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歷史源流來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發軔于新中國成立后所開展的群眾文化事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社會精神文化需求漸趨多樣化，推動文化政策由群眾文化轉向社會文化。黨的十六大后，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背景下，“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自此，“公共文化服務”成為我國文化政策的核心概念之一，并開啟了以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為宗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實踐。進入新時代，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導向下持續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開展了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實踐，同時在公共文化建設中實現了更為彰顯文化主體性的變革。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群眾文化事業
［作者簡介］涂芝儀，法學博士，講師，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新征程上高舉黨的文化旗幟。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是堅持“兩個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綜合來看，學界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不乏精品力作，尤其是在其歷史源流、主要內容、邏輯理路、價值意義等主體框架上進行了探析，形成了較為豐碩的整體性研究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與民生福祉直接相關的公共文化服務，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直接體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的核心價值理念。同時，由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我國在文化領域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原創性概念，探討其緣起流變，有助于厘清其厚植的黨和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本文主要基于黨史、新中國史的研究視域，綜合思想史、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探析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興起與發展，從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發展史的角度，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價值意蘊及其指導下開展的實踐與創新。
一、從群眾文化事業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與人民群眾直接相關的具有公益性質的文化事業建設呈現出從群眾文化事業到社會文化事業再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變化。根據我國文化行政建制與具體文化政策的演進歷史，這三個概念的演變大致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及2005年前后。其中，由于社會文化事業概念獨立使用頻次相對較低，具有一定的過渡性，因此，整體上呈現為從群眾文化事業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變化。
（一）文化事業體制中的群眾文化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逐漸建立起一套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文化事業管理體制。從管理對象上看，這一體制主要有兩大構成：一類是具有專業性質的文化藝術事業，如各種類型的專業藝術表演、電影、出版事業等；另一類則是非專業性質的群眾文化事業，包括文化館（站）、群眾藝術館的工作，以及農村、廠礦的文化藝術活動等。改革開放后，有學者將群眾文化這一概念界定為“人民群眾自我進行的，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為目的，以文學藝術為中心內容的社會歷史現象”。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國群眾文化事業主要承擔科學文化知識普及、社會主義宣傳教育的社會文教功能。常見的群眾文化機構多為文化館（站）、群眾藝術館、圖書館等。在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文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我國逐步建立起群眾文化事業管理體系。通過改造舊有教書館、圖書館，以及興辦新型文化館（站），初步形成群眾文化事業建制雛形。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設科學局作為其職能局之一，因科學局的名稱易與科學院混淆，經政務院12月8日批準更名為科學普及局，其主要職責是“利用全國的文化館、電教館、科學館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進行時事教育，開展科學普及工作”。它是新中國最早的群眾文化事業管理機構。1953年12月18日，《文化部關于整頓和加強文化館、站工作的指示》頒布，要求對全國文化館（站）進行調整、整頓和改進。1954年6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加強廠礦、工地、企業中文化藝術工作的指示》頒布，要求政府各級文化主管部門和工會各級組織必須充分合理地運用現有各種文化藝術機構和工具為職工群眾服務，并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職工業余文化藝術活動。1955年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進一步開展廠礦、工地、企業中文化藝術工作的指示》發布，進一步改進和加強了廠礦、工地和企業職工文化工作。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黨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正確方針、政策，群眾文化事業發展迅速。至1956年，全國共建立起群眾藝術館31個、文化館2584個、圖書館375個、文化站2669個。大中型工礦、企業也建立了工人文化宮或俱樂部。自此，我國基本形成自上而下的群眾文化工作體系，為開展群眾文化工作、繁榮群眾文化生活奠定了必要基礎。
（二）大眾文化復歸與社會文化管理
“文化大革命”十年，群眾文化事業遭到嚴重破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群眾文化事業逐步復蘇。1980年1月4日，《中宣部、文化部、共青團中央關于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的幾點意見》頒布。198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等四部門《關于加強城市、廠礦群眾文化工作的幾點意見》，強調豐富與發展我國廣大農村、城市、廠礦群眾的文化生活。我國群眾文化工作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群眾文化事業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與此同時，隨著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有關群眾文化的變革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群眾文化的社會化轉向。群眾文化的意涵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被賦予新的內容，文化活動內容開始由貧乏單調向豐富多樣發展。大眾文化以其流行性與多樣性豐富并重塑了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樣態與格局，其背后反映了人民群眾日益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需求。由于既有群眾文化概念已難以承載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市場需求，這一時期，我國文化政策實踐順應社會發展與體制發展趨勢，多次開展社會化探索與嘗試，逐漸形成了從群眾文化管理到社會文化管理的轉變趨勢。
在文化管理實踐中，這種轉變趨勢體現為：為加強對錄像放映活動的管理，198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禁止營業性錄像放映和加強錄像管理的通知》下發，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應建立一位由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牽頭，黨委宣傳部協助，文化、廣播電視、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海關等有關部門參加的社會文化管理委員會，對錄像放映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實行統一領導，分工負責，密切配合，綜合管理”。1986年9月，文化部所屬民族文化司、少年兒童文化司、群眾文化事業管理局合并成立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下設文化市場管理處。1989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文化部設立文化市場管理局，歸口管理文化市場，將文化市場管理職能從社會文化管理中分割出來。
這一時期，整體體現為群眾文化事業和社會文化事業并存，“社會文化事業”這一表述的使用未能形成較為穩定的主導地位，因而呈現出一定的過渡特征。在我國文化主管部門對社會文化的界定及其與群眾文化之間的關系上，根據2001年文化部的界定，社會文化是指“存在于社會基層，由各類社會群體創造、認同或積極參與，并對社會群體施加廣泛影響的各種文化現象和文化活動的總稱。廣義的社會文化是指除專業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狹義的社會文化也指群眾文化”。
綜合來看，從群眾文化到社會文化的歷史演進與我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體制改革探索實踐相呼應。在尚未形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分類發展思路的80年代，社會文化因蘊含文化市場的內容，而開始形成對群眾文化的應時性發展，這在文化市場的初萌時期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從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對文化市場及其管理重視程度在應然與實然性上的不斷提高，再將其置于“社會文化”概念下是不合時宜的。因此，隨著社會文化市場屬性的切割，其所蘊含的“社會化”特質被保留，以群眾文化為主體，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內核被穩定下來，從而為21世紀公共文化服務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三）公共文化服務概念的興起
黨的十六大之后，我國在文化事業建設中逐漸實現了從群眾文化事業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根據現有文獻資料掌握情況，改革開放前，“公共文化服務”并未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中。但是這一時期已經開始使用“公共文化”。1955年11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的第七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分配勞動成果的時候，應該給全社留下為發展生產和發展公共文化福利事業所必需的資金，同時使每個社員得到應得的報酬”。相較而言，“群眾文化”大量出現在這一時期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中，且多以“群眾文化生活”“群眾文化活動”等形式呈現。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之后，“公共文化”一詞開始大量出現。起初，“公共文化”多用于表述公共文化設施，如“重視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檔案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
黨的十六大尤其是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后，隨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任務的提出，“公共文化服務”開始被廣泛接受與使用。在文化政策中，強調人民文化發展權益，適應現代政府管理架構的“公共文化服務”概念興起。在我國文化工作實踐中，從2009年開始，文化部編寫的《中國文化年鑒》采用“公共文化服務”分類代替此前所使用的“社會文化事業”以及“社會文化和圖書館事業”。2012年6月，文化部社會文化司正式更名為公共文化司，進一步明確政府在公共文化事業發展中的職責，凸顯公共文化服務在文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后，“群眾文化”多以“群眾文化需求”形式出現，此種使用更多意在凸顯黨和國家的文化建設價值理念。從群眾文化事業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反映了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實踐中對文化管理體制機制的觀念性變革。
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黨的十六大之后，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所面臨的文化發展新形勢，保障好、實現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系統解決我國在基層文化建設，尤其是在老少邊貧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長期存在的文化事業底子薄、欠賬多、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我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重要目標被提出來。
（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提出與發展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滿足社會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為目的，向社會提供的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文化服務以及運行管理系統和制度的總稱。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將我國文化發展領域區分為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兩大部分，明確提出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構成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內涵的邏輯起點。2005年10月11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提出要“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開辟了我國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新時期。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醞釀與提出，需要置于我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與轉變政府職能的雙重維度予以考察。
其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黨的十六大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重要成果。面對“如何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這一困擾文化改革發展已久的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國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業，并鼓勵它們增強自身發展活力”。為落實這一要求，文化部在深入調研基礎上，起草了《關于扶持和加強公益性文化建設的若干指導意見（建議稿）》，明確提出：“公益文化事業建設要以政府為主導，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通過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努力向廣大群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好、實現好、發展好公民的基本文化權益”。“該意見在2003年8月份召開的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征求了意見，進行修改后，上報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及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為制定有關文件提供了參考”。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已形成通過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來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總體思路。
其二，在以建設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職能轉變背景下，以及結合對“非典”疫情等現實性突發因素的反思與總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思路進一步加快形成。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在這一精神指導下，2003年6月28日，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提出：“主管部門要逐步實現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由管微觀向管宏觀轉變，由主要面對直屬單位轉為面向全社會，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充分發揮政策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同年，“非典”疫情的暴發引發了國家與社會層面對于公共服務短缺狀況以及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省思，其中地方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中的“缺位”現象尤為突出。加強公共文化建設的強烈訴求進一步加速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進程。
2005年10月11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12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出臺，“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成為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之一。2006年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發布，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中長期規劃。規劃綱要對“公共文化服務”予以專章論述，提出“切實把政府的職能由主要辦文化轉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還規定了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普及文化知識、建立健全文化援助機制、鼓勵社會力量捐助和興辦公益性文化事業五項內容，在每一項下還規定了詳細目標。200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8月2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頒布，明確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等重要命題，提出了包括實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增強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供給能力以及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的具體舉措。這是我國第一份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性意見。至此，建設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形成了較為明晰的發展思路和制度設計。
2010年10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十二五”時期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明確目標。2011年10月，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2012年2月，《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7月，《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出臺，將建立公共文化體育服務制度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進行統籌規劃。
（二）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主要思路
在明確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根本任務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后，黨和政府主要從實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推進文化惠民工程以及改革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三方面部署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實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 我國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初就確立了大力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優先安排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的發展思路。這一時期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主要包括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和基層文化陣地建設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以及農家書屋建設工程等。其中，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是這一時期我國應用科學技術手段，著力彌合城鄉、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創新發展的重要舉措。2002年7月，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啟動。黨和政府對這一工程予以高度重視。2003年5月，李長春對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專門批示指出：“在數字技術發展的時代，要對基層圖書館的規劃建設有新思路，不要再走縣縣買書的老路。要全國共享資源。”“十一五”期間，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取得顯著進展，初步建立起層次分明、互聯互通、多種方式并用的數字文化服務網絡。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是這一時期文化體制改革發展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舉措。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指引下，2006年3月，李長春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提出：“經過幾年的努力，基本解決農民群眾看書難、看電影難、收聽收看廣播電視難的問題，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9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廣播電視村村通工作的通知》發布，對具體工作作出部署。這些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共同構成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礎性框架，提高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水平。
持續推進文化惠民工程，增強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生產供給能力 這一時期，各級政府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投入顯著增加。在此基礎上，推動公共文化設施免費開放是我國實現文化惠民的創新舉措。2008年1月，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四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根據通知，全國各級文化文物部門歸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全部實行免費開放，為更好發揮博物館等公益性文化機構的社會價值，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初，《文化部、財政部關于推進全國美術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免費開放工作的意見》發布，進一步推動了全國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站）、美術館免費開放。截至2012年10月，全國2952個公共圖書館、3285個文化館、34139個鄉鎮綜合文化站實現了無障礙、零門檻進入，所提供的基本服務項目全部免費。據不完全統計，免費開放政策落實后，2011年3—10月，各級公共圖書館到館人次4.27億，比2010年全年3.28億人次增長了30%。
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 在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格局中，文化事業單位是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主要主體，但由于受傳統體制制約，其服務能力不能有效滿足人民群眾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因此，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進行體制改革成為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創新的關鍵舉措。2007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推進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按照增加投入、轉換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的要求，深化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人事和內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此后，相關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改革不斷深化。至2010年4月，全國已有500多家文化館、博物館、圖書館等完成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改革，管理水平和服務效率顯著提高。
三、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下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領域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的提出。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的改革發展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核心目標，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中心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部署下，實現了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與整體性重構。
（一）新時代以來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以滿足人民在精神文化層面美好生活需要為核心宗旨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這一民生福祉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指導思想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論述，主要包括“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以及“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明確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目標、具體要求以及價值導向。這些重要論述為推進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
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尤其是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目標下的文化體制機制創新與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踐推進，我國相繼提出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及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
新時代以來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12—2017年。這一階段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以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為核心目標。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服務效能”。2013年11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下，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這是基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頂層設計的整體性提升。2014年3月，由文化部等20家成員單位組成的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協調組正式成立，負責全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重大事項的協商和部署。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該意見對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2016年12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公共文化服務的全國性專門法律，是文化立法的一個重大突破。2017年7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要“加快構建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持續推進。
第二階段是2017年至今。這一階段的重點轉向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高質量發展。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須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健全人民文化權益保障制度，堅持和完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制度，進一步強調了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制度建設。為順應美好生活新期待和基本文化權益保障的雙重要求，2021年3月，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文化和旅游部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出臺，正式將“高質量發展”確立為核心目標。同年6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印發，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向更廣空間和更深層次發展。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進一步強調了“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等重要舉措。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出發，進一步提出“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機制”“公共文化設施所有權和使用權分置改革”等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實施路徑。2025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則聚焦“堅持文化惠民，實施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行動”，為未來五年公共文化服務發展錨定了方向。
新時代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重要論述的指引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扎實推進、力度空前，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整體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
（二）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創新舉措
通過2005—2012年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我國基本上建立起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深化改革需要敢于突進深水區，實現體制機制層面的進一步創新。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開始，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圍繞著如何深化公共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進行了一系列創新探索與實踐。
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標準化、均等化 標準化是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要求與重要基礎，也是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實現均等化的重要保障。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為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2014年初，文化部開始牽頭起草《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和《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7月，文化部發布開展試點工作的通知，最終確定了包括浙江省、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等在內的10個省市作為國家級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試點地區。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并將《國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2015—2020年）》作為附件一同下發。意見指出：“各地要根據國家指導標準，制定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實施標準，逐步形成既有基本共性又有特色個性、上下銜接的標準指標體系”。這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由于我國人口規模巨大，地區之間差異顯著，這一標準為指導性標準。截至2017年8月，全國各地均制定印發了相應實施意見與實施標準。
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是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對于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堅持“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精準施策，不斷加強對老少邊貧地區的文化支持力度，填平補齊基層文化資源差距。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伴隨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展開，農民工群體不斷壯大，如何滿足這一群體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新形勢下的新問題。2016年3月，文化部、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文化服務工作的意見》，對農民工平等享受城鎮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豐富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作出安排部署。2017年5月，《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發布，提出“推動老少邊貧地區公共文化跨越發展”，“加大文化扶貧力度，建立健全‘結對子，種文化’工作機制”。2021年6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印發，提出要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一體化建設、完善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協同發展機制等任務。這些重要舉措切實推進了我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建設。
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多元融合發展 2021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發布，明確提出“堅持共建共享，推動融合發展”。融合發展是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創新舉措與重要原則。具體而言，融合發展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務建設與旅游、科技相融合，從而形成協同共進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格局。
在文化與旅游融合上，2018年4月，原文化部和國家旅游局進行職能整合，組建了新的文化和旅游部，這使得文旅融合發展具有了國務院機構依托，對于加強黨對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全面領導，推進文化和旅游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融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大眾旅游的深入推進，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基于此，2021年6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進一步明確提出積極推動文化和旅游發展，抓好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機構功能融合試點，以實現資源共建，優勢互補。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進一步優化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
在文化與科技融合上，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為順應公共文化建設未來發展趨勢，2015年1月，《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與科技融合發展。2022年5月，為積極應對互聯網快速發展給文化領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意見強調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水平并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臺，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中華文化全景呈現，中華文化數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將文化數字化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與旅游、科技等領域的融合發展是系統思維在文化治理中的具體體現，它著眼于彌合交叉性邊界，有利于形成協同優勢，最大程度發揮整合性資源優勢，優化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生態。
注重公共文化需求表達，實現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 在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黨和政府更為關注人民群眾對于文化需求的表達權和公共決策的參與權。2015年1月，《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建立群眾文化需求反饋機制，及時準確了解和掌握群眾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務提供目錄，開展“菜單式”“訂單式”服務。
在尊重人民群眾公共文化需要的基礎上，新時代以來，圍繞著“提質增效”，黨和政府通過整合公共文化資源，挖掘公共文化服務潛力，進行了一系列實踐創新。針對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存在的資源分散、多頭管理等問題，我國積極推進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體系建設以及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2015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發布。2016年12月，經國務院同意，《關于推進縣級文化館圖書館總分館制建設的指導意見》印發。這有效地解決了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發展不均衡問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共建共享、互聯互通，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效能。為滿足人民群眾對于高品質文化生活的需求，2017年，中宣部、文化部、財政部聯合印發《關于戲曲進鄉村的實施方案》，促進優質傳統文化資源向基層延伸。2021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 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創新拓展城鄉公共文化空間，創新打造新型文化業態。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建立優質文化資源直達基層機制”。新時代以來，黨和政府圍繞著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的一系列舉措，對滿足人民群眾對于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促進人民精神生活走向共同富裕起到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從群眾文化事業到社會文化事業再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變化，是基于我國具體國情與時代發展的理論創新。這一創新開啟了2005年至今的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務現代化建設的探索實踐。在歷史演進上，在黨的十六大之后的文化體制改革中，隨著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兩手抓，兩手強”分類改革思路的成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成為公益性文化事業改革發展的突破口。在改革發展進程中，通過實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務工程，持續推進文化惠民工程以及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等具體舉措，實現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全面鋪開，并且確立了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主要原則。新時代以來，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導下，以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指引，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確立了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及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的目標。新時代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堅持與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積極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深層次變革，朝著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前進，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