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加強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重要實踐，對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具有重要意義。這場讀書活動以青年為對象，持續時間長達七年之久，從最初廣大青年積極參與，到因國民經濟困難而受到影響，再到結合毛澤東著作出版掀起高潮，形成了以黨委為核心，共青團、工會等團體密切協作的領導機制，同時建立起多層級的指導委員會，通過思想動員、組織動員以及典型引導的動員機制，加強對青年的思想引領。“紅旗讀書運動”為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對新時代加強青年培養提供了現實啟示。
［關鍵詞］“紅旗讀書運動”上海青年 思想教育 組織領導 經驗啟示
青年的教育關乎祖國的前途命運，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為主要組織機構負責開展各類教育運動，以此來提高青年的思想覺悟，激勵青年人健康成長。1959—1966年，上海開展的“紅旗讀書運動”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為主，是中國共產黨加強青年思想教育的一次具有典型意義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學術界對“紅旗讀書運動”的一些研究散見于地方史志中，與之相關的學術論文尚付闕如。本文以相關文獻和檔案資料為依據，聚焦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以期對開拓和深化新中國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開展“紅旗讀書運動”的歷史背景
1959年上海“紅旗讀書運動”的發起不是偶然的，它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諸多因素交織形成的結果。
（一）加強政治思想引導的需要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上海人民勝利完成了恢復時期的歷史任務，認真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基本上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結構，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上海經濟和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但是，舊社會遺留的腐朽思想并未絕跡。作為近代中國文化重鎮的上海，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打牢新生人民政權的思想基礎，必須要加強政治思想的引領。黨領導人民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后，社會層面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被提上工作議程。青年是一個思想敏感的社會群體，會因政治上缺乏免疫力而受到腐朽思想的影響。上述特性決定了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加強對青年的社會主義意識培養，只能通過長期的思想教育。毛澤東指出：“對于思想問題采取粗暴的方法、壓制的方法，那是有害無益的”。讀書活動作為一種漸進式的、長期的思想教育形式，無疑是最有效的路徑選擇。青年求知欲望強，書籍是廣大青年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但在新舊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上仍殘存著大量不健康甚至有害的書籍，對青年思想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據1957年的一份統計材料顯示，“上海解放之后，舊社會給我們遺留下了二千三百五十七個圖書租賃攤子，其中一○四個是出租舊小說的。其余都是以出租連環圖畫為業的。它們在營業最好的夏季，每天能夠接觸二十余萬的讀者人次”。但與意識形態教育相關的政治理論書籍卻備受冷落。上海市人民圖書館1956年全年借閱圖書1354452冊次，其中政治理論方面書籍的借閱量只占借閱總冊數的0.23%，加上哲學、社會科學、史地類書籍也只占4.53%，比例很低。人們的閱讀興趣主要集中在文藝類圖書中，占比高達38.1%，不少青年表示：“政治書枯燥無味、干巴巴的、不值得看”。此外，1958年上海市文化局通過整頓書攤，收繳和收換的壞書據不完全統計達6萬余斤之多。這些數據說明當時民眾的政治思想傾向急需加以引導。“思想是一切事情的靈魂，青年喜歡讀什么書，對什么書有興趣，對什么書沒興趣，不僅是青年人個人的志趣、愛好，實質上是反映了一定的政治思想的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的興起就是對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工作的回應。
（二）改善青年生活空間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快速發展的大環境下，“舊社會的遺毒仍然存在，特別是有一批流氓阿飛分子活動比較猖獗”。當時，上海青年業余生活枯燥的問題比較突出。有的青年下班后閑著無事，到馬路上去數電線木桿、看商店櫥窗；有的青年回到宿舍，一不讀書，二不看報，談吃、談穿。一些工廠職工在描述本單位青年業余生活時說：“業余生活非常無聊枯燥，晚上回到宿舍里沒有事就到外面去逛馬路，看到好吃的就買一點，經常到月底就向人去借錢，不喜歡逛馬路的就在宿舍里讀古典小說，經常讀到深夜十一點鐘左右，到第二天工作打瞌睡，不但影響了別人睡覺，更重要的是影響出工，導致車間干部和師傅意見很大”。這樣的業余生活顯然不是積極向上的，不僅影響青年人的健康成長，而且埋下危害社會的隱患。現實情況表明，雖然新中國的成立激發了全國人民投身各項建設事業的積極性，但一些青年思想消沉的現象仍然存在，其中個別青年因意志力不強沾染了嚴重的社會惡習，甚至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這些情況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提高青年的思想素質，幫助青年分清是非和加強品德修養，是共青團的根本任務。共青團上海市委從青年的實際出發，開展各種活動從正面引導廣大青年奮發向上。而閱讀是“沒有圍墻的大學”，廣大青年在讀書活動中能夠增長知識、陶冶情操、提高素質。在此背景下，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應運而生，為青年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積極向上的養料。
（三）上海開展“紅旗讀書運動”的有利條件
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始于1959年5月，此時社會上已具備可充分開展讀書運動的有利條件。
第一，掃盲工作已初見成效，為開展讀書運動、對青年進行廣泛的思想教育奠定了文化基礎。上海市從1950年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使眾多不識字的人摘下了文盲的帽子，廣大青年的識字率和文化水平明顯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通過掃盲運動，廣大青年不僅掌握了文化知識，還提高了理解和接受能力，已可以從識字階段提升到接受更高層次的思想教育階段。
第二，工人學哲學小組為開展“紅旗讀書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基礎。發端于上海求新造船廠修造車間的學哲學運動，以自學毛澤東著作的方式迅速引起了其他車間工人的關注并得到工廠領導的重視，此后絕大多數車間紛紛成立了以毛澤東著作為學習中心的哲學學習小組。經過上海市和《人民日報》的宣傳報道后，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工人學哲學小組，廣泛動員工人們讀書學習，為“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示范。
第三，針對上海青年的“魯迅獎章讀書運動”為“紅旗讀書運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1958年3月，上海市發出《關于舉辦1958年度“魯迅獎章讀書運動”的聯合決定》，指出：“凡基層工廠、商店的職工，大、中學校、農村、機關、地區縣有相當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均可自愿報名，讀完了規定的書籍，經過評比成績優良，即發給魯迅獎章。”“魯迅獎章讀書運動”開始于1958年4月，11月結束。活動結束時，全市約有40余萬青年參加，建立起300多個讀書小組或故事小組。根據共青團上海市委宣傳部等部門的調研，通過此次讀書活動，青年的閱讀傾向已發生顯著轉變。在“魯迅獎章讀書運動”開展之前，工會和學校圖書館所出借的書籍絕大部分是文學作品，一般占到出借總數的80%以上，其中中外古典文學、舊小說又占50%以上。據國棉九廠工會圖書館統計，1957年出借的政治讀物、科學技術讀物合計不到20%，開展“魯迅獎章讀書運動”之后，1958年同一時期出借的政治讀物所占比例已上升到43.9%；另據第六十七中學的調查，學生閱讀政治讀物的比例也從0.3%上升為48.18%。“魯迅獎章讀書運動”吸引了眾多青年參與讀書運動，扭轉了過去的不良閱讀傾向，為全面開展“紅旗讀書運動”奠定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自力更生、發奮圖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要求加強對社會精神層面的思想引領，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逐步開展起來。
二、“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過程
1959年5月4日，上海市工會聯合會、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上海市青年聯合會、上海市學生聯合會四部門發出《關于開展“紅旗讀書運動”的聯合決定》，號召開展群眾性的、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為主要內容的讀書活動，以提高青年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科學技術水平，努力培養其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要求凡報名參加讀書者應在為期一年的時間內讀完規定的書籍并撰寫讀書心得、參加評比。“紅旗讀書運動”就此開始，一直持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間長達七年。
（一）“紅旗讀書運動”的廣泛開展（1959—1960年）
在上海市發出開展“紅旗讀書運動”的號召后，全市廣大青年熱情高漲，迅速參與到讀書運動中。“紅旗讀書運動”首先在工廠中推廣，到1959年8月，全市已有20萬名職工報名參加了讀書運動。例如，上海鍋爐廠有職工6000人，其中3500多人報名參加讀書運動，占全廠人數的58%。國棉九廠有職工8387人，到8月已經有4482人報名，占全廠人數的50%以上。據1959年9月的統計，全市參加“紅旗讀書運動”的人數超過60萬。
“紅旗讀書運動”促進了群眾讀書風氣地增長。經常讀書的青年職工比例由此前的20%左右上升到60%左右；學校經常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生比例由此前的50%左右普遍上升到90%左右。到1959年底，一般工廠中已有30%左右的職工報名參加讀書活動，其中青年職工占70%以上。全市參加“紅旗讀書運動”的職工達28萬余人，建立了1.3萬多個讀書小組。到1960年，隨著讀書運動規模的擴大，青年的讀書學習自覺性越來越高。據1960年上半年上海市總工會宣傳部的不完全統計：“參加讀書運動的職工從全年28萬人發展到35萬人。楊浦區參加‘紅旗讀書運動’的職工從1959年3.5萬人增加到10萬人，南市區從1.8萬人增加到4.8萬多人，轄區內華通開關廠的理論學習小組從15個組150人發展到298個小組4320人，占全廠總人數的89.7%”。這一階段，青年參加學習的人數激增，閱讀范圍更加廣泛，學習形式也從分散自學發展到有組織地學習，“紅旗讀書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開展起來。
（二）“紅旗讀書運動”出現波折（1961—1962年）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嚴重困難的形勢對“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造成一定影響。一方面，由于市場物資匱乏，紙張供應緊張，導致圖書供不應求的現象十分普遍。1960年，上海出版書籍的種類為4500余種，相較于1957年下降了近1700種。由于圖書用紙原料短缺，導致全市多種圖書面臨脫銷斷貨的困境，各市、縣的圖書銷售網點也大幅度減少。到1961年，全國出版用紙量下降到1957年的水平，圖書供需矛盾已達到十分突出的地步，這導致“紅旗讀書運動”推薦的許多提高青年思想修養的讀物，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革命文藝圖書均嚴重缺貨。面對這一情況，上海市在文化部和教育部的指導下，制定各種措施以保證重點圖書的出版發行，同時還在全市多個書店辦理圖書出租、收售業務。這些舉措雖在短期內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圖書供需矛盾，但終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全市各類圖書緊缺的難題。另一方面，1961年中央提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后，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精簡機構和職工，1961年初，“上海有三分之一工廠企業被迫停工，還有三分之一的工廠處于半停工狀態”。到1962年上海市全民所有制單位共精簡職工35.23萬人。此外，集體企業也開始大批精簡職工。隨著1961年和1962年的大規模精簡職工，參與“紅旗讀書運動”的青年人數也迅速下降。
（三）“紅旗讀書運動”掀起高潮（1963—1965年）
1963年，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大部分工廠重新開工，職工也能正常上崗生產。這一時期，上海市總工會宣傳部在總結前幾年“紅旗讀書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黨的中心任務需要，提倡廣大職工和青年通過積極閱讀黨報黨刊，及時了解黨的方針政策。同時，共青團和工會積極推薦閱讀書籍，利用憶苦思甜教育和典型人物教育，呼吁青年珍惜現有的學習條件，教育廣大青年向雷鋒學習，“學習他那種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學雷鋒運動的開展，為青年學習毛澤東著作指明了方向，為“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提供了新的機遇。上海市總工會在推薦1963年度“紅旗讀書運動”書目時，重點推薦了有關雷鋒的書籍。
從1964年1月開始，隨著毛澤東著作的大量出版發行，“紅旗讀書運動”迎來了高潮期。當年，毛澤東的著作、詩詞、語錄等先后出版發行。其中，《毛澤東著作選讀》發行量巨大，到1965年底，甲乙種本合計印刷近8000萬冊。這一時期，全國各出版社不僅編選出版了大量毛澤東著作，而且出版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先進事跡、經驗與心得等讀物。僅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64—1965年間就出版了近10套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讀物。毛澤東著作及相關讀物的大量出版發行，推動了社會各行各業的群眾加入讀書學習的隊伍。至此，以學習毛澤東著作為中心內容的“紅旗讀書運動”達到高潮。
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從最初廣大青年積極參與，到因國民經濟困難而受到影響，再到結合毛澤東著作出版掀起高潮，黨在上海加強思想教育的實踐，給予青年以積極的思想引導，反映了黨在意識形態領域取得的成績。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上海“紅旗讀書運動”沒有能夠正常進行下去。
三、“紅旗讀書運動”的組織機制
“紅旗讀書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對青年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重要實踐，形成了以黨委為核心，共青團、工會等團體密切協作的領導機制。同時建立起多層級的指導委員會，通過思想動員、組織動員以及典型引導的動員機制，加強對“紅旗讀書運動”的領導，充分發動青年參與讀書運動，并以有效的激勵機制推動讀書運動持續開展。
（一）領導機制
“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始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為了加強對讀書運動的指導，成立了上海市“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市總工會、團市委的領導分別擔任正、副主任。上海市“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包括中共上海市委、市總工會、市團委等25個單位，各區、縣、直屬單位也都建立了相應的“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或者指導小組。在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下，由團委、工會和學生會共同負責，各部門相互協作，加強對讀書工作的領導。同時指定專人分管這項工作，經常了解群眾的閱讀情況，切實幫助解決讀書活動中的實際問題。其中，共青團在推動讀書運動開展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58年6—8月，共青團中央舉行三屆三中全會，號召共青團員和廣大青年應自覺地參加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同年11月，共青團上海市委召開第二次上海市青年大會，號召廣大上海青年讀好書，積極參與生產生活。此后，在“紅旗讀書運動”開展的各個階段，上海各級共青團組織一直擔任著主要推動者的角色，積極組織青年參加讀書運動，較好地發揮了黨的助手作用。
（二）動員機制
在開展“紅旗讀書運動”過程中，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各級指導委員會通過多種動員方式對青年進行動員。
第一，思想動員。各級指導委員會或指導小組主要通過報紙、展覽會、座談會等媒介和形式進行輿論宣傳，以此激勵青年參與到讀書運動中去。報紙在當時是宣傳效力最大的媒介。據統計，這期間《文匯報》對“紅旗讀書運動”的報道有115篇，《新民晚報》對“紅旗讀書運動”的報道也達到34篇，其他各大報紙也都對“紅旗讀書運動”作了大量報道。同時各開展單位也通過召開典型事例座談會、作品分析座談會等小組活動的形式豐富讀書活動，起到了思想動員的作用。
第二，組織動員。上海主要依靠市、區縣以及基層單位等各級的共青團、工會、學聯、青聯等組織具體實施。首先由市“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進行決策部署，然后再由各區、縣根據市里的決策安排落實，繼而再向工廠、學校傳達市“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的相關方針政策，推進各單位貫徹執行。由此，形成了層層有規劃、級級有人管的組織機制，覆蓋到全市各區縣的工廠、學校等單位的廣大青年，調動他們積極參與“紅旗讀書運動”。
第三，樹立典型。先進模范具有不可估量的組織號召力量，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產生于人民群眾中的讀書榜樣對開展讀書運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開展過程中樹立了多個先進典型，且有意識地樹立過去因受壞書影響而消極度日、在參加讀書運動后積極向上的典型人物。如國棉九廠女工周鳳嬌過去受舊小說和黃色小說的影響較深，勞動觀念不強，不安心工作，在參加讀書運動后，閱讀了《青春之歌》《志愿軍英雄傳》等革命文藝小說，下定決心與壞書絕交、與好書交友，并主動交出了私藏的黃色小說。此后，她又閱讀了包括毛澤東著作在內的140余本紅色書籍，撰寫讀書心得和書評122篇，成為一名熱愛勞動、努力學習的積極分子，并在1960年被評為區級“三八”紅旗手。“紅旗讀書運動”在開展過程中通過宣傳典型人物，生動地刻畫了他們的思想演變過程，用典型榜樣帶動更多的青年參加讀書運動。
（三）激勵機制
從1959年5月開展“紅旗讀書運動”開始，上海市總工會和共青團上海市委就制定了評比與獎勵的政策。評比、獎勵不僅可以檢閱學習成績和總結“紅旗讀書運動”的成果，還可以通過表揚和獎勵認真學習的積極分子，鼓舞青年學習熱情，推動讀書運動持續開展。經過評比，被認定讀書成績良好者，獎給“紅旗讀書運動”獎章一枚；對組織讀書活動成績良好的基層單位（包括車間、班級、生產隊或小組）發給“紅旗讀書運動”獎狀一張；凡是積極參加“紅旗讀書運動”者，均發給“紅旗讀書運動”獎勵卡一張。獎章、獎狀、獎勵卡不僅是一種鼓勵性措施，更是獲獎者的一種榮譽象征。“紅旗讀書運動”積極分子獲得獎章后，不僅能夠成為本單位的學習榜樣，而且一般都會成為單位的先進個人，進入黨組織重點培養對象的范圍，此外，還可享受休假療養的待遇。例如，上海市總工會曾在1960年6月1—7日組織一批“紅旗讀書運動”積極分子赴杭州休養，以此“表揚先進，交流經驗，鼓勵職工的學習積極性”。各種舉措形成的激勵機制，保證了“紅旗讀書運動”的深入開展。
四、“紅旗讀書運動”的經驗啟示
七年的“紅旗讀書運動”不僅提高了青年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素養，引領青年的思想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而且極大地豐富了青年的業余生活。在開展“紅旗讀書運動”前，青年的業余生活枯燥乏味，工作學習之外的業余時間基本都是荒廢的。但在開展“紅旗讀書運動”后，通過廣泛動員，吸引青年參加各種形式的學習小組，充分利用他們的業余時間來閱讀毛澤東著作、政治理論書籍、科學技術書籍及革命文藝書籍，豐富了青年的業余生活。有的青年說：“過去時間無處用，現在時間不夠用”，在參加讀書運動后，他們一有空就看書，口袋里裝上書，甚至下班回家在車子上也要看幾頁。例如青年俞金根，過去由于工作和升學未落實，生活較單調，空余時間多，常常是睡大覺、逛馬路，但參加讀書小組后，生活態度變得積極向上，一有時間就看書，寫心得，或者到圖書館去當義務服務員。此外，“紅旗讀書運動”還提升了青年工人的工作熱情和工作效率。例如，求新造船廠一個彎管小組在讀書運動中學習了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困難”“矛盾相互轉化”的觀點后，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轉而在生產上加強創新，使生產指標增加了3倍。又如，國棉七廠李奉蘭小組在學習了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矛盾論》以后，小組成員干勁倍增，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一）“紅旗讀書運動”為加強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并結合本單位工作實際開展“紅旗讀書運動”
圍繞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開展“紅旗讀書運動”是一條重要經驗。1959年開展的“紅旗讀書運動”正值黨提倡實現手工操作機械化半機械化的技術革命運動時期。上海市紅旗讀書運動指導委員會緊密配合，對青年進行樹立遠大志向的教育，向讀書小組推薦并組織學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偉大的十年》《展望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工人學習哲學叢書》等書籍。這些書籍對廣大青年樹立共產主義志向，發揚不斷革命、忘我無私的思想品格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成為廣大青年大搞技術革命的巨大動力。在經濟困難時期，針對部分職工和青年克服困難信心不足，談吃講穿之風較盛，不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業余生活等問題，共青團上海市委著重推薦了毛澤東的《愚公移山》《將革命進行到底》《怎樣對待困難》以及革命文藝書籍《創業史》《苦菜花》等多部與青年修養相關的書籍。通過閱讀這些書籍，激發了青年的革命熱情，培養了艱苦奮斗的作風，為戰勝困難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柱。同時，各單位也根據實際工作需要有側重地向廣大職工尤其是青年職工推薦與業務相關的書籍。例如，上海市對外貿易局除了推薦政治理論方面的書籍外，還重點推薦了外貿基礎知識書目，如《對外貿易實務》《我國對外貿易基本知識》。這樣，不僅加強了職工的政治理論學習，而且還提高了廣大職工和青年的業務工作水平。
2.建設讀書輔導陣地，組織讀書輔導活動
“紅旗讀書運動”能夠開展七年之久，并且每個階段都能有所收獲，這些成績的取得離不開讀書輔導工作。以上海市工人文化宮、青年宮、圖書館為中心，各區、縣以及基層的文化館、俱樂部、圖書館都成為讀書輔導學習的陣地，有計劃地向群眾推薦好書，開展形式多樣的、為群眾所喜愛的讀書輔導活動。同時，在沒有固定場所的地方建立流動讀書輔導站，形成從市級到基層的讀書輔導陣地，加強對廣大青年的閱讀指導工作。這些讀書輔導陣地經常舉辦讀書報告會、講座等活動，交流讀書輔導工作經驗，推薦優秀讀物。各層次的讀書輔導活動采取以自學為主、輔導幫助為輔的方式，在青年中開展包括讀書講座、讀書晚會、科學晚會、故事朗誦會、學習心得交流會、讀書征文、讀書問題討論、圖書宣傳文藝晚會、專題圖書展覽等各種生動活潑的讀書輔導活動，培養廣大青年的閱讀興趣，啟發閱讀自覺，提高閱讀理解能力。
3.培養學習骨干，建設理論隊伍
加強群眾中學習骨干的培養教育是“紅旗讀書運動”能夠深入基層并廣泛持久開展的充分保證。“紅旗讀書運動”開展過程中，各級指導委員會根據“自力更生、邊學邊干”的原則，采取“學”“講”“寫”等實際鍛煉與培養訓練相結合的辦法訓練了幾萬名學習骨干分子，在學校、工廠中都形成了學習骨干分子的隊伍，通過組織骨干分子結合生產、學習、生活等實際問題舉辦讀書經驗交流會、輔導會，提升廣大青年參與讀書活動的興趣和熱情。例如，南市區工人講師團團員在“學”“講”“寫”過程中，政治理論水平、思想覺悟、講解能力、寫作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大多數人擔任基層講師組的組長、副組長；國棉九廠、華通開關廠等都舉辦了學習小組長短期訓練班以迅速培養學習骨干。學習骨干分子被推選為全市開展“紅旗讀書運動”的先進典范，各單位通過學習他們的經驗從而更好地開展本單位的“紅旗讀書運動”。
4.以青年為主體，帶動基層群眾讀書
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視學習的優良傳統，把這一傳統培養成為社會風氣是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經驗。如果說加強黨內學習是黨內教育必由路徑的話，那么社會教育也必須通過開展學習活動來實現。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多次開展讀書活動，在學習中思考和研究社會主義建設各種問題，以此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同時也為全社會做出了榜樣。“紅旗讀書運動”的特點是在基層社會開展的學習教育活動，以青年為主體，立足基層，對引領社會思想健康發展具有導向性意義。讓青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黨加強上層建筑建設的重要任務，這項工作不做好，黨的執政基礎就不穩固。廣大青年生活、工作在社會基層各個領域，他們的思想動向往往成為基層群眾社會存在的晴雨表。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的開展，為黨加強基層群眾的思想引領創造了很好的方式。
（二）對“紅旗讀書運動”的思考與啟示
黨和政府非常重視在青年中組織開展讀書活動。1959年3月12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并中共中央提交請示報告，提出結合五四運動40周年紀念，在青年中適當開展閱讀有關“五四”的書籍活動，特別是《五四運動》《青年運動的方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毛澤東著作，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按照當地情況開展活動，“進行一次廣泛深入的革命傳統教育”。同年12月5日，共青團中央向中央報告：“我們已同各地團委議定，決心以不斷革命的精神，把已經脫盲的青年廣泛地組織起來，繼續進行學習。”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共青團中央和各省市區黨委：“在青年中組織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作為黨加強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的歷史實踐，上海開展的“紅旗讀書運動”給我們提供了以下幾點重要啟示。
1.堅持黨的領導，為青年端正政治方向提供保證
思想政治教育關系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青年通過讀書學習收獲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啟示我們，正是因為有黨的領導，青年讀書才能有正確的方向，才能在實踐中指導青年讀什么書、怎樣讀書。目前，中共中央部署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學習教育（以下簡稱“四史”學習教育），為當代青年開展讀書活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寬闊的學習空間。廣大青年要在黨的領導下，圍繞“四史”學習教育，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讀書活動，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中實現自我提升。
2.形成有效機制，為青年學習成長搭建平臺
對青年來說，通過讀書可以學會如何成長。強烈的求知欲可激發青年的讀書熱情，但僅憑興趣讀書很容易陷入盲目性，青年讀書需要形成有效的引導機制，需要有能依托的良好平臺。上海青年“紅旗讀書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時代引領青年正確成長必須在形成有效的學習機制和搭建良好平臺上下功夫。
3.加強組織力度，為青年積極參與學習活動創造條件
青年自主讀書的意愿較強。然而，自主讀書不等于自發讀書，通過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青年讀書活動，有利于把讀書的自主性與組織性相結合。要推動當代青年學習的健康發展，既要調動讀書的積極性，又要加強組織性，提高青年讀書的組織力度。
4.豐富學習形式，為青年提高學習興趣增添動力
當今時代，電子網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廣大青年在接受新事物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閱讀電子書籍為他們汲取知識提供了便利，然而，紙質圖書的閱讀方式不能因此而丟棄，把電子書籍與紙質書籍的閱讀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兩種閱讀方式的優勢互補，有益于青年結合時代的特點提高讀書興趣，在豐富多樣的讀書形式中取得更大的收獲。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不負時代，不負韶華，不負黨和人民的殷切期望！”這是黨中央對廣大青年提出的要求。共青團員代表致獻詞：“請黨放心，強國有我！”“強國”不是空洞的口號，必須落實到行動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當代中國青年要志存高遠，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認認真真地讀書，踏踏實實地學習，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增長知識本領，努力把自己鍛造成為堪擔重任的時代先鋒，以優異的成績、杰出的貢獻報效我們的偉大祖國和人民。
［作者簡介］齊衛平，教授，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0241；劉號，法學碩士，助教，渤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21013。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