縣糖業煙酒公司承擔，并組成了四人種茶指導小組，將絲山雙廟和安東衛北山兩個大隊選為試種點，引進祁門儲葉種及浙、皖北部的群體品種進行播種。1966年，日照種茶8.7畝，因冬季遇到持續干旱和低溫，大部分茶苗被凍死，茶樹只成活2.3畝。面對如此低的成活率，“有人說，商業搞好購銷是正業，搞茶葉生產是不務正業。還有人說，搞南茶北引是林業、科研部門的事情，我們不必管。甚至有的大隊也認為種茶用工多，開荒種茶還不如開荒種花生”（?2015年6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牟步善的訪談記錄。）。而且，種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且大家都是“門外漢”，都是邊學邊干。（2015年6月29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田存方的訪談記錄。田存方，時任日照縣供銷社種茶組文書。）
最終讓中共日照縣委下定決心堅持種茶的根本原因在于當地多丘陵的自然環境。光種糧食不行，收入太低，必須實行多種經營。1967年春，日照已有14個大隊開辟了茶園。［6］8月，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對山東茶樹引種試種工作進行調查研究，認為“日照屬于海洋性氣候，地形多低山緩坡丘陵，土壤酸性，含有豐富的有機質和微量元素，適合茶樹生產”。［7］
但是，當一些人看到兩年茶苗才尺把高，不見收益的時候，就又開始說閑話、發牢騷。例如，有人說，種茶用工多，費力大，收入少；還有個別干部說，山難改，性難移，南方的東西北方種不了，種茶白費力。［7］西湖公社個別村莊還出現了謠言，說1968年日照遭受凍災、旱災，是由于得罪了海神娘娘，只有停止種茶，才能風調雨順；甚至風傳1969年誰若再堅持種茶，海神娘娘會讓漁民們全部葬身大海。（2015年6月29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田存方的訪談記錄。）一時間，恐慌情緒開始在一些村莊迅速蔓延，1969年日照只種茶1.4畝。因此，亟須在群眾中開展一次思想的滌清運動。
（二）政治動員與茶葉試種穩步推進
為此，日照縣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革委會）組織召開了種茶動員大會，重點解決基層干部種茶的思想問題。縣革委會每年都開三到四次有公社革委會主要負責人參加的種茶會議，還組建了和縣商業局平級的“多種經營辦公室”，專門負責此事。
首先，樹立典型，逐步帶動和推廣。馬莊公社石橋官莊大隊李克深帶領群眾，整出標準窄幅梯田585塊，建成茶園60多畝。巨峰公社西趙家莊大隊余學林、城關公社上李家莊大隊黨支部書記李為功，帶領當地農民向荒山進軍，建成了大片茶園。正是在實踐中鍛煉培養起從縣到社、到種茶大隊的種茶隊伍，做到了縣有種茶組，社有種茶技術員，大隊有種茶專業隊。
其次，縣革委會利用各種會議、廣播等途徑宣傳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強調茶葉在國內供應、國外出口中的作用；把自制的優質茶裝成小包，印上自產茶字樣，作為慶祝國慶節的特色商品，向全縣銷售。此外，商業局種茶大隊等還編演“為革命種茶”、“采茶舞”、“我為種茶做貢獻”等文藝節目，宣傳種茶。［6］“采茶舞是自編自導的舞蹈，彩排兩三遍就可以了，在農村一般都是晚上表演，因為舞蹈形象貼近生活，所以農民們很喜歡。”（2015年6月28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村張YH的訪談記錄。張YH，時任日照縣嵐山區安東衛村民兵排長。）因此，農民們對于種茶也有了新的認知，“之前搞南稻北引、南蠶北引，大家都得到了實惠，這一次咬咬牙估計也能行”（?2015年6月28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安東衛村王SL的訪談記錄。王SL，時任日照縣嵐山區安東衛村民兵連長。）。通過上述一系列舉措，種茶農民的不滿情緒很快得到平復并堅定了種茶的信心。
1971年，縣革委會決定以老試種點為主，適當發展新試種點，并要求點點相連、集中連片，計劃1972年繼續試種茶葉1000畝：一方面，鞏固1971年13個老種植公社，包括絲山、濤雒、安嵐、巨峰、馬莊、三莊、城關、碑廓、南湖、西湖、黃墩等；另一方面，新增加了6個公社，即陳攤、虎山、大坡、下湖等。［8］全縣21個公社中僅河山、石臼兩個公社未種茶。至此，種茶得以在日照全面推廣開來。
在種茶土地的選擇上，縣革委會重申各公社要堅持開荒種茶，強調盡量不與糧田爭地，這也是基于糧食與茶葉之間關系使然。1972年日照試種1000畝茶樹，其中920畝屬于開荒地。與之形成對比，日照周邊的“諸城、莒縣部分地區未處理好農田與茶田關系，利用部分農田來進行茶葉試種，結果導致當地農民出現嚴重的抵制種茶現象”。［9］
由上可知，在供需失衡的前提之下，種茶首先被當作政治性任務來加以推進。其次，日照縣革委會在茶葉試種過程中堅持從農民利益出發，通過黨員干部負責制、樹立典型、實物宣傳等方式，凸顯了基層黨組織的作用，這其實也是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中國基層農業的發展特點之一，“在具體技術改造過程中，強調高度集中統一的指揮，以精神激勵為主，實行‘大兵團’作戰，大搞群眾運動”［10］。
二、分工與協同：“南茶北引”技術的革新
1965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科學實驗工作會議，重點總結了農業領導干部、農業科學技術人員、農民群眾“三結合”舉辦樣板田的經驗。同年3月，《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為了促進這個新高潮蓬勃的健康的發展，必須把革命干勁和科學精神更好地結合起來。這就需要在進一步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生產斗爭的革命運動的同時，進一步開展農業科學實驗的革命運動。”［11］對此，日照一方面組織種茶農民、技術人員、干部學習“三結合”精神，另一方面依靠種茶能手和科研人員重點解決茶樹凍害、增產等技術問題。
（一）茶葉種植能手發揮主體作用
凍害作為北方農業發展的藩籬，時常致使茶樹連年減產。日照種植茶樹的情況幾乎是一年一小凍，四年一大凍，十年之間就發生了兩次特大凍害。1969年，日照茶樹遭受嚴重凍害。之前擴種的23個大隊的392畝老茶園中有10%的茶園已經失去生機；在85%的茶園中，葉片干枯的占到90%以上，枝干枯死40厘米以上。以種茶為主的西趙家莊、袁家莊、雙廟、黃泥溝、沙溝等大隊凍害也非常嚴重。［7］
為此，上李家莊農民嘗試用松枝、笸籮做擋風帳，結果來年撤風帳的時候發現茶樹仍然有明顯的凍傷。當地的農民茶葉專業隊做了大量實驗，比如采取“扎腰”（用草包扎茶樹莖部）、“戴帽”（用草蓋在茶樹枝上）、深埋土等方法，但是效果并不明顯。后來，農民劉為雨嘗試使用稻草苫子作為茶園的擋風帳，使茶樹凍傷問題得到解決。這啟發了茶葉隊，之后全部茶園都采用稻草苫子擋風。1971年1月下旬，上李家莊下了兩天冰凌，連刮四天大風，茶樹都沒有受到損傷。伴隨著茶葉擋風帳用草量的增加，又產生了與社員生火做飯爭草的矛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的農民“一面植樹造林，大力拾草；一面堅持試驗，終于創造了就地打土墻的辦法，代替用草”。［7］
自1971年開始，農民在駐點技術員的指導之下，開始記錄冬季氣象與種植茶樹之間的關系。根據1971～1974年的記錄來看，這四年冬季的氣溫情況呈現馬鞍形，茶樹凍害也隨著出現重、輕、重、輕的狀況。入冬前兩三個月雨水愈多，就愈有利于茶樹越冬。此外，當地農民在生產中發現茶樹秋季追基肥早晚與茶樹根系恢復和凍害之間的關系，即早施肥比晚施肥好，冬季追基肥以白露前為最好，最晚不遲于秋分，霜降后不易施基肥。［12］
由此可見，新中國成立初期培養起來的第一代新農民逐漸在農業生產領域嶄露頭角。他們的年齡在27～36歲之間，同時具有一定的農業生產經驗，有的曾經參加過縣種茶培訓班，有的復員退伍前曾在軍隊農場從事生產。另外，這些種茶能手不少具有高中或初中學歷，在當時農民中屬于較高文化水平。［13］誠如毛澤東所言：“要進行建設，就要有文化，建設愈向前發展，對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14］
（二）農業科研人員發揮指導作用
1970年后，遵照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必須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指示，全國各省農業院所人員分批到農村從事科研工作，這也為日照種茶業提供了發展契機。如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專家李聯標、段敬堂，浙江農業大學的劉祖生、佟啟慶教授等人來到日照，他們同種茶技術人員進行深入座談，交流經驗。李聯標經過調研認為，如果日照茶樹按照南方的種植模式，要養五年的高棚才能摘幾個頭，收入太低。受到啟發的科研人員任介民改變了茶葉增產思路，他針對北方地區地形、溫度、環境等實際情況，提出了適密、適矮、區田栽培的思路，最終70多畝茶園普遍畝產超過100斤。由于這一方案縮短了茶葉出產的周期，提升了茶葉品質，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014年5月29日，筆者對臨沂市任介民的訪談記錄。任介民，山東省“南茶北引”項目的代表人物，自1965年開始在北方的高緯度地區進行了一系列茶葉引種的研究與推廣工作。）茶葉增產不但需要種植技術的保障，保持茶園肥力亦是關鍵因素。根據科學試驗，每畝茶園使用3斤左右氮肥、1斤以上的磷肥，可以增產50～70斤茶葉。為此，“山東省農辦撥給茶樹專用化肥55噸，臨沂地區26.4噸，日照分得6噸”。［15］縣革委會反復強調一定要按照專肥專用的原則，各級主管部門不要扣留和挪用，一律下撥給種植單位，并強調要在科研人員的指導下謹慎使用。
在總結養豬（出于糧食增產的考慮，中共山東省委在全省各地積極推進養豬積肥運動，并宣傳“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化肥廠”。參見《山東省大力推進養豬積肥運動》，日照市檔案館：1-80-1。）等經驗的基礎之上，任介民、虞富蓮發明了“三圈一室”（“三圈一室”即豬圈、羊圈、牛圈和飼養室。）的積肥方法。隨后日照發起“三圈一室”運動，有的社隊每畝茶樹有1頭豬（羊）供應肥料。比如巨峰公社水洪溝大隊，1974年種茶50畝，養豬60頭。后黃埠大隊有茶園100畝，養豬50頭，羊120只，保證了茶園施肥的需要。［12］當時有的學生每天下午放學回家后就“從自家豬圈往山上地里送肥，地里經常站著一個高高瘦瘦的專家（任介民），他告訴我們一棵茶樹用多少肥料”。茶樹用肥料多了，在現場的專家會“用碗把多余的豬糞又均勻出來”。（2015年8月11～12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巨峰鎮王徳才、碑廓鎮李建設的訪談記錄。兩人當時均是學生。）可見，茶葉科研人員已經直接參與到茶樹的田間管理中。
（三）農業干部發揮領導統籌作用
在充分發揮種茶能手、農業科技人員特長的同時，農業干部則扮演著生產中的協調統籌角色。
首先，幫助種茶能手參加市、縣技術培訓與交流。1967年，山東省對于市、縣種茶工作的人員進行了相關技術培訓，日照的公社干部聯名請求將解決茶樹凍害問題的農民作為后備人才一同進行培訓。［16］1973年，日照縣革委會為了加強對茶葉生產的技術指導，要求有500畝以上茶園的公社、供銷社要配備專門的技術人員，建立技術網點，定期交流經驗。［17］主管茶樹種植的公社副書記將各村的種茶能手推薦至縣里參加相關培訓，使這些人很快成為當地的技術骨干。
其次，努力保障科研人員的工作與生活條件。為了加大對茶葉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日照縣革委會自1971～1974年每年撥付“南茶北引”科研經費5000元，并保證專款專用。凡是與科研項目沒有直接關系的費用，均不在此項經費中開支。［18］
此外，農業干部還在村與村之間統籌協調種茶工作。比如1972年城關公社上李家莊大隊獲得獎勵化肥1200斤，巨峰公社西趙家莊大隊得到獎勵化肥8700斤。西趙家莊蹲點干部認為，1973年上李家莊擴種面積明顯優于西趙家莊，經過友好協商，決定把獎勵化肥中的2000斤先撥付給上李家莊大隊使用。［17］
另外，日照種茶組規定，凡是連續兩年公社排名后三位，同時又未出現種茶能手的村子，公社書記都會在全公社大會上對其進行通報批評。有兩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因為種茶工作不力，一個被降為副書記，另一個被降為支部委員。公社駐村干部建議公社將被降職的村干部派遣到鄰近種茶村莊蹲點學習，經過半年農業實踐，二人又重新回到工作崗位。（2015年8月13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西湖鎮劉YF的訪談記錄。劉YF，時任西湖公社會計。）這一規定對于端正基層干部的種茶思想有所裨益。
簡而言之，在“南茶北引”技術保障和革新工作中，日照縣革委會在處理茶樹凍害問題上以農民群眾為主體，以茶葉種植能手為基礎，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在茶樹增產等技術環節，以農業科研人員為指導，凸顯科研技術人員優勢；在統籌協調中，農業干部較好地發揮了政府領導和統籌作用。
三、傳統與現代：“南茶北引”效率的提升
自1960年以來，我國的農業發展漸次與學習運動潮密切相關，諸如干部蹲點、農業機械化運動以及農業學大寨運動等。日照在貫徹國家農業大政方針前提之下，又在種茶效率層面加以調適革新。
（一）蹲點與采茶評工計分工作的改進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央要求縣委第一書記必須深入基層，親自進行有系統的典型調查，要求一般干部每年要有相當長時間在工廠、農村開展“三同”活動，即“同吃、同住、同勞動”，這對于農業發展助益甚多。（如山西南部地區在蹲點干部的指導之下，小麥產量連年豐收。參見山西省農科院臨汾小麥所辦公室：《長期蹲點搞好樣板是農業科學實驗的正確道路》，《山西農業科學》1964年第5期。）中共日照縣委領導干部都有蹲點村，且要求縣機關的干部要有60%的時間在農村。
在干部蹲點時，“南茶北引”任務就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2015年6月29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田存方的訪談記錄。）蹲點干部侯世明在農業生產中發現種茶評工記分存在問題。比如1970年，各公社在對采茶進行評工記分時只規定了數量，沒有規定質量標準，所以造成有些社員“愿意采集中的，不愿意采分散的”、“喜歡采路近的，路遠的不愿意采”等問題，影響了茶葉的生產。
為此，各公社對這一評工記分方法進行了改進。首先，根據農業與茶業同工同酬、男工與女工同工同酬的原則評工記分。“以前不管采摘效果如何，最多給八分，現在給十分。每天上工前，我們這些婦女早早就在茶樹地頭排隊等著。”（2015年7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日照街道張XE的訪談記錄。張XE，時任上李家莊采茶隊成員。）其次，老、嫩葉要分別評工記分，采摘好的要提高工分，堅決糾正工分偏低的不合理現象。“每天收工回來之后，大伙都要評工計分，有的人采得雖然多，但是茶葉葉狀不完整，炒出來的效果也不好，按照規定這樣就不能給十分。”（2015年7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日照街道韋常玉的訪談記錄。韋常玉，時任上李家莊評工計分員。）
蹲點干部幫扶采茶、運茶也按標準計算工分。“我們醫院長期蹲點日照兩個村子，采茶一天給8個工分，到年底結算，可以在當地折算成糧食，也可以把工分換算成城里的糧票。”（2015年7月18日，筆者對日照市東港區日照街道王CH的訪談記錄。王CH，時任日照縣醫院醫生。）婦女們采好茶之后，男人則主要負責運輸工作。除了牛車、騾車之外，很多村子已經開始使用手扶拖拉機。“因為茶葉嬌貴，路面又不好，非常考驗駕駛員的技術。一天能跑四五趟，給十分。”（2015年8月17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碑廓鎮金DF的訪談記錄。金DF，時任碑廓公社玉峰嶺大隊運茶拖拉機司機。） 評工計分方法的改進，使得茶葉品質迅速得以提升。1970年，一批首次采制的炒青綠茶被送往了中國茶葉科學研究所，經鑒定，茶葉葉片肥厚、肉質很好、香氣高、耐沖泡，可以跟屯綠、婺綠相媲美。
（二）農業機械化運動與創設機械化制茶廠
1966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湖北省武漢市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會議提出了“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在茶葉品質有保障的前提下，如何采用機械化設備提高制茶技術成為日照關注的問題。1968年，日照縣巨峰區有4個隊普遍感到制茶用工多、燒柴費、質量差。以種茶模范村西趙家莊為例，每個工作日只能炒干茶葉1斤，手都起了泡，還炒不勻，揉不好。［19］根據這一情況，區、公社革委會召開了老種茶大隊的負責人座談會，決定以西趙家莊為中心的連片4個隊聯合起來辦茶廠。
日照縣革委會首先成立了籌建小組，進行了茶廠設計，協商相關投資辦法。另外，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抽調夏春華等3人來日照幫助制茶。本著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的原則，1970年，4個隊投資1327元，在日照朝陽觀山前建成了山東省第一座日產200斤的小型半機械化的初制茶廠，定名為巨峰區“九一六聯合初制茶廠”，［20］成為日照采用機械化設備制茶的肇始。當年秋季共制干茶3263斤，比1969年手工制茶提高效率5倍多，節省勞力2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農業生產。制茶改用機械殺青揉捻后，茶葉揉捻均勻，外形好，茶香味濃厚。建廠花費的1327元，當年就歸還305元，并為茶葉生產培訓了一批技術骨干力量。［20］
然而，伴隨著茶園面積的擴大，制茶設備的需要量亦隨之增加。日照縣革委會預計“四五”規劃期間巨峰區東片7個大隊，茶樹能發展到500畝以上，需要增加揉捻機、手扶拖拉機、烘干筒、炒鍋等相關設備。［21］與之相適應，后黃埠、西湖、河山等主要產茶公社亦同樣面臨著機械化動力不足的問題。而此時國內外茶葉市場愈發供不應求，“1973年廣交會上，每噸茶葉可以換回112噸鋼材、30噸化肥。不少國家的總統、總理親自請求我國盡量多供應茶葉，并把供應茶葉視為對他們的援助。如果能夠實現上述設想，到了1980年，茶葉可以達到1500萬到2000萬噸，每年就可使集體增加4000萬元的收入，并可以得到2000多萬斤獎售化肥”。［22］
由于種茶效益相當明顯，城關公社上李家莊大隊剛種茶的時候糧食畝產350斤，欠國家貸款7000元，后來發展茶葉70畝，除了還清貸款，每年還向生產隊提供買化肥、農藥、農具等資金3000元以上，支援農業生產化肥1200斤，集體收入每年約增長35%以上。［18］因此，考慮到國際市場需求與農民生產效益兩方面的因素，日照縣革委會認為，茶葉生產沒有滯銷的危險，應予以著力發展，之后立即將建設機械化茶廠提上議事日程，但部分農業干部持反對意見，主要集中于以下兩點：一是種茶前景不明；二是缺乏相關資金支持。之前引種水稻、蠶、竹已經用掉相當一部分財政預算，若再拿出專項資金建設機械化茶廠，實有些入不敷出。基于此，日照縣革委會通過國家種茶經驗交流會，為建設機械化茶廠爭取到相關資金與技術。1973年10月，農業部聯合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在日照召開了山東、西藏、新疆、陜西、河北、遼寧6個省、自治區參加的南茶北引西遷經驗交流會，牟步善作了《堅持以糧為綱，積極發展茶葉生產》的報告，介紹了日照種植茶葉的歷程和取得的成就及經驗教訓，亦希望全國各界給予日照種茶事業以支持。會后，山東省商業廳正式將日照列入“南茶北引”的重要基地，給予貸款優惠，河北省和遼寧省商業廳給予日照3萬元的設備支援，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同意給日照增派2名科研人員。［23］
1975年，山東省商業廳正式投資近21萬元在日照西郊十里堡建成精制茶廠，同時配有抖篩機、圓篩機、風選機、揀梗機和烘干機等20余套設備。毛茶分為6級，1～3級直接出售，4～6級用于窖制茉莉花茶、珠蘭花茶等。茶廠建有玻璃花房30間，栽培茉莉花、珠蘭花、玉蘭花等，為窖制花茶提供花源。［24］
但是，因受茶葉收購量所限，精制茶廠豐收年景也只能加工2個月。對此，日照縣革委會提出周邊縣域循環利用的政策，即日照縣與周邊的莒南、沂水、諸城、沂南、膠南等產茶區可以共享農業機械化設備。如莒南縣的厲家寨，在收茶、制茶之際，厲家寨出人力幫工，日照精制茶廠負責為厲家寨制茶。這一方面提高了茶廠設備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也為周邊縣解決了制茶難題，增強了各縣間的交流聯系。據統計，日照周邊制茶的各縣因應制茶效率的提高，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產業的附加值，“沂南縣收入增加25%，莒南縣增加45%，諸城縣為60%”［25］。
為了充分發揮茶廠的潛力，在制茶淡季，日照商業局組織當地農民利用茶廠的空閑時間開展柳編工作，幫助農民增加了副業收入，平均每人多收入5～8元不等。再者，部分農民利用茶廠的粉碎設備，加工植物飼料并進行出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集體收入。［26］
截至1979年，日照已經建立起機械化、半機械化的茶廠67座，擁有制茶機械326臺。從1966年開始有2個大隊種茶8.7畝，發展到21個公社、308個大隊，種茶面積達12500畝。1979年擁有茶園5984畝，全年總產細茶36.62萬斤、粗細茶40萬斤以上，為社隊增加收入100多萬元。［27］
日照采茶、制茶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是傳統手工與現代機器相融合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干部蹲點與評工計分工作的改進，提高工作效率，發揮工作潛能的結果。“實際上，農業現代化就是不斷強化現代農業要素的投入，使得基要生產函數組合方式不斷發生變化，并占據支配地位，普及應用至整個農業生產部門。”［28］
四、“南茶北引”推展的省思
日照作為山東省“南茶北引”成功案例，在這一時期如何有條不紊地推展茶葉生產，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第一，以促生產使基層政治運動有序開展 這一時期，日照基本未出現過過激批斗種茶干部、生產隊長的現象。“村里的主要干部都挺正直的，農業發展都是他們抓起來的。再有之前經過蹲點和社教運動，村里的風氣也比較好”，“沒出現過斗人、打人現象，被批斗的種茶干部也就是在臺上站著，下面有人提意見批評。”［29］因此，日照的種茶事業基本維持在一個較為有序的、可控范圍之內。
第二，保護農民利益 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之初，毛澤東就強調：“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30］1969年夏，毛澤東在湖北視察時再次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我們經濟形勢的好壞，依農業形勢的好壞而轉移。湖北這個地方盛產糧食和棉花，你們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飯吃、有衣穿，事情就好辦了。”［31］以農業為基礎解決群眾的吃穿問題，成為滿足農民利益的第一要務。對日照而言，種茶好的村莊，每年年底都可以多殺“年豬”（?“年豬”，指的是過年的時候，公社的食品站派人來村里殺豬，每家準備好豬，殺完后統一分配。2015年7月18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巨峰鎮后黃埠村唐YX的訪談記錄。唐YX，時任后黃埠大隊會計。）。“種茶之前，年底分豬肉一般就是兩斤左右，而在1973年年底家里分得四斤半，全家人都樂壞了，覺得種茶有賺頭。”（2015年7月18日，筆者對日照市嵐山區巨峰鎮后黃埠村張BD的訪談記錄。張BD，時為后黃埠大隊社員。）
第三，予以精神激勵 如發明擋風帳的劉為雨，被日照縣授予“種茶青年突擊手”榮譽稱號，被公社授予“農業學習模范”稱號。日照還對種茶模范村予以集體表彰。1973年，日照縣革委會授予城關公社上李家莊大隊“種茶英雄集體”、巨峰公社西趙家莊大隊“種茶突擊連”等榮譽稱號。西趙家莊大隊隊長說：“縣里能這么重視俺們的種茶，俺們心里只有感激共產黨，一定將種茶事業努力干下去”［32］。
日照“南茶北引”工作歷經茶樹試種、技術創新以及采茶、制茶等過程，特別是注重與當地農業生產狀況結合，注重傳統手工與現代機器相融合，從而探尋出一條頗具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之路，是1966～1978年開展的一項成功的經濟發展工作。1978年，“全國茶葉區劃會議正式將山東列入江北茶區，標志著日照引種茶葉之最終成功”。（1978年12月，日本姬路市中日友好協會中國文化文學研究所所長福田一郎，給日照縣城關公社上李家莊大隊來信，盛贊“南茶北引”成功。）日照“南茶北引”的成功，揭示了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基層克服各種困難，關注民生、保障農民利益的宗旨意識，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創新精神。
［ 參 引 文 獻 ］
［1］《1961年日照縣茶樹試種情況調查表》，日照市檔案館：75-3-12。
［2］《山東省南茶北引情況調查》，日照市檔案館：75-2-78。
［3］臨沂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光輝的歷程：臨沂改造山河五十年紀實（1949～1999）》，齊魯書社1999年版，第157頁。
［4］《日照市志》，齊魯書社1994年版，第211頁。
［5］《全國蠶繭、茶葉會議紀要》，日照市檔案館：2-235-20。
［6］《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支持社隊突破南茶北引關》，日照市檔案館：1-71-11。
［7］《堅持斗爭反復實踐，積極發展茶葉生產》，日照市檔案館：75-1-79。
［8］《關于分配七二年茶葉播種計劃的通知》，日照市檔案館：2-354-21。
［9］《日照周邊縣茶葉播種問題調查表》，日照市檔案館：2-354-20。
［10］朱明寬：《過程 機制 道路——新中國農業技術變革的思考》，《農業現代化研究》1993年第3期。
［11］《辦好三結合的樣板田，促進農業科學實驗運動》，《人民日報》1965年3月28日。
［12］《抓路線搞實驗，新建茶園獲高產》，日照市檔案館：1-82-8。
［13］《日照縣種茶能手統計調查》，日照市檔案館：71-3-70。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頁。
［15］《山東省商業廳革命委員會關于分配茶樹專用化肥的通知》，日照市檔案館：2-90-4。
［16］《關于開辦短期種茶技術培訓班的通知》，日照市檔案館：2-89-9。
［17］《鄭培成同志在全縣茶葉生產會議上的講話》，日照市檔案館：1-75-17。
［18］《南茶北引科研經費使用情況》，日照市檔案館：4-71-18。
［19］《日照縣試辦聯合初制茶廠第一次情況報告》，日照市檔案館：1-60-7。
［20］《日照縣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種茶組關于試辦聯合初制茶廠情況的報告》，日照市檔案館：1-59-8。
［21］《日照縣巨峰區“四五”期間茶葉生產報告》，日照市檔案館：1-61-9。
［22］《汲子玉同志在全區蠶、茶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日照市檔案館：2-378-4。
［23］《日照南茶北引西遷經驗交流會》，日照市檔案館：1-55-3。
［24］《日照縣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精制茶廠情況的報告》，日照市檔案館：1-61-1。
［25］《日照機械化制茶廠利用情況調查表》，日照市檔案館：5-42-19。
［26］《日照縣茶廠柳編收入報告》，日照市檔案館：1-43-15。
［27］《任鶴年同志在全縣茶葉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日照市檔案館：1-23-5。
［28］胡鞍鋼：《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1949～2012）》，《當代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9］《日照縣抓革命促生產調查》，日照市檔案館：8-42-7。
［30］《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31］《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9～1560頁。
［32］《日照第一屆種茶能手表彰大會》，日照市檔案館：9-77-11。
［責任編輯：葉張瑜、周 進］
［作者簡介］湯銳，講師，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76826。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