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國初期,出版總署通過組織、聯絡、培養編譯力量,制定翻譯計劃,保護翻譯版權,建立國際書店等舉措,控制、影響著文學翻譯活動。時任出版總署副署長、編審局局長的葉圣陶在日記中共時性地記錄下其警醒與反思,涉及編譯者之能力有無、譯本質量之高下、翻譯計劃的利弊與實施的完滿程度、體制運作的官僚化現象等。描述翻譯史與出版史,既需對政策和制度做"公文"式梳理,也要對個人話語做"私語"式考辨。前者呈現出動機、目標與手段,后者注目于效應、結果與實存:兩相對照,庶幾接近乃至復原翻譯史、出版史的真實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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