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圖書室是新中國農村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前夕，東北地區在新華書店的協助下率先成立了第一批農村圖書室。1950年，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提出要“協助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建立圖書館、閱覽室、讀書會、書報供應站等，以開展讀書運動”后，各省開始逐步推進農村圖書室建設。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全國農村圖書室建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農村圖書室在提高農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技術進步和增強農民群眾政治覺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新中國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新中國；農村圖書室；農村文化建設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知識傳播被以鄉紳為代表的少數群體所壟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接受基本文化教育的機會十分有限。這種文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一直延續到近代。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人口素質十分低下，全國80%的人口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
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推進，農村經濟逐漸復蘇并穩步發展，全國4億多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實現了“翻身”。農民群眾迫切希望學習知識，提高文化水平。如何打破數千年來少數群體對知識的壟斷局面，在較短時期以較快速度向龐大的農村人口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成為新中國文化教育事業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黨和政府在農村開展掃盲運動，推廣建立農村圖書室，肩負起幫助農民群眾實現“從文化上翻身”的重要歷史使命。目前，學界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村圖書室建設有所論及，但其發展脈絡及歷史細節尚待進一步梳理，其蘊含的深刻歷史意義亦需要加以系統闡釋。本文在深入挖掘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將1949—1956年農村圖書室建設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系統分析該時期全國農村圖書室的建設過程，并闡明農村圖書室對新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一、東北地區農村圖書室建設的典型試驗
1946年，東北解放區開始進行土地改革，農民群眾在政治和經濟上獲得解放。“翻身”后的農民群眾熱切期望掌握識字能力，提高文化水平，就像當時歌謠所唱的那樣：“不識字，真作難，不會寫，不會算，親人千里來了信，看來看去不會念。識了字，真正好，會看書，會看報，國家大事能知道，生產技術能提高。”為解決農民群眾的識字問題，9月，東北解放區開展了冬學運動。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東北全境獲得解放，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為東北地區發展農村圖書室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縣委宣傳部門指導協助下，通過縣府教育科、區村文教助理、區村干部以及冬學教員共同努力動員”，東北各地小型農村圖書室“如雨后春筍般普遍生長起來”。
為便利農民群眾購買學習識字、生產生活所需的圖書，從1948年冬季開始，東北新華書店各分（支）店每年利用冬閑期開展全省支店下鄉運動。店員們“抓住冬閑期，在零下四十度冰天雪卷地的塞外，［背］著書刊，跋涉在農村路上，利用晚上召開群眾大會，或在冬學課堂上，通過黨支部或區干部幫助宣傳動員，介紹書刊內容，啟發群眾對文化的要求，建議成立農村圖書室”。東北新華書店克東支店積極響應全省支店下鄉運動，1950年1月，經理陳萬祥背了60多種書前往乾豐區試點開辦農村圖書室。東北新華書店安廣支店也于同月選派工作人員背著書籍和年畫到新樂村售賣。“到后先和老鄉們開了會，開會時大伙討論成立個圖書館，經費由大家自報和募捐，一共集了二百五十多萬元，買書一百二十多本”。據統計，1949年，東北新華書店把冬學讀物及大量通俗讀物、年畫、農歷等分別送到農村去，并結合冬學運動建立了農村小型圖書室2000余處，銷售了農民通俗讀本約百萬冊。1950年，東北地區的農村圖書室數量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據國家文物局圖書館處統計，東北地區共有4923個農村圖書室。
松江省是東北最早籌建農村圖書室的省份。1948年冬季，“松江省湯原支店，在下鄉工作中幫助老鄉組織了十九個農村小型圖書室”。松江省呼蘭縣為加強農民政治覺悟和提高農民文化水平，于1949年12月5—20日在沈家村試建農村圖書室，取得經驗后，再行推廣。到1950年1月，呼蘭縣已建立了179個圖書室，共購買140余種新書，25733冊，都是通俗讀物和連環畫等。各圖書室成立后，獲得農民群眾的熱愛，每天都有四五十名農民去看書和借書。雙城縣東官區農民購買了1299萬多元（東北券）的書籍，成立了25個農村圖書室；雙城縣周家區也購買了2000多冊圖書，開設了41個農村圖書室。松江省農村圖書室的藏書量多寡不一，藏書最多的有六七百冊，最少的僅20余冊。“農民群眾最歡迎的是連環圖畫，以及圖畫為主簡短的文字說明為輔的圖畫。一般的農民喜歡朗誦。《新農村》中的文章，常被要求念給大家聽”。“這些圖書室的經費由于來源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形式”。例如，“原來由合作社出資購書的，便由合作社保管；由同學或教員購書的，由學校保管；由農民購書的，有的也托學校保管，有的存在村政府。保管處所不同，圖書利用的程度亦隨之而異。一般的講，以學校保管的較好，而且能夠更密切的配合冬學運動”。
遼東省農村圖書室建設卓有成效。據統計，遼東新華書店自1950年底開始配合冬學開展了全省支店下鄉運動，幫助各地設立了小型圖書室，售銷農民通俗讀物60余萬冊（包括冬學課本30萬冊），年畫12萬張，《新農村》雜志訂戶4000余份。其中，“以遼陽縣成績為最好”，全縣成立小型圖書室156個，發行《新農村》592份，平均每個大的行政村有一個圖書室。“蓋平縣支店有計劃的組成兩個發行組，分赴熊岳、高家屯等區下鄉發行”，僅3天時間即銷售書刊1600余冊。旅順市的173個村（坊）中，有76個村（坊）建立了簡易圖書室，除一區外，各區均有一個典型圖書室，有專人負責，并有借閱制度：除借給本村（坊）群眾閱讀外，還向外村流動。
在取得上述成績的同時，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農村圖書室建設工作也暴露出若干問題。根據群眾反映，某些新華書店沒有調查農村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實際需求，開展全省支店下鄉運動的部分書籍不夠通俗“，而且與農民生活距離很遠”。有的新華書店為追求經濟利益，忽視了圖書內容的實用性，參與全省支店下鄉運動的圖書質量參差不齊。“某些支店有單純的經濟觀點，將破舊書籍和不適合農民需要的書籍推給農村圖書館”。“分店對各支店的工作，僅限于一般書面的布置與號召，而具體指導與督促檢查不夠”，“有的地區產生形式主義，將一些書放到村上就完事”。這些問題導致了圖書資源的浪費，損害了新華書店的形象，影響了東北地區農村圖書室的建設進程。
對此，東北文化部部長劉芝明在東北區公共圖書館工作會議上強調：目前國家文化事業經費不充裕，還有人民文化程度的限制，因此，文化事業要“由點推動全面”穩步推進。東北文化部及時調整了農村圖書室建設的方針，并將配合開展人民識字運動列為農村圖書室的長期任務。經過整頓，東北地區農村圖書室建設頗具成效。國家文物局認為，東北地區農村圖書室“在發展的方向上是正確的，在發展的數量上是有巨大的成績的”，并且“為全國圖書館開辟了新的方向和道路”。
二、全國農村圖書室建設的穩步開展
1950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在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五項決議，其中第三項決議，即《關于改進和發展書刊發行工作的決議》中提出要“協助工廠、礦山、農村、部隊、機關、學校建立圖書館、閱覽室、讀書會、書報供應站等，以開展讀書運動”。此后，各省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農村圖書室。全國農村圖書室規模逐漸壯大，成長為新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一支朝氣蓬勃的“新生的勁旅”。
為貫徹執行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審定并責成新華書店發行2萬套“讀運叢書”，每套包括工農通俗讀物300種。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將半價售給西北的2800套通俗讀物，分寄給西北各地，用來建立圖書室。“分配給西南兩千八百套（半價發售），除一部分作為建立圖書室外，其余均用以建立工廠、礦山、農村的圖書室”。1950年11月16日，新華書店西南區分支店召開會議，要求各分支店在1951年春季3個月內，在西南有重點、有步驟地協助工廠工會、農民協會和部隊宣教單位建立2800個圖書室及閱覽室。1951年1月，西北區第二屆新華書店工作會議召開，提出要“在農村，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的農村，配合區鄉政府和文教部門，發動農民，幫助農民建立小型農村圖書室”。此后，青海互助各區、寧夏金積縣各區等地陸續成立了農村圖書室。
山東省農村圖書室建設穩步推進。1950年冬季，山東省齊河、臨沂等地在新華書店的幫助下試辦農村圖書室。截至1951年5月，山東各地已建立近400個農村圖書室，并開展了群眾性的學習運動。“書籍經費大多由農民自動捐助或用生產來解決”。例如，“臨沂縣南頭村圖書室建立兩個月后，捐款購書者已由五十人增至二百人”。“海陽縣靠山莊的農民捐款二十多萬元購置書報。嶗山特區古鎮的人民拾草三千余斤，為圖書室購新書一百五十余類”。“高青縣石坡村的圖書室成立后，農民一有空閑即跑到圖書室去看書或識字”，“農民們認為有圖書室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常常領著來的客人去參觀”。“榮成縣二區江林莊村群眾幫助糧庫運曬公糧積極，得到政府獎勵糧食一百二十斤，該村群眾就把這筆糧食賣掉，買了三十多本書，成立了個圖書館，這些書中有農業生產知識、時事漫畫、小劇本等”，對于開展文化教育有很大幫助。據不完全統計，至1953年2月，山東省已有2200多個農村圖書室。
山西省農村圖書室建設亦穩定發展。1951年10月30日，山西省政府發出“建立農村流動圖書館，大力開展農村文化工作”的指示，指出：自1950年11月至今，“全省已建立了五百多處農村流動圖書館”，為了打下1952年“普遍發展農村圖書館的基礎，各級政府文教部門應配合書店展開大規模的通俗書畫下鄉運動，發動群眾建立自己的小型圖書館”。在太行、太岳老根據地，“‘文化翻身，人財兩旺’，已成為農民在生產恢復、生活改善后的迫切要求。他們說：‘生產長一寸，文化也要長一寸。’各縣學校教育、農民教育數年來有很大發展”，“涉縣西遼城群眾自辦農村圖書館，集資買書五百種”。山西省農村圖書室積極配合冬學、民校開展掃盲教育，獲得了農民群眾的好評。例如，“懷仁一般閱讀的群眾反映說：‘現在的人民政府太好了，只怕咱們識不了字，給咱們辦起民校，又怕咱們買不起書，現在又給咱們來了許多書，專門叫大家來看，又給咱們建立了圖書館’”。截至1952年1月，據對稷山等63個縣不完全的統計，已建立528個農村圖書室，其中以稷山（140個）、汾城（126個）兩縣最多。
浙江、內蒙古等省區也開啟了農村圖書室建設進程。新華書店浙江分店自1951年1月起，開始建立農村圖書室。據該店的初步統計，至5月，全省各地已建立了農村小型圖書室40余個，讀者16000余人。8月中旬，浙江省已建立110個農村小型圖書室，讀者4萬余人。1951年1月17日，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旗登努登特科愛里為滿足農民群眾學習文化的要求，成立了農村圖書室。“布特哈旗務達哈氣努圖克河口嘎查成立圖書館，在六月一日正式開放后，群眾每天紛紛前來借書”。“阿榮旗格尼努圖克六家子屯在勞模村民樂克昌領導下”，群眾自愿出錢購買了275本書，成立一個小圖書室，這些書大多是關于農業知識、衛生常識的。
截至1951年底，農村圖書室已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來。據不完全統計，東北區已建立4900多個農村圖書室，中南區已建立3100個農村圖書室，華北區建立了約4000個農村圖書室，華東區建立了1500個農村圖書室，“西南、西北區亦已初步建立。各地建立的農村圖書室都遠遠超過了原計劃的數字”。
三、農業合作化高潮中的全國農村圖書室建設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做《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10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通過。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迅速發展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逐步加強，廣大農民群眾特別是青年“要求讀書、要求學習政治、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的心情日益迫切”，全國農村圖書室建設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均簡稱青年團）、地方圖書館和文化館成為農村圖書室建設工作的三支重要力量。
（一）青年團號召青年向農村捐贈圖書
1955年10月15日，青年團二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村青年迎接農業合作化高潮的決議》，提出：“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青年團的組織必須把掃除文盲當作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對于已經識字的青年，除了應當盡可能創辦民校高級班外，還必須大力組織他們閱讀通俗書報，以便鞏固他們的掃盲成果，繼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在1957年以前，“全國絕大部分鄉村都應當依靠青年群眾自己的力量，建立和辦好一個圖書室”。同年，青年團中央號召全國青年“為著社會主義，幫助農村青年學習，贈送農村青年一本書”，在全國青年中普遍掀起了向農村贈書的熱潮，僅十幾個省就已有1000多萬冊圖書送到了農村。其中，據遼寧省10個市和25個縣統計，共贈送農村青年有關解放軍生活、學習、戰斗故事，時事政策，農業技術，體育衛生常識，青年思想修養方面的通俗讀物和連環畫等1579638冊。
1956年2月21日，《文化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關于配合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開展農村文化工作的指示》下發，要求7年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文化網，基本上做到每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有圖書室等。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基本完成“每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有圖書室”的任務相當困難。但必須承認，青年團動員全國青年捐贈的書籍有力地推動了各地農村圖書室的發展。以上海市為例，上海市區青年向市郊農民贈送圖書近40萬冊，如以一個圖書室藏書1000冊計算，可建立約400個農村圖書室。據1955年底統計，以青年團組織的贈書為基礎，各地的農村圖書室紛紛建立起來。遼寧省建立了約3000個農村圖書室，河南省創辦了約1200個農村圖書室，江西省開設了約1300個農村圖書室，北京市建立了100多個農村圖書室。
（二）地方圖書館輔導農村圖書室建設
在農村圖書室建設快速發展階段，地方圖書館成為輔導農村圖書室建設的重要力量。例如，福建省晉江縣圖書館在農村互助合作運動開展的基礎上，到1955年已建立了15個農村圖書室、23個流通站，擁有讀者2627人。江蘇省江寧縣圖書館針對農村圖書室經常丟書、輔導閱讀工作不到位等問題，從提高圖書室管理員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入手，舉辦了農村圖書室管理員訓練班，從而提高了管理員的工作能力。
山東省莒南縣圖書館因輔導和幫助農村圖書室成效顯著，被文化部樹立為地方圖書館支持農村圖書室發展的典型。該館成立之初，結合當地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為農業合作化服務、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工作方針，配合掃盲干部在民校、冬學里組織了一批借書小組和個人讀者，使圖書深入農村的工作初步打開局面。1956年，該館克服館內干部不足的困難，將“積極輔導建立農村圖書室，迅速建成農村圖書室”列為全館的工作重點，派出干部深入農村具體輔導建室。截至1956年3月，莒南縣共建立了190多個圖書室，藏書達6萬多冊。
（三）地方文化館幫助農村圖書室工作
在這一階段，各地文化館也積極開展幫助農村圖書室的工作，許多文化館“在農村中的圖書流通工作做得很出色，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山東省滕縣中心文化館共輔導了12個農村圖書室、9個流動閱覽站，同時開展了挑選圖書、主動送書工作。山東省高密縣文化館在8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建立了借閱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根據社員的水平和工作的需要，借給他們有關農業增產的圖書”。四川省溫江縣文化館在1956年春節期間開班訓練了103名農村圖書室管理員，經過培訓，他們不僅明確了建立農村圖書室的意義和農村圖書室的性質任務，還初步掌握了圖書的分類編目、借閱手續、組織閱讀和組織群眾自己建立圖書室的辦法。
山西省左權縣文化館通過放映幻燈片、發動積極分子、出黑板報、舉辦圖書展覽等方式開展圖書宣傳工作，之后逐步走向組織輔導工作。先在南街以互助組、農業社等生產單位組成了圖書借閱小組，開始了有組織的集體借書。經過一年的活動，閱讀人數增多。為了更多地滿足讀者要求，他們就建立了圖書室并逐步發展為擁有700多冊藏書的圖書室。截至1955年底，借閱小組已發展為173個，群眾自辦圖書室35個。為解決農民群眾閱讀新書困難的問題，左權縣文化館還試行組織圖書流通網，依靠桐灘中心俱樂部組織了周圍8個村的俱樂部建立了第一個農村圖書流通網。這8個村相互簽訂了圖書借閱合同，文化館也調出圖書260冊借給中心俱樂部，進行流通借閱。這一圖書流通網發揮示范作用后，左權縣文化館召開了全縣260個俱樂部主任會議進行討論，推廣圖書流通經驗。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各地青年積極響應青年團號召，廣泛參與了向農村地區贈書的活動，為全國農村圖書室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與此同時，地方圖書館和文化館也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對農村圖書室進行專業輔導和幫助。這一階段的農村圖書室建設，是全國人民齊心協力推動農村文化事業發展的生動實踐。
四、農村圖書室建設的意義
“三月里來桃花紅，咱們圖書室開了門，愛看文的有‘速成’，要看武的有‘志愿軍’，青年愛看婚姻法，孕婦看的是新接生，模范愛看英雄傳，老年愛看的是好家庭，兒童們看的是小人書，干部們喜讀政策和法令，不識字看的是連環畫，看不懂來有小先生，看畢如果有疑問，問答欄里去打聽。”這首膾炙人口的快板生動地表達了農村圖書室成立后農民群眾的喜悅心情。農村圖書室是農民群眾自辦，業余進行自我教育的場所，其性質是“黨在農村中傳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據點”。農村圖書室在提高農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推動農業生產技術進步和提高農民群眾政治覺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新中國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配合掃盲工作，提高農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
各地農村圖書室與農民群眾的生產生活相結合，采用靈活多樣的形式幫助農民識字。如安徽省屯溪市郊雙元村在1951年1月建立一個小型圖書室，圖書室除了供給一般識字的人閱讀外，還和本村冬學結合起來，在春節期間，“將書擺在群眾曬太陽的場子上，看書的人很多，有些不識字的，他們就采取聽、講、學的方式，由冬學教師選取他們所喜歡的材料來進行講解。這樣收到的效果很大”，“不少農民也認識了好些字”。山東省莒南縣宮地村吳喜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除利用空閑閱讀外，還把圖書室的報紙、雜志和畫報帶到田間地頭，“宣傳員們在歇息的時間便念給不識字的社員們聽”。有的農村圖書室還創造性地成立了“炕頭組”“讀唱組”等學習組織。“河南蒜郭寨圖書室內有一幅標語寫著：‘識字的念出聲，不識字的坐在一旁聽；大家皆可學文化，研究生產時事明’”。農村圖書室倡導的互助學習方法，在農民掃盲教育中取得了顯著成效。
通過閱讀農村圖書室的書籍，農民群眾提高了科學文化水平。例如，圖書室中的衛生知識掛圖和新式接生法畫冊介紹了衛生健康知識，深受婦女歡迎。山東省齊河縣、蓬萊縣，黑龍江省開通縣，河北省定縣等地都報道了農民群眾學習婦幼衛生書籍、采用新式接生法救活嬰兒的新聞。此外，不少農民群眾在閱讀揭露民間非法宗教危害的圖書后，逐漸樹立了正確世界觀，認清了“一貫道”的反動本質，并積極配合人民政府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運動。以上案例說明圖書室成為農村地區重要的知識傳播平臺。
（二）推廣先進生產經驗，推動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
農村圖書室中關于治理農作物病蟲害、優化基肥施肥方法、防治禽畜瘟疫等方面的書刊，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有的農民群眾說：“我們生產上有了困難，就去找‘書’老師”；“生產沒門路，圖書當參謀”。在田間地頭傳閱農業技術書籍，及時解決了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例如，河北省涉縣原曲村圖書管理員綜合報紙發表過的治棉蚜方法，通過全村互助組會議介紹給村民，之后村民們分工在20多畝棉花地作試驗。不幾天，棉花長好了。圖書室的宣傳股就把這個消息廣播出去，全村群眾立即展開了治棉蚜運動。陜西省藍田縣一區十鄉周家河農民宋息玉看過《怎樣積肥與施肥》一書后，“不但知道怎樣積肥，還知道了怎樣的土壤適合哪一種莊稼和其他用肥的常識”。在遼寧省海城縣北耿莊，“有的人從前養豬好染瘟疫，看了關于養豬的書以后，在飼養方法有了改進，防止了瘟疫，所以知道書有用了”。上海市郊勤建農業生產合作社飼養員徐銀祥曾先后向圖書室借閱了7本有關養豬的書，他根據書中所說的方法，改用青飼料喂豬，不僅降低飼料成本，而且所養的豬又肥又大長，因而被評為區的“養豬能手”。農民群眾通過深入學習農業技術書刊并應用于勞動實踐，掌握了先進的農業生產知識，激發了他們學習農業生產技術的熱情。
（三）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
農村圖書室成立后，成為農民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新中國成立初期，各地農村圖書室對抗美援朝運動進行了廣泛宣傳，引導農民群眾了解戰爭形勢，認清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激發了他們保家衛國的熱情。農民群眾通過閱讀愛國主義書籍受到了深刻教育，涌現出眾多自愿參軍支前的先進典型，為捍衛新生人民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浙江省杭縣北肇和鄉的農民群眾學習了有關書刊后，“一致認為要保牢分得的土地，就必須加緊生產，支援前線，參加抗美援朝運動”。松江省雙城縣西賢村的孟縣才在閱讀了《美帝侵華血史》《日本侵華簡史》《百萬雄師下江南》等小冊子后，“堅決要求到朝鮮前線去”。農民閻福成看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宣傳員手冊》后，自愿參加了抗美援朝擔架隊。遼寧省海城縣北耿莊圖書室開展抗美援朝宣傳活動，動員311名青年報名參軍。農村圖書室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工作，顯著增強了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農村圖書室作為新中國農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滿足了不同身份、文化層次、年齡階段的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發揮了普及和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知識，政治常識，生產知識”的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高度重視發展農村文化教育事業。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央蘇區開展了建設農村圖書室的探索。1948年冬季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東北地區的農村圖書室建設。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農村圖書室建設活動蓬勃開展。截至1957年，全國已建立了20萬個農村圖書室。農村圖書室滿足了農民群眾識字看書的需求，改善了農村地區文化資源匱乏的狀況，重塑了農村文化生態，為新中國農村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為我國農村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啟示。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力度。進入新時代，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領下，鄉村文化建設工程取得了顯著成就。截至2023年底，全國已建成58.7萬家農家書屋，“全國所有行政村都開設了農家書屋”，累計向農村地區配送圖書超13億冊，農村常住人口人均擁有圖書超過2.7冊。經過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努力，農民群眾期盼的“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書讀”的美好愿景，如今已變為現實。
*本文為2024年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全國教育大會精神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劉衛，歷史學博士，講師，茅臺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