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初期，企業隨遷職工子弟人口激增，但地方基礎教育資源難以全面滿足職工子弟的教育需求。為解決職工隊伍的后顧之憂，大批三線廠辦子弟學校應運而生。受三線建設保密性、企業辦學特殊性等影響，子弟學校在創辦初期呈“嵌入”狀態，與地方社會鮮有交流。改革開放后，三線子弟學校逐漸打破壁壘，開啟了“融入”地方的進程，并在20世紀末逐步移交地方。三線子弟學校不僅解決了職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也為當地帶來優質教育資源與先進教育理念，為推動區域基礎教育的現代化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關鍵詞］三線子弟學校；三線建設；基礎教育；西南地區
［作者簡介］田永秀，歷史學博士，教授，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楊舒茗，博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為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三線廠辦子弟學校與四川基礎教育發展研究”（SCJI24ND3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教育資源的共同化和均等化一直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的努力方向。長期以來，西南地區尤其是西南山區是教育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缺少推動教育進步強有力的因素，其基礎教育發展狀況更是如此。截至1952年，云南、貴州和四川的學齡兒童入學率分別為48.40%、27.20%、39.70%，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世紀60年代啟動的三線建設推動了一大批軍工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空降”到西南地區，在帶來豐富工業資源的同時也為職工子弟配套建設了一大批三線子弟學校。子弟學校自落戶起便是西南地區基礎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力量影響區域基礎教育發展的重要載體。已有研究關注到三線建設對地方教育發展的重要性，但對其與基礎教育的發展缺乏系統研究。四川是全國三線建設的重點布局省份，國家擬定的900億元建設方案中，三線地區為344億元，其中西南地區為222億元，四川就占136億元，約占西南地區三線投資的61.26%。在實際投資上，國家在第一個至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四川累計投資達288.96億元，約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9.9%，興建了約450個門類齊全的廠礦企業，并隨建了大量子弟學校，在三線建設中頗具廣泛代表性。鑒于此，本文以20世紀60—90年代四川三線子弟學校為例，探討其對區域教育現代化的促進作用。
一、三線子弟教育需求與地方基礎教育資源供給的矛盾
在舊中國，四川的基礎教育發展受到阻礙，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省學齡兒童入學率僅約20%，且學校集中分布在以成、渝為中心的城鎮，邊遠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學校極少，全省有40多個縣無初中、120多個縣無高中。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四川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道踏上了教育發展的快車道。如前所述，四川在1952年的學齡兒童入學率就增長至39.7%。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后，當年全省在校小學生和中學生數量分別比上年增長44.2%、88.50%，但教育經費占財政支出比例有所下降。截至1964年，全省學齡兒童入學率雖已有較大幅度增長，達到67.10%，但仍低于全國71.10%的平均水平。到1965年，全省還有300萬適齡兒童不能入學。事實上，四川的基礎教育體系無論是在覆蓋廣度、硬件設施還是師資力量上，基本無力承載大規模人口遷入的壓力。一方面，各地辦學條件不佳，校舍破爛情況嚴重。如1963年江津等三縣的抽樣調查顯示，有56.94%的中學和90.67%的小學將廟宇、祠堂、民房改作校舍，且“年久失修狀況相當普遍，危房日趨增多”。另一方面，師資力量也較為匱乏，供不應求的狀況頻發，長期在崗的教師比例僅為60%—70%。由此可見，四川較差的基礎教育體系決定了三線子弟與當地教育資源的供需矛盾難以避免。
三線建設需要依托大量的人力資源，大批職工隨廠從東部地區遷移至西南地區。1965—1971年，四川省凈遷入人口達53萬人。作為重要三線建設基地，攀枝花在此前僅有11萬農民，而三線建設開始后大量人口涌入，其中1965—1982年凈遷入人口32萬人，成為四川省第三大城市。在遷入四川的三線建設職工中，“絕大多數是老技術工程人員與技術工人，年齡偏大，子女較多，進川以后急需解決其子女入學和轉學問題”。據統計，三線職工的子女撫養比例偏高：每增加100個職工，即伴隨增加80名小學生與15名中學生。這些學生既有零星遷來的，也有整校遷來的，幾乎涵蓋所有年級。截至1965年8月底，僅遷入成都、德陽、綿陽、江油四地的中小學生即達7473人。其中，有不少企業實行“整廠搬遷”，如江油的三線企業大多是整廠內遷，僅第四冶金建設公司在當年6月就遷來職工子弟1700多人。這導致當地教育需求在短期內陡增，與有限的辦學資源形成矛盾。
受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布局的影響，三線企業多分布在四川盆地邊緣，這無疑給廣大職工及其家屬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加之三線建設強調“先生產、后生活”，生活設施不足，進一步加劇了生活困難。就子弟的教育來說，教學設備很少，一些班級的學生只能在同一教室輪流上課，一些地方連托兒所也未建立，因此職工只能帶著孩子上班。而且，企業一開始也無法獨立開設子弟學校，教育問題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協助解決。對此，各地對安排外來職工子弟入學的態度非常積極，給予了大力支持。為解決職工后顧之憂、保障重點建設工程的順利推進，1965年，四川省計劃委員會、教育廳計劃“在各地區再修建一部分中、小學，所需投資從教育廳基建投資中劃撥解決”。同年，按計劃樂山專區小學基本建設追加投資11.5萬元，并在重點建設地區新建5所小學。與此同時，各地還采取各種措施，充分挖掘學校潛力，多招收學生。例如，江油縣文教科向各學校提出“不以能招收多少學生為準，應以教室能裝多少為準”的要求，盡力解決外來學生的就學問題，有些學校的教室擠得連門也關不上了。又如，部分市、專區教育部門要求廠礦附近的學校在不影響當地民眾子女入學、不增加教師負擔、不影響兒童身體健康的原則下，采取增辦“二部制、并班、加桌凳等，盡量就近安排學生入學”。
然而，僅僅依靠各地“挖潛”無法滿足隨遷子弟的就學需求。隨著三線職工家屬的持續遷入，各地學校的容納力已經過載。例如，隨著入學人數的持續增加，許多學校雖已多次將教工宿舍改作教室，但其硬件設施和師資力量已難以為繼，無力再承載更多職工子弟入學。1965年，江油縣遷來的中小學生2724人，但“當地學校少，即便經過努力，最終也只安排了594人，只占到遷來學生的21.80%”。德陽的比例則更低，其兩個大廠遷來學生1830人，當地最大限度也只能安排50—60人，只占遷來學生的3.30%。
地方學校的辦學條件不符合三線職工期望。職工對地方學校不滿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山區教育條件不好、質量不高，也包括上學路途遙遠等。例如，眉山五〇五廠所在的區域甚至沒有學校，當地兒童只能前往8公里以外的學校入學。少數職工便以“住房窄、小孩讀書遠”等困難為由，“不安心、不干活，滿腹埋怨情緒”。可見，為解除職工后顧之憂、保障三線建設順利推進，興辦子弟學校成為地方政府和三線企業的當務之急。
二、三線子弟學校的創辦與發展
為了讓職工安心投入建設，緩解地方教育壓力，興辦職工子弟學校勢在必行。各三線企業與地方政府以積極姿態投身創辦子弟學校，一股新的教育力量在西南地區涌現。
（一）三線子弟學校的創辦
子弟學校的辦學初衷是解決工業布局區域教育資源配置滯后于生產生活需求的矛盾。新中國最早關于廠礦企業辦學的政策是1955年1月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工礦、企業自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的規定》，該規定首次從制度層面明確了工礦企業自辦教育的職責，確立了子弟學校相對獨立的辦學機制，要求辦學經費由企業自行承擔。此后，國家又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廠辦子弟學校在實踐中也更加規范，這也為三線企業開辦子弟學校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照。
子弟學校在地方政府和三線企業通力合作中不斷創辦。一方面，地方政府為創辦三線子弟學校提供了大量支持。例如，1966年，四川省基本建設委員會指出：“當年需要的中小學教學用房，必須及早落實材料和施工力量，爭取八月以前完成，保證秋季招生需要”。另一方面，三線企業積極投身子弟學校的創辦，以滿足廣大職工子弟的就學需求。三線企業從營收利潤中支出辦學經費，其中規模較小、單獨辦學有困難的企業，便與周圍其他廠礦企業聯合辦學，共同負擔辦學經費；單獨辦學和聯合辦學都有困難的企業，其職工子弟便由地方政府統籌安排至附近學校讀書，企業向辦學單位繳納一定費用。子弟學校在解決企業子弟入學問題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地方政府教育經費不足問題。正如成都市人民政府文教辦公室在1982年6月的一份文件中所指出的：“從我市的情況來看，全市有中、小學生近七十五萬”，“其中教育部門辦的學校，有中、小學生三十八萬余人。近幾年來，國家每年撥給的教育經費約二千八百萬至二千九百萬元，加上地方財政補貼等在內，約三千多萬，每年的缺口達數百萬元。據九十五所子弟中小學統計，去年各廠礦企業撥給這些子弟學校的教育經費共計九百二十四萬九千元，還不包括大型基建投資。如果沒有廠礦企業對子弟校的這部分教育投資，要解決成千上萬的中、小學生的學習問題，單靠國家撥款，特別是在國家經濟還有困難的情況下，是包不下來的”。
子弟學校的師資隊伍主要由國家分配的高等院校畢業生、具有教育經驗的職工家屬、從生產崗位退休或轉崗的職工以及兼顧生產與教育的企業職工組成，并在發展過程中陸續補充。例如，長城特殊鋼公司第一子弟學校自1965年建校起，就調入了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四川大學、西南師范大學等高等院校的應屆畢業生，并從地方中小學校調入了教師。又如，四〇公司礦山委員會在1969年辦學后，選派了2名干部擔任學校領導，并抽調了58名工人、復員軍人、技術人員及大專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為子弟學校提供了優質教育資源。
子弟學校的創辦既使廣大職工子弟的入學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緩解了建設的后顧之憂，使廣大職工得以安心投身生產，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區域教育資源的空白，為后續順利融入地方教育提供了先決條件。
（二）三線子弟學校的企業屬性
三線企業遠離城市，逐步建成了包括生產車間、宿舍、食堂、醫療設施等完善的社會服務設施，職工及其家屬在廠區內能夠完成生產、生活和基本社會活動，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包括子弟學校在內的“封閉”社區。三線子弟學校被直接納入企業的管理體系中，企業內部會單獨設置相應部門，專門管理學校事務。例如，截至1970年12月，在攀枝花的三線企業中，“有的指揮部（如四號信箱、四〇公司、十七號信箱）已在政工組下設立了管理教育工作的機構或配備了專人管理學校工作”。三線子弟學校雖然在教學、教材、教具儀器供應等方面接受地方教育部門的指導，但在招生、管理、經費等方面仍保持極大獨立性。在發展過程中，子弟學校具有較為明顯的企業屬性。
三線子弟學校的辦學規模存在差異。例如，攀枝花鋼鐵公司等大型企業通常財力雄厚，能夠建立起一整套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完備教育體系，學生規模可達數千人，且擁有固定的教學樓、操場、實驗室等基礎設施。而中小型企業則根據自身條件，單設學校或附設教學點。例如，截至1985年底，錦江油泵油嘴廠子弟學校建有1座面積為576.71平方米的教學大樓，15個教學班（其中小學6個年級11個班），共計41名教職工，僅92名中學生。此外，三線子弟學校還呈現出“封閉”特征。一般來說，三線子弟學校可能會在一些階段或具體事情上與周邊社會產生互動，但并非主流。例如，長城特殊鋼公司第二子弟學校在1966年9月正式建校時條件艱苦，曾借助當地辦學，但此后交流不多。這樣一來，子弟學校依附于企業的“封閉”格局，使其與地方教育之間缺乏實質性交流。
（三）三線子弟學校逐漸融入地方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后，三線子弟學校與外界的聯系日漸增多，呈現出由“嵌入”向“融入”地方的轉變。尤其是在三線建設調整改造的大背景下，這一轉變趨勢不斷加快。1980年，教育部、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在《關于辦好國防工業系統職工子弟中小學的通知》中明確指出：“辦學單位和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應加強聯系，互相配合，共同加強對所屬校、園的領導、管理”；“教育行政部門對當地所有國防工業系統的學校和幼兒園，在業務方面應與本系統所屬學校同等對待”。1983年10月，《國防科工委、教育部關于解決國防科技工業三線和邊遠艱苦地區教育工作若干問題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行政部門進一步對國防科技工業各單位職工子弟中小學在教學業務方面給予指導，在教育工作上給予協助，在分配師范院校畢業生和教材供應等方面給予支持。”同時，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應的政策保障。例如，1986年2月，綿陽市教育局發布《關于廠礦企事業單位子弟校領導管理問題的通知》，指出：“廠礦企事業單位子弟校的教學研究活動各縣（市中區）教學研究室和教儀、電化教育館（站）要給予指導幫助。提供有關資料和信息，組織其參加有關的教學研究活動。”由此，三線子弟學校得以逐漸納入地方教育體系，迎來了新的發展。
在上述政策的支持下，三線子弟學校逐漸突破“封閉”狀態，融入地方教育發展大局。子弟學校積極參加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召開的各類座談會、交流會，參與教育局的評教考核，與地方所屬學校分享教學和管理經驗。例如，長城特殊鋼公司第一子弟學校在1989年的年終總結中寫道：“學校派了十多名班主任去成都參加學習先進經驗學習班，使班主任們很受教育和啟發”。子弟學校的交流半徑不斷擴大，不但與當地教育系統有緊密聯系，而且還與全國其他地方教育系統有了更多交流。以鐵道部資陽內燃機車工廠子弟學校為例，該校在1988年9月組織了“幾位教育工作者前往深圳參加教研活動，感受頗深”。在此基礎上，三線子弟學校教師不斷進取，在教研、教改方面推出了大批成果。例如，德陽市東汽中學教師先后在《德陽教研》《四川教研》《四川教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展現了三線子弟學校教師的教研實力，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為學校融入當地教育發展大局奠定了重要基礎。與此同時，子弟學校的學生也積極參與當地文教系統等組織的各類活動，進一步加強了其與當地社會的聯系。例如，1985年，眉山車輛廠子弟學校的學生體育鍛煉達標率達96%，榮獲“眉山縣體育達標優秀學校”稱號，并在縣乒乓球比賽中取得女子團體第一、男子團體第二及女子單打前三名的佳績。亮眼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企業子弟學校與地方學校之間的隔閡，學生在比賽中同臺競技、互相學習，在比拼與合作中實現了共同進步。
三、三線子弟學校與區域教育現代化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一項艱巨復雜的任務”，要“減輕企業辦社會的負擔”。1995年5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勞動部等聯合印發《關于若干城市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分流富余人員的意見》，明確將“分離企業自辦中小學”提上議程。三線企業依照自身發展條件與地方的接收能力，逐步將子弟學校移交地方政府。三線子弟學校是否移交地方，都是三線建設助力西南地區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不僅直接提升了當地的教育水平，而且還間接影響了人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為當地基礎教育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豐富了地方的基礎教育資源
創辦三線子弟學校既是應對職工子弟入學難題的應急之舉，亦增添了當地基礎教育資源的重要力量。截至1984年1月，四川省非教育部門辦有小學965所、初中242所、高中360所，這其中就包括大批三線子弟學校。在三線企業較集中的地區，其子弟學校較多。例如，截至1985年，攀枝花的廠礦企業共建有67所小學、43所中學，廠礦企業辦學的在校小學生占全市在校小學生的30%，中學生則占到40%以上。據相關統計數據，在三線建設期間，重點建設地區的教育師資出現了爆發式增長。截至1994年，江油的廠礦子弟校有23所，在校學生達1.4萬余人，占當地城區、廠礦學生總數的60%。當地中小學教師總數自1965年至1977年由1681人增至5246人，增幅高達212.1%，而同期四川全省教師數量增幅僅為82.8%。在駐地更為偏遠的三線企業中，其子弟學校更是實現了當地教育資源“從無到有”的突破。例如，1965—1980年，攀枝花的中學專任教師由5人增至2592人。可見，在國家戰略的驅動下，地方教育資源的積累軌跡被改變，欠發達地區的教育資源配置格局也得以重塑。
（二）促進了區域教育質量的提升
憑借三線企業的財力支撐與人才儲備，其子弟學校在硬件設施與管理規范上曾一度領先于當地其他學校。例如，映秀發電廠自1978年8月起便高度重視辦學投入，除每年劃撥專項經費10萬元用于維護與完善教學設施外，并于1980年后持續追加9萬元用于校舍擴建與操場整修，為師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學和學習條件。三線建設帶來了大批文化素質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加之改革開放后各企業積極利用地方資源開展師資培訓，一大批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不斷充實到子弟學校。以攀枝花鋼鐵公司為例，截至1990年，其教師隊伍中“大學本科以上者占31%，專科占49%，中專占17%。小學教師的100%，初中教師的82.8%，高中、中專教師的83.9%，均達到或超過國家規定的學歷。據1993年《中國教育》雜志第二期上公布的數字：1991年全國小學教師中，仍有小學教師的19.70%，初中教師的48.2%，高中教師的52.8%未達到規定學歷”。三線子弟學校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也對地方教育產生了積極帶動作用。例如，三線子弟學校從制度健全和嚴格管理入手來提高教學質量，其極富創新性的管理制度又吸引著其他學校派人前來學習。優質教師資源的匯聚與不斷提升的教學能力，有力提升了西南地區的教育質量，推動了當地的教育現代化建設。
在優質教育資源的充分保障下，三線子弟學校在辦學歷程中屢創佳績，學生們既能“高進高出”，更能“低進高出”。例如，1986—1991年，眉山車輛廠中學的高考上線率、錄取率以及各科人均分數等與地方省屬重點中學并駕齊驅，平均升學率達43.3%，躋身當地先進行列。自貢的東方鍋爐廠中學同樣以教學質量優聞名，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每年向重點中學輸送20%以上的高中新生，初中升學率達90%以上”；“1994年高考被市教委譽為‘沒有優生創優生’，獲高中教學質量二等獎”。三線子弟學校的優質教育資源不斷向地方擴散，幫助地方解決了企業周邊城鄉部分適齡兒童入學困難的問題，輻射并提升了其周邊地區的入學率。尤其是企業部分職工來自周邊地區，其子女得以進入子弟校學習，更是直觀體現了這一點。例如，長城特殊鋼公司一分廠在1970年時共有職工4277人，其中有264人是原江油鋼鐵廠的職工，有779人是在四川省遂寧縣招收的職工。與此同時，在三線子弟學校正式移交地方教育部門之前，不少周邊居民的子女也能在子弟學校就讀。例如，峨眉水泥廠子弟學校除招收本廠職工子女外，還將當地九里火車站職工子女、周圍農民子女等納入學校招生范圍。而且，地方教育系統也會出臺相關文件，確保三線子弟學校在招收周邊居民子女入學時一視同仁，實現地方政府辦學與三線廠辦子弟學校和諧健康發展。例如，1982年6月，成都市人民政府文教辦公室在文件中明確指出：“教育部門辦的學校要支持廠礦辦學，牢固樹立計劃觀念和全局觀念，堅決糾正‘挖墻腳’、亂收費等不正之風”。三線子弟學校與當地政府辦學一道，為西南地區教育普及、教育大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以四川省為例，其在1990年基本完成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歷史任務，當年全省小學入學率達96.4%，畢業率達97.4%，覆蓋總人口94%的168個縣（市、區）順利通過了普及驗收。
（三）傳播了先進的教育理念
三線子弟學校對西南地區基礎教育發展的貢獻，不僅有可觀的數據，還有先進的教育發展理念。遷往三線地區的高等院校，既通過人才培養等直接影響了所在地區的社會文化風尚，又在回遷或轉遷后催生了一批地方高校，對當地居民的教育需求產生長遠影響。同樣，隨三線企業而建的子弟學校則主要通過與地方教育系統的交流互動，更新了當地社會對基礎教育重要性的認識。
陳舊的教育觀念是制約西南地區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39年的一份政府調查報告反映：“四川省各縣財委會主持人大多不明教育的重要性，對教育事業不甚關切”。尤其是在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類似情況更為突出。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教育事業取得了重大發展。三線建設作為新中國歷史上一項重大建設工程，不只是一項經濟活動，而是覆蓋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系統工程，對所在地區的教育事業尤其是基礎教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大批高素質人員的遷入，以其穩定的職業、優厚的待遇和對子弟教育的高度重視，為當地民眾提供了極具沖擊力的參照樣板。隨著當地民眾從“親眼看到工人階級這么偉大”，到認識到讓子女接受現代教育是改變命運的有效途徑，教育立德樹人的價值被直觀地展現了出來。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是先進教育理念的直接傳播者，三線子弟學校的教師隊伍來源多元，整體綜合素質較高，尤其是在企業文化熏陶下，這些子弟學校大多都在內部形成了“傳幫帶”的教研風氣，保證了教學質量的穩步提升。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不僅帶來了規范的教學方法，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廣闊的教育視野和先進的人才培養觀念，成為促進當地教育質量提升的核心力量，為西南地區基礎教育的后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思想基礎。
三線建設不僅是一次工業布局的調整，更是一次推動西南地區教育現代化的實踐。三線子弟學校是在國家教育資源不足的背景下，由三線企業主動興辦并嵌入所在地區基礎教育體系的產物。三線子弟學校普遍依托較為優良的師資力量和較高的教學質量，有效分擔了公共辦學壓力，為穩定職工隊伍、提升企業整體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快速提升了所在地區的教育質量。就西南地區而言，三線建設為當地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優質教育資源，這些資源最初匯集于“封閉”的三線企業小社會，繼而通過外溢效應對地方基礎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面向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目標，對加快建設教育強國作出全面系統部署。綱要提出要構建“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體系”，要“推動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提高教育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提升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從長遠的歷史視域審視，三線建設在某種意義上使西南地區文化教育發展產生顯著變化，為縮小東西部教育發展差距作出了積極貢獻。其所產生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建設時期，而是內化為西南地區教育持續發展的動力，為建設教育強國打下了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